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论语·公冶长》）
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
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论语·里仁》）
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
第三，在言信关系方面，儒家特别强调讲话要讲信用：
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论语·学而》）
言忠信，行笃敬。（《论语·卫灵公》）
这里应该指出，孔子所谓的最崇高的道德理想是有历史局限性的，特别是有阶级性的，是为当时的统治者服务的。然而，我们也应该认识到，虽然道德理想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但因为道德本身总是在一定的政治框架下形成的，而且儒家文化是中国两千多年里的主流文化，中华文化话语的特征就是它总是为维护政治服务的。“一言而兴邦一言而丧邦”（《论语·子路》）和“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都道出了儒家对话语的政治诉求。
当代中华文化学术已经有了一定的关于中国话语研究的基础，比如曹顺庆（2001，2002）、陈国明（2004）、陈汝东（2004）、申小龙（2001）、施旭（2005，2006，2008）、GuanShijie（2000）、Jia Wenshan（2001）、Lu Shuming（2000）、Lu Xing（2000）、沈开木（1996）、邢福义（2000）从不同的角度挖掘了中华文化中的学术资源，并讨论了再利用的方式，这里不再赘述。
（四）重构话语准则的新范式
新的话语研究的范式应该是什么样的呢？它应该具备什么特殊性能或标准？或者说，它应该遵守哪些基本话语准则？这里我们强调三个要求：
1．新范式必须立足本土文化
这主要是说，作为东方文化范式的一部分，它不应该一味追随另类文化学术圈的旨趣，而是能够从中华文化自身的需要出发，帮助解决自身的问题，这包括促进中华文化的自觉和提高，以及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平等交流和发展。
2．新范式必须具有中华文化的特色
这就是说它必须在知识论、理论、方法、问题方面超越现行的状况，并且反映中华文化的传统与现实。这是范式创新的基本要求，也只有这样，我们的研究实践才能最终推动话语研究的多元对话和发展。
3．新范式必须具备全球的视野
这意味着它必须：（1）在知识论、理论、方法和问题方面具有文化兼容并蓄的性质；（2）作为东方学术的一分子能够在概念和语言上与主流学术群体进行对话；（3）不仅能帮助我们研究中国话语，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认识其他文化的话语，为人类的沟通与和谐发展服务。
（五）重构新范式的行动策略
从上述的国际学术背景、中华文化的历史和现实、中华学术资源和现有基础，以及范式的文化创新的基本要求来看，我们面临的将是一项宏伟而艰巨的研究工程和事业。下面我们就重建中华文化话语研究范式提出一些具体的研究策略，或者说我们研究者应该采取的“话语原则”。所建议的各项策略，有的可单独进行，有的可并行实施，有的可联合进行，也有的可分阶段展开。学者和学术团体应该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而定。
1．大力、持久抵御学术文化霸权行为，积极提倡、展示学术的文化多元化
比如，我们可以对关于语言、话语、传媒的学术话语中的文化、民族、种族关系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通过文化比较方法、历史追溯方法、性别分析方法等去凸显学术话语中所谓的“科学性”、“中立性”、“客观性”、“普遍性”的偏颇；通过文化比较方法展现被遗忘、被边缘化的文化学术思想；通过文化对话、交流和讨论，建立一套统一的国际文化学术话语的基本准则和策略；在掌握国际主流学术的基础上，特别关注、学习第三世界以及中华少数民族的有关语言、话语、交际的学术思想，实现文化的全面创新。
2．重新发现、重新解释、重新表述传统中华学术的概念、理论及方法
在本文里我们着重探讨了中华文化和学术的资源，看到了中华文化特有的智慧、语言认识、语用要求和理想，这是我们范式创新的良好基础。但是，我们只有将传统文化和学术与时代的要求、主流学术话语结合起来，新范式才能有生命力。所以，我们应该选择、挖掘那些既有文化特质又有利于研究当代中华话语的、并且能与主流学术话语相衔接的概念、理论和方法；对历史传统的学术思想赋予时代的新解释并给予主流群体能够理解的表述形式，使之融汇到新范式的话语中去。
3．以全球化的新视角重新认识、阐释中华话语的历史与现状
当代中国话语与历史、国际文化是不可分割的，特别是在全球化加剧的新时代，我们必须以这种更加宏大的视角在理论上去重新审视中华话语的性质和地位。比如，我们可以通过文化比较的方法考察中国人说话传统、习惯、准则、策略；理清中华文化的历史、心理、哲学（伦理）、宗教信仰等与当代话语的关系；揭示中华话语与其他东方话语和西方话语之间的相互关系，包括它们各自所处的社会地位。
4．关注当代中国自身关心的、具有重大国内国际意义的话语现象和问题
关怀当代关于中国语言的语言学、话语学、修辞学、传播学等，专家、学者和学生应该同时关注中国人的语言生活——他们如何受语言的困扰，如何运用语言提高、改善他们的生活，如何促使中华文化和民族能够在国际社会中享有平等、公正的地位。比如，为了提高中华文化和中国民族的自觉、自醒、和谐、发展、进步，我们可以去发掘反映中国和国际重大现实问题的话语现象和问题，对它们进行反思并提出新话语的形式和内容；为了化解强权文化的敌意和偏见，促使世界不同文化能与中华民族平等交往，我们可以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揭露霸权话语的非理性／理性；同样，也可以从文化历史的高度更加全面、准确地阐释中华文化话语。
五、结语
重建中华文化话语研究范式将对本学科领域以及人类文化大有裨益。首先，新范式将帮助中华学者重新找回自己的声音和身份，这样，我们不仅能够以自己的文化视角更加准确、全面地审视和描写中国话语，而且在国际学术圈内也能成为一个有活力的并具有主体性的份子。再者，我们还可以以自己的视角、理论和方法通过对话丰富现行的学术框架，促进真正的学术创新。最后，当我们能够站在本土和全球相结合的文化多元的立场上进行文化平等的学术对话、评价和合作，那我们的话语研究势必会促进人类的相互理解和共同发展。
然而，前面提议的学术工作和取得的成果如果只是在华语圈内传播，那并不能完全获得上述的结果。这就要求我们的学者加强合作（比如与外语界和社会科学界其他学科的合作），将中华学术的声音和成果逐步、持久、全方位地带进国际学术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