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乡土中国生命存在者的亲历性体验与亲在性记忆中,可以自由想象伟大生命的现实价值与神圣价值。张承志的《黑骏马》,通篇以一首古老的歌曲旋律贯穿着,显示出结构的纯粹性。作品的主旨,虽然不时为“我”的抒情所打断,然而,叙事的激情,的确源于奶奶和索米娅。当索米娅被黄毛希拉强奸了,奶奶却按照草原风俗接受了这一事实。之所以这么宽容地顺从,因为这正是草原妇女的历史宿命;这种社会,纵容着黄毛希拉们;这种文化,宽宥着黄毛希拉们。当她们不遵循历史的文化风俗时,这种风俗文化自身,却无能为力。黄毛希拉们无恶不作,活得痛快淋漓而又混混浊浊,他们那粗野的动物性本能,无边际地发泄着。作者所惊叹的是,索米娅生存的勇气和坚定的信念;她不在乎自己的痛苦,却把一切爱献给孩子和别人;那风俗文化的牺牲者和不幸者,只能在暗夜里,在心房里偷偷哭泣。索米娅那瘦小的女儿,是不幸的风俗文化的“产品”,在艰辛劳顿中寄托着美的希望,这种探讨是何等沉重!这不是文明与愚昧的冲突所可以简单把握的,也不是悲剧与喜剧的转换概括得了的,这是生命的探索和生命作值的沉思。无穷的生命问题和答案,留给了接受者!
韩少功的《爸爸爸》,通过文明与愚昧的冲突,探讨湘西农村人们的生活和信念问题。又黑又瘦又脏又丑的长不大的孩子“丙崽”,只会说“傻话”的人却成了半神仙。几千人的山村,几百人的乡里,总会有这样的傻子;他们只知道胡言乱语,不懂得正常人的社交语言,傻乎乎地独往独来,愚蠢地过活。他们疯疯癫癫,自唱自乐,仿佛有着自己的世界,于是,人们给了他一块领地:“阴间代理人”。当他成为阴间阎王的代理人时,乡下人莫名其妙地把他们当作活神仙朝拜,以求解除病痛,全家平安。经济的落后与文化的封闭,决定了他们只能求神问卜,而没有资格、没有能力相信现代科学。在那些底层生活中的伟大生命形象的创造中,七十多岁的老奶奶,可以为了儿子的病,步行几十里,上高山,磕响头跪拜祈祷。然而,一切都无济于事,病死的依然病死。他们求助了天地神灵,也求助了祖宗神灵,每逢春节和四时八节,只好在亲人的坟前,或者在祭堂,摆上菜,斟上酒,表达自己的心愿,祈求他们的护佑。正是在这种自欺欺人中,我们认同了独特的乡土风俗文化,从而虚构出揪心动魄的“风俗文学”,真实而又沉重的文学。任何乡土价值法则,其实,皆是现实生活价值立法的具体化,或者说,在理想的超越的人生价值难以获得时,人们更愿意坚定现实生命价值信仰。
乡土中国作家的亲历性与亲在性生命记忆,创造了许多饱含着民族古老价值信念的自由形象。刘恒与贾平凹,更多地关注风俗文化下的妇女命运。《伏羲伏羲》,展示的正是乡村“造孩子”运动,杨天青成为绝望的牺牲者。那个绝望的叔叔娶了年轻的女人,在折磨和蹂躏中日夜不停地操作,寄希望于儿子的诞生,以传续祖宗的“香火”,但是,怎么也无法让菊豆怀上他的“香火”。天青在压迫和饥饿中,与同龄的女人相遇,却无法拥有爱情,充满情欲的心,只能通过墙上的洞眼,“瞻仰”菊豆的胴体,连菊豆撒尿和洗澡,都成为他生命存在的最高享受,终于,菊豆在田野的草丛中属于了他。他们造出了儿子,他那贪婪的叔叔以为是自己的产品,当叔叔明白一切时,便开始了疯狂的报复,最终,在绝望中死去。真正的儿子,却不认同血缘的父亲,并充满因羞辱造成的仇恨,于是,杨天青只好在水缸里自杀了。张艺谋在改编这个电影时,最后让杨天青脱光衣服,头朝下光屁股朝上,并让小孩欣赏他的“大本本”作为结束。我觉得,这根本不合文化风俗的真实,张艺谋为了自己的需要夸大改变了生存事实,生成壮烈而又粗野的效果,而失去了悲剧的真实。