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不是突然形成的，而是文明历史演进的结果。一方面，文明生活的历史价值，通过生活实践与礼仪规范，不断得以传承；另一方面，现实生活又不断地接纳与改造外来的价值信仰。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既坚守历史文明生活中的价值，又吸收外来文明生活中富有竞争力的价值，因而，人必然生活在古典价值与现代价值的巨大冲突之中。作为生命主体的人，必须适应文明的巨大价值约束，在生命的创造过程中，逐步确立个体的自由价值信仰，并最终在社会价值与文明价值中实现个体的自由价值。文学艺术的基本目的，就是为了探究生命的自由存在价值。文学的价值信仰，是个人化的，形象化的，它让生命的意义呈现在具体的艺术生活情景中。有关生命价值信仰的理解，在文学艺术中，往往可以得到直接的生命回应。按照艺术的经典法则，你可以亲在式地与李白重逢，与吴承恩重逢，与歌德重逢，与陀思妥耶夫斯基重逢。当心灵在宁静的夜空中与他们重逢时，就会接受他们的形象与思想启迪，并与他们进行深刻的生命对话。这是漫长的心灵旅程：这些先知们的感性体验和内心独白，有时比哲学思想更难理解，更加扑朔迷离。生命价值信仰，仿佛不在现实生活的巨大约束之中，而在艺术生命的自由想象之中，或在先贤的生命探索与生命启示之中。在中西价值论美学的沉思中，就需要我们面对经典，就这些先知的经典作品进行亲在式体验与价值确证。面对经典，通过个体的生命体验，在心灵确认的价值指引下，与先贤进行伟大的生命自由价值对话。
在这种价值体验与生命反思过程中，你可以发现：李白的心灵，是如此自由奔放。“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是何等傲然独立和自由的人格精神！“仰天长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这是真正的自信力以及对世俗的蔑视和反抗！艺术家以其人格精神凝练的诗句，显现了生命的真理或生存的价值理想。尽管我们在生活世界中是如此渺小，但是，我们的心灵是如此认同李白的生存价值信念。他那狂放的生存价值信念，是如此鼓舞着青年人的心灵，仿佛李白的灵魂始终充盈着丰沛的自然主义精神和自由主义气息。他那奇幻纵肆的心灵是何等博大，那与神灵相会的剑胆箫心是何等磊落傲岸，这是自由人格的化身，也是生命价值的自由想象。同样，基于这一精神，可以通过《西游记》的自由想象与艺术形象，领悟生命存在的可能与意义。生活并不只有现实价值原则，现实历史生存价值原则未必符合人的生命自由理想。在自由而纯粹的心灵想象中，人们崇拜那自由自在的精灵孙悟空，尽管在这一形象身上，存在所谓忠义和反抗的不彻底性，但是，他那大胆的叛逆精神，总是辉映着中国人的心灵价值追求。在这种价值信仰中，人们认同了孙悟空的生存价值选择，例如，孙悟空火眼金睛，能识破妖魔鬼怪而毫不留情，是何等的勇敢智慧；他刁钻耍泼，敢于违背一切禁忌，甚至大闹天宫，是何等的大胆与狂放。对任何礼法的尊严和神圣，他都施之以嘲弄的口吻，那七十二变、九九八十一难，都最大限度地表现了他的力量，又是何等的自由威武！这是中国人心灵自由想象潜力的释放，是渴望解放、渴望反抗、渴望摧毁一切腐朽和残暴压迫的力量的主体性精神价值的象征。历史现实的价值法则，使得中国人内心背负着过于沉重的精神负担，但是，通过孙悟空形象，生命的自由价值信仰，仿佛都在此得到升华，当然，这一形象，又烙上中国人所特有的心灵印痕。那便是生命一旦遭遇折磨时，便屈服极权，例如，孙悟空头戴金箍，就害怕观音菩萨给唐僧的咒语。这位反抗一切的叛逆者，却在内心深处忠于礼义，这与普罗米修斯有着根本区别，因此，孙悟空也就缺乏普罗米修斯那彻底性的反抗。另外，孙悟空的反抗，毕竟过于任性，带有儿童反抗的特征，这就使得他的反抗不可能彻底。由于缺乏理性指导的反抗，因此，有时他就不免任性胡为，他的反抗缺乏明确的目的和远大的理想，这正是中国作家思想上不可避免的东方精神悲剧。然而，这一反抗之神，却始终能激活人们的想象力，成为中国儿童心爱的“上帝”，我们在这一形象中获得心灵的放任和满足。艺术就是这样，通过形象的创造，彰显真理，传达生命的自由价值信念。
