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乡土中国生命存在者的亲历性体验与亲在性记忆中，可以自由想象伟大生命的现实价值与神圣价值。张承志的《黑骏马》，通篇以一首古老的歌曲旋律贯穿着，显示出结构的纯粹性。作品的主旨，虽然不时为“我”的抒情所打断，然而，叙事的激情，的确源于奶奶和索米娅。当索米娅被黄毛希拉强奸了，奶奶却按照草原风俗接受了这一事实。之所以这么宽容地顺从，因为这正是草原妇女的历史宿命；这种社会，纵容着黄毛希拉们；这种文化，宽宥着黄毛希拉们。当她们不遵循历史的文化风俗时，这种风俗文化自身，却无能为力。黄毛希拉们无恶不作，活得痛快淋漓而又混混浊浊，他们那粗野的动物性本能，无边际地发泄着。作者所惊叹的是，索米娅生存的勇气和坚定的信念；她不在乎自己的痛苦，却把一切爱献给孩子和别人；那风俗文化的牺牲者和不幸者，只能在暗夜里，在心房里偷偷哭泣。索米娅那瘦小的女儿，是不幸的风俗文化的“产品”，在艰辛劳顿中寄托着美的希望，这种探讨是何等沉重！这不是文明与愚昧的冲突所可以简单把握的，也不是悲剧与喜剧的转换概括得了的，这是生命的探索和生命作值的沉思。无穷的生命问题和答案，留给了接受者！
韩少功的《爸爸爸》，通过文明与愚昧的冲突，探讨湘西农村人们的生活和信念问题。又黑又瘦又脏又丑的长不大的孩子“丙崽”，只会说“傻话”的人却成了半神仙。几千人的山村，几百人的乡里，总会有这样的傻子；他们只知道胡言乱语，不懂得正常人的社交语言，傻乎乎地独往独来，愚蠢地过活。他们疯疯癫癫，自唱自乐，仿佛有着自己的世界，于是，人们给了他一块领地：“阴间代理人”。当他成为阴间阎王的代理人时，乡下人莫名其妙地把他们当作活神仙朝拜，以求解除病痛，全家平安。经济的落后与文化的封闭，决定了他们只能求神问卜，而没有资格、没有能力相信现代科学。在那些底层生活中的伟大生命形象的创造中，七十多岁的老奶奶，可以为了儿子的病，步行几十里，上高山，磕响头跪拜祈祷。然而，一切都无济于事，病死的依然病死。他们求助了天地神灵，也求助了祖宗神灵，每逢春节和四时八节，只好在亲人的坟前，或者在祭堂，摆上菜，斟上酒，表达自己的心愿，祈求他们的护佑。正是在这种自欺欺人中，我们认同了独特的乡土风俗文化，从而虚构出揪心动魄的“风俗文学”，真实而又沉重的文学。任何乡土价值法则，其实，皆是现实生活价值立法的具体化，或者说，在理想的超越的人生价值难以获得时，人们更愿意坚定现实生命价值信仰。
乡土中国作家的亲历性与亲在性生命记忆，创造了许多饱含着民族古老价值信念的自由形象。刘恒与贾平凹，更多地关注风俗文化下的妇女命运。《伏羲伏羲》，展示的正是乡村“造孩子”运动，杨天青成为绝望的牺牲者。那个绝望的叔叔娶了年轻的女人，在折磨和蹂躏中日夜不停地操作，寄希望于儿子的诞生，以传续祖宗的“香火”，但是，怎么也无法让菊豆怀上他的“香火”。天青在压迫和饥饿中，与同龄的女人相遇，却无法拥有爱情，充满情欲的心，只能通过墙上的洞眼，“瞻仰”菊豆的胴体，连菊豆撒尿和洗澡，都成为他生命存在的最高享受，终于，菊豆在田野的草丛中属于了他。他们造出了儿子，他那贪婪的叔叔以为是自己的产品，当叔叔明白一切时，便开始了疯狂的报复，最终，在绝望中死去。真正的儿子，却不认同血缘的父亲，并充满因羞辱造成的仇恨，于是，杨天青只好在水缸里自杀了。张艺谋在改编这个电影时，最后让杨天青脱光衣服，头朝下光屁股朝上，并让小孩欣赏他的“大本本”作为结束。我觉得，这根本不合文化风俗的真实，张艺谋为了自己的需要夸大改变了生存事实，生成壮烈而又粗野的效果，而失去了悲剧的真实。