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生活中的强者相信强盗哲学或流氓哲学，用金钱首饰收买女人，带她们去舞厅、咖啡厅，然后，在大酒店占有她们的玉体。在这个世界上，谎言又像蜂蜜和糖果，使姑娘心醉神迷。在物欲利诱的背后，纯洁必定被玷污，美丽必定被腐蚀，香气必定被污染。“这个世界把姑娘变坏了”，顾城此时此刻，一定深刻地感到了沉渣浊物的可恶，并幻想复仇。然而，邪恶者有他生存的权利、地盘和手段，你无法彻底消灭它。纯洁的心灵，圣洁的理想，隐逸的自然，这才是诗人的真正宝贝。因为有了它，生命才会延伸；失去它，生命必定萎缩死亡。诗人在叫：“上帝啊，你让我的宝贝不要摔碎吧！”“你把我摔碎吧！”“你不要把我的女孩破坏，你把我破坏吧！”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诗人只能自己关心自己，并昭示读者：“警惕啊，人们”。诗人只能诅咒邪恶的强盗：“哪个人不是强盗，抢花，抢宝贝。”诗人厌恶强盗的行径，更憎恶骗子的谎言，“吃我的鸟儿，抢我的鱼和我的姑娘家。”《英儿》就是向这些流氓和市侩哲学发出的控诉和诅咒。“你们偷了我神殿的东西啊！我的神殿呀！”“你们什么时候为别人想了，你们雅致的生活够了。”“你们道出自己生活的美丽理论来，其实是为了少干活多享受。”强盗的世界，自有强盗的逻辑，邪恶的力量或邪恶的生存价值哲学，是如此强大，它们如同无穷的匣子，永远也开启不完，那黑暗而又神秘的力量无影无形，而又无处不在。诗人的逃离是有理由的，诗人的恐惧也是有理由的，诗人的愤怒也是有理由的。“你们没完没了吹泡泡糖，你抢了多少别人的东西来。”“你们没完没了，还想没完没了”。“你们害死了我都没事”，“不该抢我的珠宝，还踩了开心”。这朴素而又单纯的话里，浸透着诗人呐喊、愤怒、悲恸的血泪，“别以为上帝睡觉了，你们要受报应”，诗人的诅咒是真实的。
绝不应把《英儿》只看作诗人的生命自传，《英儿》的生存哲学和死亡哲学，或者说，这部诗性小说所呈现的生存论价值美学，具有普遍性意义，是对后现代主义世界文化的崭新探索。“我知道上帝在我一边，我精神的小身体，让我做了那么多事，画了画，写了诗。”“我待在谁也不稀罕的地方，那是我的神殿。破房子，劳动，吃苦，天涯海角姑娘家。”强盗的本性在于：掠夺和占有；强权的哲学在于：杀戮和抢劫。他们并不考虑他们掠夺和占有的宝贝所具有的真正价值，他们的残酷本性在于力图在任意挥霍中，在魔鬼的狰狞笑声中糟蹋任何宝贝。“我一万金子都不卖的东西，你才卖两毛钱。”“你们都是有价证券，值多少卖多少”，诗人早就洞穿了强盗的秘密；“世界的一切都可以交换、买卖、交易、转让”。他们不需要心灵和人性，只相信兽性与野蛮，并且，要在法律的雾障下，蒙住人民的眼睛，披上华彩之合法的神圣的外衣，借此来掩盖那邪恶肮脏的灵魂和邪恶残酷的本性。诗人陷入了深度的痛苦和绝望之中：“我的脑子坏了，它一直白天醒着，也许这就是死快来临的时候的感觉。”“我一直醒着。”这个世界该如何得救，我该如何得救啊，诗人思考的就是如此绝望的问题。我们知道，人生必须拥有“爱”这个宝贝，只有拥有它，生命才会放射出灿烂的光华。勃朗宁夫人因为拥有这一宝贝，才有美丽的诗；泰戈尔因为拥有这宝贝，才有天使般的歌吟；普希金在失去这一宝贝时，选择了决斗；马雅可夫斯基在丢失这一宝贝时，选择了自杀；叶赛宁在被骗走这宝贝时，走上了绝望之路。他们不只是为自我悲哀，也为这个世界悲哀；他们不只是为恐惧而选择自杀，也是为了反抗而选择自杀；他们用自己的死来证明自由的真理，并昭示现实世界生存逻辑之恐怖。同样，顾城为自我宝贝之丢失选择自杀，也是为了向这世界复仇而自杀，他要遁入永恒的天国，沐浴神圣的光辉。“没有它就完了”，“脑子坏了”。“你不能怪我疑心病，我经历得太多。”“人都是神经病。”这是顾城以诗人的敏锐所作的深刻洞察。无人愿意成为神经病患者，然而，你不想成为神经病患者，就必须接受现实世界的生存逻辑，就必须与强盗和骗子甚至恶魔合谋。