尽管我们生活在人生价值的巨大约束中，即我们无法逃离社会生活价值与文明生活价值的约束，但是，我们不能在这巨大的价值约束之中损毁自我的生命，即使现实历史生活价值专断残酷，也不能失去生命自由价值的想象。文学艺术比哲学思辨能够更好地想象与理解生活的自由价值，前者并没有固定不变的价值信念，它只需立足于生命自身，后者则有确定不移的价值信念，通过价值观念建立人类生活的不变信念。事实上，灵魂在杰作中冒险，那种狂欢的极乐，实在是无法言说，那欢乐中有着最自由最丰盈的生命启示。在个体生命解释中，与张承志的作品相遇，对我来说，意义重大。他那感性与理性交融的文字，深深契合我的心灵，尤其是他那抒情的力量和人格理想，一次次把我带入沉醉的境界，所以，如何更深刻地去理解张承志通过艺术作品所传达的生命价值信念，曾经是我的思想任务。张承志那沉雄的气魄和力量，洋溢着生命的欢乐与幸福，这是对宗教信仰价值的诗性表达。张承志的文学创作，是为民族创作的，为了传达民族的精神价值信念，也是为宗教信仰而写作，因为他的价值意识全都源自于他所信仰的宗教。在他那里，英雄的行为并不是生活的伪装，他实践生活的价值承诺，使得坦诚的情感价值传达变得优美而崇高。张承志所崇拜的游荡于祖国北疆的精灵，正是巨大生命价值力量的象征，因而，他的绿风土、黄沙瀚海、九座宫殿、金牧场和哲合忍耶，就是生活存在价值的形象表达。他追求“清洁的精神”，从不掩饰过他那深度的绝望和那孤独的前卫意识，“无援的思想”和“胡涂乱抹”，表达着他那内心的骚动与价值冲突时的困惑。他渴望圣洁，并守卫圣洁，敢于在市民狂欢中诅咒庸俗的诗人。他的作品仿佛是诗，也仿佛是宗教，更像生命哲学。他没有无聊的文字，正如凡·高从来不去画裸体（唯一的两张女性裸体和几幅石膏裸体模像，也极不成功），就是为了实践圣洁精神的价值信仰，所以，张承志的作品很少挑逗性的性渲染。
正是通过张承志的中介，凡·高和毕加索向我们走来，或者说，由张承志对凡·高的无限崇拜中，可以领悟艺术的内在生命价值。从生命价值传达意义上说，凡·高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宗教画家，他那深刻而独特的悲天悯人情怀，他的全部人物画像和风暴描绘，皆包含着深沉的静穆和忧郁。尽管《播种者》和一些男性肖像画中所呈现的价值信念，表现出创作者对生活或生命的无限热爱，但是，那深度的艰涩情调，也表现出生活的无限艰难与生命永不屈服的意志。凡·高的自画像，就表达了他对生活的无限困惑，也显示出内在的生命价值信守。当他对生活充满希望时，他头上的草帽，就显出灿烂的光辉；当他对生活充满绝望时，他那包着布的耳朵和那能洞察神秘的眼神，流露出无限的困惑。这就是艺术形象中的自由生命价值表达，在这种价值表达中，呈现出生命的情感力量与生存意志。只有观看凡·高在阳光下、在太阳雨中所描绘的大自然时，我们才感到作者博大的胸怀。天空、大地，都在跃动；阳光、心灵，都在燃烧；他那特有的扭曲、旋转的色彩和线条便是他内在的心声。也许基于此，毕加索那魔鬼般的个性，也使人们产生浓厚兴趣，毕加索深刻地洞悉了恶的本质。
按照传记作家的看法，毕加索身上具有某种魔鬼本性。从价值评判意义上说，他既是创造者，又是毁灭者；他的最大艺术价值，就在于洞悉了这个世界的恶所具有的力量。在毕加索作品中，邪恶和魔鬼力量所造成的恐怖景象，显示了人类生存体验的深度绝望感；当他正视生命的绝望与痛苦时，没有压抑那米诺陶式的强大性骚动；事实上，在他的艺术变形与价值寻求中，米诺陶那永不满足的性和浑圆的身体，在无边的艺术实验中极度膨胀。性放纵和战争恐怖，在毕加索的作品中前所未闻地体现出来，让我们不能不感到世界的战栗。在生命的边缘地带或在生命的现实体验中，人类生活的艰难与希望，激发人自由地思考生活的本质与生存的价值。
艺术中跃动的，永远是活泼的生命力量，它让我们感到生命的充实与愉快，并不提供概念，也不是为了确证某种古老的价值原则。艺术永远让我们从具体的生命存在出发，展示给人们的，也永远是天空、大地、阳光和河流，它最崇高的信念，就是崇拜生命和热爱生命。艺术就是这样，以形象直接进入真理，以形象直接把握真理。生命存在价值的想象与理解，通过艺术的形象自身获得了不朽的证明。