这是在展示妇女命运的同时，展示男人的命运，刘恒的双重探索，无疑增加了文化生存价值反思的力度。贾平凹的《太白》、《美穴地》、《白朗》、《浮躁》，以文化风俗为根本，从而，展示新与旧、丑与恶、文明与愚昧的冲突，完成悲剧与喜剧的转换。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真正具有喜剧并带有正剧色彩的风俗文学，也许只有冯骥才的《神鞭》、《阴阳八卦》和《三寸金莲》，陆文夫的《美食家》，谢友鄞的《煤窑》、《马嘶秋诉》，莫言的《红高粱》等，其中，带有较激昂的情调，而且，完成了化丑为美和化腐朽为神奇的艺术辩证法的努力。他们在对文化风俗的游戏表现中，掺进了一些政治文化因素，从而使类似传奇游戏的故事具有了现实意义和社会意义。毕竟，这种喜剧情调的文化风俗小说只占少部分，他们多多少少与武打小说相关，或者与改革文学相关。
野蛮的风尚，确实充满野性的力量，虽然底层社会能够永远保持自己的活力，这种野蛮的力量从未消失，个体生命永远保持自己的野蛮生存力量，然而，我们也需要思考，为什么文明的力量不能成为我们的社会的主导价值信仰？只有野蛮的力量与野蛮的生命意志，才能成为生活的真正价值信念？这说明，文明生活价值，始终没有超越野蛮之上成为普世价值律法。野蛮的文明，好像总是少数人占有大多数人的劳动成果的文明法则；由于普世价值的缺乏和平等自由信念的欠缺，绝大多数人不得不处于野蛮的秩序中。相对于自由的生活而言，官方的价值律法，对于国民来说，就是野蛮的等级制度下的文明，只是官僚享受自由权利的文明，而不是国民自由平等享受的文明。当官僚与国民永远处于二级对抗体系中，“仇恨”，就是作为与压迫相抗衡的唯一动力或手段，显然，这是不可能构建真正的文明生活的。人们只有保持自身的野性，才能在原始力量崇拜的官僚社会保持着自己的生存力量，因为对于许多国民来说：他们没有争取权利的自由，只有交税的自由；没有申请保护的自由，只有当兵充夫的自由；没有权利，只有义务；没有自由，只有重负。这种责任与义务；权利与自由的完全失衡，是文化苦难与文化愚昧的真正根源。
综观风俗文学对悲剧和喜剧的展示，可以发现，特殊民俗的展示，特殊风土人情的表现，具有典型意义的形象塑造，民族文化心理痼疾的展示，拓宽了作家对现实生活的理解，深化了对中国人生命观念的理解和认识。在面对乡土文化记忆时，作家为何津津乐道于苦难，他们想做什么？
到底是想通过展示苦难，让人们惊醒，还是通过展示苦难，正视生命的残酷？如果只是为了生命的原始记忆，为了生命的野蛮记忆，为了真实记忆，那么，艺术家到底想主导怎样的生活？在此，艺术家的生命价值观与艺术价值观，处于迷茫状态，如果说，艺术的价值观就是正视丑恶，对苦难的历史进行真实的记忆，那么，又不完全符合艺术的审美价值观或理想生活价值观！如果说，艺术对丑恶与苦难的记忆，就是对政府与权力阶层的批判，那么，它如何能够达成这一力量？基于此，艺术在表现苦难时，必须有其价值观，而不是简单的生活历史真实记忆；最真实的苦难记忆，如果没有价值观的照耀，就可能是一片黑漆。但是，在价值观的照耀下，我们可能瞥见人性深处的伟大力量，瞥见苦难承受者对施暴者的斗争勇气，瞥见生命存在的正义与勇气，因而，不能一味地叙述衰弱的国民生活景象。
