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因为“英儿”而美丽，一切因为“她”是根据，只有“她”可以让我活得更好，只有“她”才是诗人生命创造的宝贝。“我真像拜神一样地爱她，在夜晚，在柔和的灯光下，看她睡去，看她的眉。”还是泰戈尔洞悉了这种本质，“所有与一切有情合一的人，既存在于外界天空，也存在于我们内在的灵魂中。我们必须达到那种意识的顶点，那就是爱”。欣赏英儿的美丽性爱和纯情，对生活的真诚热爱，是诗人最难忘怀的奇遇，是诗人刻骨铭心的爱恋根据，是诗人生存价值的感性证明。“从来没有那么甜美，我从来没有那么甜美自如过。”“我清晰地看见了那个白天，夜晚，我和英儿一起所度过的无数欣喜的时刻。”“我的爱一次次升起。”在这种抒情时，顾城内心深处有对女性的感恩。我不自觉地把“在灌木丛”、“新月”、“我爱你了”这几个断章，与劳伦斯的小说联系起来读。顾城的叙述、诗意、灵性，甚至感伤情调，与劳伦斯极为亲近。他们都是大自然的纯情歌者，只不过，劳伦斯总是充满希望，而顾城则不自觉地流露出绝望。大自然的美是神圣的恩赐，哈代与劳伦斯，都珍惜这种自然的美；勃朗宁夫人，借此渲染绿色的梦幻和神秘；济慈、雪莱、华兹华斯，则力图表现那无边的神恩和绿色神灵。
顾城在本质上亲近这种英国式的自然主义，但是，作为东方人，他宁肯信奉东方神秘主义，这就导致他比劳伦斯更执意地追求与大自然的和谐。劳伦斯的性爱场景设计，带有故意性，如暴风雨中的裸体狂奔和性爱，而且，他对性生理的细致描绘和诗意赞美，分明沾染了城市流行病。
那种眼光与妓院中的狂欢，并无很大区别。顾城《英儿》中的G，更像开化了的野人，更像纯情的儿童或天使，因此，他不自觉地流露出对女性的感恩抒情，与勃朗宁夫人的十四行诗更加亲近，与华兹华斯更加丝丝入扣。
因此，顾城的诗体小说，在精神深处，接近英国小说的自然主义的生命美学价值取向，而反抗中国寻根小说的原始主义和野兽派作风。顾城主要通过性爱的展示，建立G与英儿、雷之间的和谐关系，并实践“在没有人的地方”这一自由价值存在理想。这是小说的主导部分，也是为大多数人所沉迷所接受的理想原则，我们可以反复找到这样的主题句：“在没有人的地方”，“在没人的地方”，诗人呆滞地喃喃地说，“在没人的地方”。这是《英儿》的主题句之一，它揭示了顾城的生命哲学，即只要与情人在一起，与神在一起，他就拥有至乐、极乐。“在没有人的地方”，这是诗人的内在呼声，诗人渴望在这个世界找到位距，找到独处之地，找到自由之境。这里所包孕的启示性，真是深不可测，“那真是令人眩晕的日子，我被这种爱情弄得惊讶而疲倦，被感激得不知所措。”“惊讶极了，心跳，我爱你了，爱极了。”“真的爱极了，真的脸红红的。”这个时候，顾城是如此地热爱生活，渴望生活。
人是奇妙复杂的，人生更是无底的棋盘，如果理性地去生活，发现总是很难很难，只有那些不问为什么而信奉强权哲学和奴才哲学的人，才会心安理得地存活。如何生活下去？如何找到自由的生存价值理想，如何确证个体生命存在的自由意义？这不能不引起现代人的思考，更希望先知的引导。顾城表达了他的困惑和探索，陷入了悖论之中，正如赵毅衡指出的那样：“作为诗人，强迫自己不信任语言；作为文化人，满怀与文化对抗的情绪；不屑世俗者，不得不处理包括儿女情的世间杂事；鄙弃名利者，不得不接受奖金周游欧美繁华世界；遁世归隐者，迟疑踌躇不归荒岛山居；女儿神性的信徒不得不对付追求尘世俗福的女人们；力主清心纯洁的人落入妒火的吞噬。”这是个神仙也得发愁的局面。顾城将《红楼梦》置入后现代主义文化中讨论，让贾宝玉的人性理想再一次与世界相对抗，顾城陷入了怎样的困惑之中！他是天才，也是弱者；他是理想主义者，又是现实主义者；他是先知者，又是魔鬼；他是热爱生命者，又是洞悉了死亡本质的人。因此，顾城所建立的生命价值论美学，必然走向死亡哲学和悲观哲学，这在现代价值论美学中是极有意义的问题。
5．2．3个体生命价值信仰危机与生存绝望的现实根源