这是在展示妇女命运的同时,展示男人的命运,刘恒的双重探索,无疑增加了文化生存价值反思的力度。贾平凹的《太白》、《美穴地》、《白朗》、《浮躁》,以文化风俗为根本,从而,展示新与旧、丑与恶、文明与愚昧的冲突,完成悲剧与喜剧的转换。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真正具有喜剧并带有正剧色彩的风俗文学,也许只有冯骥才的《神鞭》、《阴阳八卦》和《三寸金莲》,陆文夫的《美食家》,谢友鄞的《煤窑》、《马嘶秋诉》,莫言的《红高粱》等,其中,带有较激昂的情调,而且,完成了化丑为美和化腐朽为神奇的艺术辩证法的努力。他们在对文化风俗的游戏表现中,掺进了一些政治文化因素,从而使类似传奇游戏的故事具有了现实意义和社会意义。毕竟,这种喜剧情调的文化风俗小说只占少部分,他们多多少少与武打小说相关,或者与改革文学相关。
野蛮的风尚,确实充满野性的力量,虽然底层社会能够永远保持自己的活力,这种野蛮的力量从未消失,个体生命永远保持自己的野蛮生存力量,然而,我们也需要思考,为什么文明的力量不能成为我们的社会的主导价值信仰?只有野蛮的力量与野蛮的生命意志,才能成为生活的真正价值信念?这说明,文明生活价值,始终没有超越野蛮之上成为普世价值律法。野蛮的文明,好像总是少数人占有大多数人的劳动成果的文明法则;由于普世价值的缺乏和平等自由信念的欠缺,绝大多数人不得不处于野蛮的秩序中。相对于自由的生活而言,官方的价值律法,对于国民来说,就是野蛮的等级制度下的文明,只是官僚享受自由权利的文明,而不是国民自由平等享受的文明。当官僚与国民永远处于二级对抗体系中,“仇恨”,就是作为与压迫相抗衡的唯一动力或手段,显然,这是不可能构建真正的文明生活的。人们只有保持自身的野性,才能在原始力量崇拜的官僚社会保持着自己的生存力量,因为对于许多国民来说:他们没有争取权利的自由,只有交税的自由;没有申请保护的自由,只有当兵充夫的自由;没有权利,只有义务;没有自由,只有重负。这种责任与义务;权利与自由的完全失衡,是文化苦难与文化愚昧的真正根源。
综观风俗文学对悲剧和喜剧的展示,可以发现,特殊民俗的展示,特殊风土人情的表现,具有典型意义的形象塑造,民族文化心理痼疾的展示,拓宽了作家对现实生活的理解,深化了对中国人生命观念的理解和认识。在面对乡土文化记忆时,作家为何津津乐道于苦难,他们想做什么?
到底是想通过展示苦难,让人们惊醒,还是通过展示苦难,正视生命的残酷?如果只是为了生命的原始记忆,为了生命的野蛮记忆,为了真实记忆,那么,艺术家到底想主导怎样的生活?在此,艺术家的生命价值观与艺术价值观,处于迷茫状态,如果说,艺术的价值观就是正视丑恶,对苦难的历史进行真实的记忆,那么,又不完全符合艺术的审美价值观或理想生活价值观!如果说,艺术对丑恶与苦难的记忆,就是对政府与权力阶层的批判,那么,它如何能够达成这一力量?基于此,艺术在表现苦难时,必须有其价值观,而不是简单的生活历史真实记忆;最真实的苦难记忆,如果没有价值观的照耀,就可能是一片黑漆。但是,在价值观的照耀下,我们可能瞥见人性深处的伟大力量,瞥见苦难承受者对施暴者的斗争勇气,瞥见生命存在的正义与勇气,因而,不能一味地叙述衰弱的国民生活景象。