尼采早就深刻地指出：“这人是什么，是一丛疾病，经过精神出袭世间，在这儿他要有所劫获”。这种清晰的认识，已经洞悉了人性的弱点。
“这人是什么？是一聚毒蛇，彼此无一刻安宁，便彼此分开，图在世间有所劫掠。”人变得愈来愈不可理喻，这个世界，也就变得愈来愈危险。顾城作为清醒的理想主义者，对现实的洞察，对死亡的透视，使他产生深度的绝望，只能被推向深渊的边缘。他正站在深渊的边缘。此时，他所能想到的问题是：“从这里走就快到家了”，这是《英儿》所频繁出现的又一重要主题句，它是自杀和死亡的某种隐喻和象征。尼采所宣称的“我不喜欢你们的冷酷公理，从你们的裁判官眼中，只有刽子手和他的冷铁闪光”，在顾城这里，又一次获得证实，梦醒了无路可走，这是怎样的悲哀！于是，只有选择还乡的路，选择墓床。他既要面对死亡的痛苦和恐惧，又要想象天国的安宁和极乐。必须承认，人都是热爱生命的，谁也不愿意选择死亡。走上死亡之途，是因为对现实世界的彻底绝望。只要有一线希望，人们就决不会选择死亡，“魔鬼来抓我，我就跟它走吧”。没办法，“我一想生活，心里全是毒蛇。”“一按，魔鬼出来了。”因此，顾城在小说中已经预感到：“我是属于死亡的，我知道。”“但是，我并不爱它，我希望有灵魂回到我。”“我希望能得救，不太寂寞。”“只有在空气中，我的手没有松开，我才知道，什么是我的，全部是我的。”正如尼采所指出的那样：“许多人从生命前退开，只避开了痞徒；他不欲与痞徒共甘泉、火焰、果实。”这很合乎顾城的思想，因为诗人早就感到：“吃人成了饮料，成了音乐舞蹈。”所以，他说“我要睡觉”。“从这里走就快到家了”，死亡成为诗人唯一的选择。
唯有如此，才能守住家，守住心灵的自由，守住宝贝。“一起从悬崖落下去，什么都不要了。这是最后的安宁。”诗人由体验死亡的焦虑痛苦和恐惧，终于回复到平静，于是，他张开想象的翅膀，寻找返乡和回家的路。“我们再不要有柱子的家了，有石头的家了，有屋顶的家。”“只要手握着，这就是家。只要四下都是风的声音，这就是家。”“我的家在天上。”诗人终于获得了对于家的最本真的理解，获得了对自由的本真理解，至此，顾城的生存哲学和死亡哲学合二为一了，他的价值论美学，已经变成了追求神圣自然和纯洁美丽的殉道。于是，他敢于深刻地解剖自己：“他是装得很好的疯子”，他的幻想和实现幻想的能量，皆达到了疯狂的程度。于是，他要排除外界的一切，所有男人，所有男性化的世界，社会甚至生殖和自然，包括他自己。
“他用极羞怯的伪装和死来对付世界，来破坏一切常规。”顾城给中国现代文学史留下了永久讨论的问题，将来还会一次次重复这些思考。这就是：诗人为什么要自杀？“从这里走就快到家了。”诗人踏上死亡之路，“还乡”，诗人自杀了，以此来与世界彻底对抗并永远解脱。他的自杀，是生命的自由理想与现实生存原则之间不可调和的必然结果。
也许诗人对现实生活的绝望，是天使的绝望，是对理想生活不可能的绝望，所以，尼采才宣布“上帝死了”，因为他们从小就准备的，向上天祈求的那个国度毁灭了。这种毁灭，断绝了一切为他生存的可能，但是，这早已消失了的声音，透过城市的喧嚣和混乱，使我们的内心无法获得在自然中习惯的安宁。生命中那些永恒的有价值的宝贝，不应该随意抢劫，掠夺，不应轻易毁弃。“向孤独避世者我将唱我的歌曲，也向成双的避世者，谁还要听未曾听过的，我将以我的快乐充满他的心。”尼采的这段话，大约可以看成顾城创作《英儿》时的内在呼声吧！在这样喧嚣的时代，在嘈嘈杂杂的声音之上，绝望者的呐喊，显然，应看作是生命存在最内在的呼声。