像《阿Q正传》的叙述，在现时代是无济于事，我们需要追问：这是谁之罪？我们必须改变这种缺少自由平等价值信仰的社会，让国民真正得到自由。改造国民性，绝对不是从改造国民本身出发，我们需要的是改造国民生活赖以生活的政治法律制度。如果不改变政治法律制度，国民性的改变或传统中国生命存在价值观的转变，就是一句空话。只有让国民自由地选择，自由地发展经济生活，国民的自由与尊严才能真正形成，这不是口头上给予国民自由所能完成的任务。因此，许多作家只有历史的记忆，没有真正的生命价值观或文化自由价值观，那种悲剧与苦难的叙述，事实上毫无意义。既无文化社会与政治生活批判的意义，因为政府官员不会阅读这些作品，也无文化价值重建的意义，因为国民只有自贬的苦难体验，无法想象自由而正义的生活理想。
6．2．3生活的底层体验与寻根者的愚昧主义思想追踪
这种风俗文学的本体形式，许多作家习惯地称之为“寻根”；风俗与“寻根”联系起来，正是为了确立生命的价值。在乡土文化风俗的叙述性展示里，融入了作者的价值观念，作家之所以选择风俗文化来表现，是因为风俗文化里裹挟着复杂的生命问题。通常把风俗理解为特殊的文化仪式，这并不错，但是，任何风俗礼仪背后，皆有着复杂的文化心态。在贵州的一些山区，“小丈夫娶大媳妇”这种风俗礼仪背后，正是经济文化形态的畸形结构的象征：一方面，家庭需要健壮的女性替代并帮助年老的妇女；另一方面，男性正是以这种形式完成了纳妾功能。正是这种落后闭塞的不发达的经济文化，决定了愚昧的婚姻风俗与情爱习俗。再如，湘西世界中生命存在者把一些疯疯癫癫的人奉为“活神仙”，从根本上说，也是由现实经济状况所决定，即在不发展的政治经济困局中，人们无力无钱治病禳灾，便把希望寄托在这种虚妄中，从而寻求心理的安慰。闽南沿海地区盛行的婚姻风俗，其实，也与特殊的历史时代妇女的生活命运相关。风俗不是教条，不是僵死的清规礼仪，它不应内在地制约人们的精神和行动。每一风俗里，蕴藏着与政治经济相适应的文化，人们不能违背这些风俗，否则，生命便受到威胁。只有遵循这些风俗，内在地实践这些风俗，生命才能得到根本保证，不然，你在风俗社会里无法生存下去，你会感到叛逆和孤独的恐惧。妇女更不容易承载起这个重负，她们往往为了名誉和尊严，选择死亡，在中国这个极权的社会里，妇女的懦弱常常伴随着悲剧；即便是反抗，也因势单力薄，以失败告终。当风俗成为特殊的法律，一乡一族的首领，都可以执行这一法律，宣布人的死亡。妇女之沉重苦轭，尤其表现在性压抑和情感压抑上，似乎天生比男人低一等，必须服从男性社会的安排。如果把感情和性献给她所爱的人，背叛了风俗社会中的家庭和丈夫，那就等于选择了死亡。
在乡土风俗背景下，人民并没有多少自由可言；风俗是约定俗成的，成了人们的精神和行动的现实障碍。风俗文化下最大的牺牲品，是妇女，她们牺牲了青春、自由、爱情、平等，乃至生命。在贾平凹的《太白》中，作家所写到的妇女，聪慧而又美丽，但是，只能是地主和强盗的娼妇。《美穴地》里的妇女，为选择意中人牺牲了美丽的容貌；《白朗》里的妇女，在强盗的威逼下，险些把梅毒传染给白朗。乡土生活中的妇女，不仅是地域文化风俗的牺牲品，甚至可以说，是整个中国等级文化的牺牲品。《伏羲伏羲》里的菊豆，最终没有享受到生命中的爱情，在偷偷摸摸中爱了一生，恋了一生。作家敢于正视风俗并表现风俗，面对真实的生存苦难与勇气往往让人感受到作家的坚韧与冷漠，坚贞与痛苦，但是，乡土小说家在展现真实时，通常，皆忽略了内在的生命存在价值追问：即这是谁之罪？是什么造成了民族生命存在的最艰难痛苦的存在？这种非自由的非生命或者说非人性的生命存在方式，难道是天然如此吗？难道只能通过仇恨表达吗？
在追问这是谁之罪时，还应有对自由生命价值存在进行理想展望，可是，许多作家恰恰在理想表达与生命自由价值想象上一筹莫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