当人站在生命的悬崖上面对魔鬼歌唱时，审美与审丑之间的界限正在瓦解，这就是现实生命价值信仰与理想生命价值信仰的冲突。必须承认，文学艺术的想象是如此博大深邃，而我们的生命又是如此卑微有限，因而，人们总是十分渴望，又十分遗憾地亲近又离开他们。从经典艺术与艺术家的自由表达意义上说，人们必须反复进入但丁的世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陶渊明的世界、王维的世界、鲁本斯的世界、马蒂斯的世界，然而，我们并非时时都以热情去拥抱他们。只要生命不终止，人们一定会真正进入生命艺术的世界，而决不会在他们之外徘徊。也许，许多人不能进入这些先知的世界去作深度开掘，因为理性思维力量还太弱。从经典解释学意义上说，马克思的美学思想和康德美学思想最值得阐释，因为他们正视了审美与道德的价值，也传达了政治解放与经济创造的价值。康德从生命自由理想出发，把感性与理性结合在一起，把认识论和目的论结合在一起，提出“美是道德的象征”；马克思从政治解放与社会革命出发，把生产与消费联系在一起，把劳动创造与价值确证结合在一起，主张“劳动创造了美”。从价值哲学与理性哲学意义上说，价值论美学的德国思想传统具有重要的地位。在现代美学中，正是对德国哲学的系统思考，人们才真正理解美学与人的生命活动之间的内在联系。按照现代价值论美学的思路，既可以将德国古典哲学美学和现当代哲学美学打通，连贯起来，放置于德国文化思想史之中，又可以将马克思、恩格斯以及新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美学置入自由主义思想传统中，寻求人类生命价值的深刻理解。
在这个意义上，德国美学的理性主义倾向，特别是浪漫主义美学中理性与神秘的融合，显示了生命存在价值反思的积极意义。
任何价值论美学，皆应是民族理性主义精神与审美自由主义精神的结合，因此，现代中国价值论美学的创建，必须回到中国传统的思想家园，回归先秦人文主义哲学思想的反思之中。由于曾受偏见的支配，许多人轻率地放弃对古老中国思想文化的探究。从德国思想文化的思考中，人们学会了对中国古老文化的真正尊重，特别是先秦思想的百家学传统需要重新理解。当人们与老子、孔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的思想接近时，生命存在价值的多元性与审美道德价值的多元性，对于现代人的精神生活与存在信仰提供了丰富性启示。事实上，现代价值论美学家的创立者，例如，宗白华、方东美、熊十力、牟宗三，皆根源于先秦思想的理性主义与道德主义传统。从这一思想线索中，可以发现，古老的中国思想文化，是如此执着地守卫着生生不息的生命精神，几乎所有的思想，都成为对生命进行探究的学说。无论是思考美学问题，还是艺术问题，人们都力图从生命哲学的角度出发，去理解人的生命活动本身，尤其是庄子，显示了中国独特的生存智慧和最神秘的心灵想象。在这种复杂体验中，现代价值论美学的思维空间便真正扩大了，形成了东西方对话和古今对话的双重格局，唯其如此，现代价值论美学和艺术学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由于对生生之德的坚守，特别是对道家的浪漫精神与儒家的礼乐精神和佛家的佛性精神的推崇，现代中国价值论美学显示出深邃的精神力量。值得提出来的是，今道友信、泰戈尔、阿罗频多的东方智慧哲学，也充分预示了现代东西方哲学、美学和艺术会通的光辉灿烂之前景。心灵在思想文化历史的长河中跋涉徜徉，获得了无穷的安慰和休息。犹如在春风浩荡中，审美者可以自由地接受大自然的生命启示；我们谛听风，谛听雨，俯视大地，仰望天空，寻找路，寻找一切生命崭露的迹象。于是，一切变得浪漫而富有诗性，一切变得清晰而又扑朔迷离。世界摆在我们的眼前，生命是如此复杂而灿烂，关于人的生命活动的阐释和思考，关于生命的形而上追寻，关于生命的体验和顿悟，就成为美学和艺术思考的当然之则。这样，我们生命的价值，就在这种思考中延伸；我们生命的意义，就在这种思考中确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