“呼声是烦的呼声”，是直达生活本质的拼命呐喊，但是，“有声呼唤，而这对繁忙好奇的耳朵却不提供任何可以听来再去对别人讲，去同公众讨论的东西”。于是，“呼声在无家可归的沉默样式中言谈”。顾城的旷野呼告，也许能获得我们现代人的深刻理解，用心去聆听，然后在现代主义悲剧中自救，这大约是《英儿》留下的启示。顾城杀人然后自杀，他的悲剧发人深省，对此，加缪早就指出：“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自杀。”加缪也深刻地洞察到：“自杀的行动是在心中默默酝酿着的，犹如酝酿一部伟大的作品。社会在一开始于自杀并无关联。隐痛是深藏于人的内心深处的，正是应该在人的内心深处去探寻自杀。自杀的发生有许多原因。
总的说来，最清楚明显的原因，并不是直接引起自杀的原因。人们极少因为反思而自杀，引发危机的因素几乎总是不能控制的。”的确，顾城对死亡和自杀的哲学思考和艺术思考是十分复杂的。价值理想的冲突和价值理想的毁灭，是顾城选择死亡的根本原因，但是，这种根本原因，有时又可以看作是幌子，因为以这个幌子，可以有力地为自己的自杀和杀人辩护。从根本上说，人在想到自杀时，他对生存是彻底绝望了。在绝望时，人的全部行为是非理性和毫无理智的，他带着满腹的仇恨和决绝的姿态破坏一切。很少人在杀人和自杀之前，会对这个世界充满留恋和情谊，自杀这种特殊的行为，包含着自杀者的全部生活哲学。既然选择了自杀，就不会信奉任何理想价值观念，就不会接受任何积极价值原则的约束。人死了，什么都不可能知道，对于来世和天国，没有宗教观念的自杀者是没有畏惧的。杀人包含着全部的仇恨，自杀是保藏生命隐秘的方式，自杀也是对这个生存着的世界的深度恐惧和不自信。正因为生命可能面临这种危机，生命可能遭遇到这种绝望和恐惧，所以，神圣价值观念的重建显得更为迫切。许多思想家和艺术家，寄希望于宗教价值观念的建立，也有许多思想家和艺术家，寄希望于审美价值理想的重建。总之，人们都渴望找到一条精神性的道路。
海德格尔对此的思考异常辽远，在海德格尔的艺术沉思中，核心问题是“存在与艺术的真理”，即通过存在之思，切近真理，艺术以生命为根本，就是对真理的自由亲近。为了保证生命的纯朴性，“拯救大地和自然”，维护大地的本来面貌，维护大地的存在的真理，维护人类的基本生存条件，是可能的自由价值选择。在哲人看来，大地是万物之母，人也从属于大地，这种思考，显示了宇宙自然整体观念，为拯救人的精神危机找到了更为坚实的依托。因此，人类的精神危机日益加强，艺术的启蒙价值也显得越来越重要。在当代社会，生命自由信仰与生命欲望冲突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社会矛盾和人生矛盾愈来愈突出，愈来愈不可逃避；我们必须站在积极的立场上，守住人类的生命精神，超越日常生命的精神危机。
坚守易经哲学所预示的“生生之德”，一定能创造新生命的和谐。事实上，价值的体认，是无限开放又是无限自由的，如果说，在古典价值与现代价值的冲突中，我们不能不面对现代价值体验的焦虑，那么，在生命价值的信仰中，更应珍重古典价值的生命启示。在现代科学价值和生存伦理价值与古典宗教价值和生命道德价值的冲突中，现代价值的内在危机，只能通过古典价值信仰才能拯救。自然与自由，是我们生命价值论美学信守的核心主题，应该继续探索，只有在诗性自由之思中，生命价值论美学的全部意义才会发散出自由的光芒。顾城对自然的自由与人性的自由的理想性追求，执着而坚定，但是，对现实的强力与人性的欲望诱惑，显示了强烈而本能的对抗。对现实生活法则的极度不信任，对理想生活的过度夸张，这必然是生命的绝望根源，顾城在绝望生活的体验中找不到现实生活价值的方向，他更多的，只在意个人的心灵自由，却没有真正建立博爱的生命存在价值信仰。他的悲剧是必然的，也许在博爱的价值信仰面前可以避免，顾城的宗教怀乡从道家思想立场出发，放逐了神圣生命存在的价值信仰。顾城在精神深处是道家的信徒，而在生命想象中却与上帝进行独白式对话，这是深刻的价值错乱，并不是东西方思想价值自由融合所呈现出来的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