像《阿Q正传》的叙述,在现时代是无济于事,我们需要追问:这是谁之罪?我们必须改变这种缺少自由平等价值信仰的社会,让国民真正得到自由。改造国民性,绝对不是从改造国民本身出发,我们需要的是改造国民生活赖以生活的政治法律制度。如果不改变政治法律制度,国民性的改变或传统中国生命存在价值观的转变,就是一句空话。只有让国民自由地选择,自由地发展经济生活,国民的自由与尊严才能真正形成,这不是口头上给予国民自由所能完成的任务。因此,许多作家只有历史的记忆,没有真正的生命价值观或文化自由价值观,那种悲剧与苦难的叙述,事实上毫无意义。既无文化社会与政治生活批判的意义,因为政府官员不会阅读这些作品,也无文化价值重建的意义,因为国民只有自贬的苦难体验,无法想象自由而正义的生活理想。
6.2.3生活的底层体验与寻根者的愚昧主义思想追踪
这种风俗文学的本体形式,许多作家习惯地称之为“寻根”;风俗与“寻根”联系起来,正是为了确立生命的价值。在乡土文化风俗的叙述性展示里,融入了作者的价值观念,作家之所以选择风俗文化来表现,是因为风俗文化里裹挟着复杂的生命问题。通常把风俗理解为特殊的文化仪式,这并不错,但是,任何风俗礼仪背后,皆有着复杂的文化心态。在贵州的一些山区,“小丈夫娶大媳妇”这种风俗礼仪背后,正是经济文化形态的畸形结构的象征:一方面,家庭需要健壮的女性替代并帮助年老的妇女;另一方面,男性正是以这种形式完成了纳妾功能。正是这种落后闭塞的不发达的经济文化,决定了愚昧的婚姻风俗与情爱习俗。再如,湘西世界中生命存在者把一些疯疯癫癫的人奉为“活神仙”,从根本上说,也是由现实经济状况所决定,即在不发展的政治经济困局中,人们无力无钱治病禳灾,便把希望寄托在这种虚妄中,从而寻求心理的安慰。闽南沿海地区盛行的婚姻风俗,其实,也与特殊的历史时代妇女的生活命运相关。风俗不是教条,不是僵死的清规礼仪,它不应内在地制约人们的精神和行动。每一风俗里,蕴藏着与政治经济相适应的文化,人们不能违背这些风俗,否则,生命便受到威胁。只有遵循这些风俗,内在地实践这些风俗,生命才能得到根本保证,不然,你在风俗社会里无法生存下去,你会感到叛逆和孤独的恐惧。妇女更不容易承载起这个重负,她们往往为了名誉和尊严,选择死亡,在中国这个极权的社会里,妇女的懦弱常常伴随着悲剧;即便是反抗,也因势单力薄,以失败告终。当风俗成为特殊的法律,一乡一族的首领,都可以执行这一法律,宣布人的死亡。妇女之沉重苦轭,尤其表现在性压抑和情感压抑上,似乎天生比男人低一等,必须服从男性社会的安排。如果把感情和性献给她所爱的人,背叛了风俗社会中的家庭和丈夫,那就等于选择了死亡。
在乡土风俗背景下,人民并没有多少自由可言;风俗是约定俗成的,成了人们的精神和行动的现实障碍。风俗文化下最大的牺牲品,是妇女,她们牺牲了青春、自由、爱情、平等,乃至生命。在贾平凹的《太白》中,作家所写到的妇女,聪慧而又美丽,但是,只能是地主和强盗的娼妇。《美穴地》里的妇女,为选择意中人牺牲了美丽的容貌;《白朗》里的妇女,在强盗的威逼下,险些把梅毒传染给白朗。乡土生活中的妇女,不仅是地域文化风俗的牺牲品,甚至可以说,是整个中国等级文化的牺牲品。《伏羲伏羲》里的菊豆,最终没有享受到生命中的爱情,在偷偷摸摸中爱了一生,恋了一生。作家敢于正视风俗并表现风俗,面对真实的生存苦难与勇气往往让人感受到作家的坚韧与冷漠,坚贞与痛苦,但是,乡土小说家在展现真实时,通常,皆忽略了内在的生命存在价值追问:即这是谁之罪?是什么造成了民族生命存在的最艰难痛苦的存在?这种非自由的非生命或者说非人性的生命存在方式,难道是天然如此吗?难道只能通过仇恨表达吗?
在追问这是谁之罪时,还应有对自由生命价值存在进行理想展望,可是,许多作家恰恰在理想表达与生命自由价值想象上一筹莫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