世界的生存逻辑，不可能依据诗人的理想运行，它依赖现实的甚至恶的原则，顾城清晰地意识到：大观园欢聚只能是暂时的，但是，他渴望快乐永在，这正是其悲剧所在。他清楚地面对着墓床，力图抱住“英儿”这根救命稻草，每时每刻，外在的强大压力逼迫着他就范。个体的弱小与理想的脆弱，无法与现实逻辑抗拒；即便是诗人自己，也无法履行自己的诺言和心愿，并最终也选择了毁灭手段。贾宝玉的幸运在于：林黛玉对他无限痴爱，G却不可能拥有这种两情相恋死不分离的坚贞，这就使得顾城的悲剧更令人揪心。他所信奉的生命哲学或价值论美学，连情人也不理会，他那种不许违拗的生存意志，即便是情人也不愿接受。这说明：顾城在憎恶残忍的同时，自己也陷入了残暴。他没有道家“无为而为”、“自然而然”的开通，也不像贾宝玉那样变得无欲无情，随空空道人遁去的果决。他不相信强权逻辑又无力守卫自己的宝贝，这正是现代社会弱者必须承受的沉重悲剧。贾宝玉在受现实世界戏弄之后，忍受情人死去的打击，才决定以冷漠向世界复仇，以遁入空门给变坏的女儿性以残酷打击。贾宝玉的思想理路，似乎更易接近顾城的生命价值想象。顾城的思想里，有许多天真的因素：“我的就是我的，谁也不能夺走”；“谁夺走我的宝贝，我将向谁复仇！”G忍受英儿被人夺走的惨痛，才开始选择还乡的路。他还是太软弱，是真正的弱天才，所以，与这个世界决绝，成为他唯一的选择。杀妻然后自戕，显然，不能看做贾宝玉式的反抗，这是对破坏了自我生存哲学的残酷报复。然而，毕竟过于残忍了些，也因此留下了谜。
对现实生存逻辑的彻底绝望，弱天才只有选择还乡之路，这似乎是实现自我理想的最好归宿。以自杀向这个世界对抗，这种死亡哲学，可以说是顾城的存在论哲学。顾城在这一点上，与道家的返璞归真、守卫自性、成仙得道一点也不相同，却与西方诗人以自杀结束对这个世界的追问和反抗是那么合拍。东方之路走不通或不愿走，只有选择西方无数诗人的自杀之路。本来，家是永远的诱惑，与心爱的人待在一起，长相厮守下去，就是幸福本身，但是，长相厮守又总是处于生存的煎熬之中。不是贵族，没有天上掉下来的财宝；不是贪官污吏，银行里没有黄金积蓄。必须以自己的双手劳动，换来这种长相厮守的自由。人们不得不屈服于现实生存的逻辑。贾宝玉没有这种存在之虑，所以，才会为爱而爱，顾城无力解决现实与理想之间的纠葛，无法承担养家糊口的重负，也无法创造普通家庭的天伦之乐。诗人就是诗人，诗人超越了这种普通的需求，他需要母性与神性相统一的情人，比需要安乐和谐的平静的家庭更为迫切。卢梭就是如此，他无法控制和压抑自然的情感欲望，包括爱欲和性欲，又无法承担作为父亲和丈夫的责任，他总是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孤儿院。写出《爱弥儿》的诗哲，却违背了自己的理想哲学，屈服了现实逻辑，因此，对于顾城来说，爱自己比关心妻儿显得更为迫切。他更关注：我的生命该如何创造，而不是我该作出何种牺牲以弘扬生命。
顾城对世界的现实生命存在价值的控诉，具有相当的思想震撼力，但是，这种生存哲学或存在价值论美学，又必然受到根本性怀疑，所以，对于顾城来说，所能给予他的唯一选择是：“还乡”。而且，如果有来生，诗人也只能是一只鸟，或是天使，这也是我们所真正渴望的自由形象，反正，少有受苦的人愿意来生再做人。在这个世界上，许多人都感到生存的焦虑，因为相信强权、交易、邪恶、虚伪、奴才的世界，是无法让正直理想的人宽心安生的。顾城逃往海岛是成功的，但他重新返回城市，说明他的反抗是不彻底的，也是不可能彻底的，并且必然面临悲剧。悲剧似乎是预定好了的，在大观园式的自然情景中，G是自在的，然而，一踏入都市，G就感到恐惧。诗人带着自己的宝贝进城，而这宝贝在城里太光芒耀眼，邪恶的眼睛早就盯上了诗人的宝贝，并且在诗人身上打主意。这里，找不到“没有人的地方”，对于试图死守自己宝贝的弱天才，必然是危险的。离开海岛遁入都市，诗人只能自怨自艾，并发泄心中的无限愤怒。诗人嘲弄城里人的贪婪和卑鄙，而这种嘲弄和咒骂是无力的，因为“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天生的权力：谁天生该吃谁？”诗人一开始便洞悉了城里人的谎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