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圣人与超人观念，皆有植根于大地的文化生命意向。从前面的论证中，可以看出，老子的道德论之根本取向在于母性中心主义观念，他有意忽视了男性中心主义立场，或者说，废置了阳刚性生命观念，既不赞同天地交合、阴阳协调之辩证道德价值立场，亦不赞同阳刚为本、阴柔为辅的生命价值观念，所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价值原则，恰在老子道德价值学说的消解之列。这样，在天地合成中，老子独重“大地母亲”的德性，并将生命的最高道德根性与大地或母亲之德性相感通，作为圣人观念的独立价值意向。这里，显示了老子的思维立场，人们从老子的对立判断中，常见出辩证法。
实际上，老子之对立判断法，与通常意义上的辩证法大相径庭，由于老子的单相价值取向，不强调对立互动，只重视对立中的优势优生选择，实质上，采纳的是母性中心主义的极端化立场，并不带辩证法色彩。尼采也不是辩证性的鼓吹者，极力否定黑格尔乃至苏格拉底之辩证观，对赫拉克利特之辩证法则若有所思，其实质，采纳的也是极端主义立场，即男性中心主义的生命立场，以狄奥尼索斯崇拜为中心的生命本体化立场。尼采也是大地的崇拜者，他明确指出：“现在，我教你们什么是超人：超人是大地之意义。让你们的意志说，超人必是一大地之意义罢！”“兄弟们，我祷求着：忠实于大地罢，不要信任那些侈谈超大地的希望的人，无论有意地或无意地，他们是施毒者，他们是生命之轻蔑者，将死者，他们自己也是中毒者。大地已经厌恶他们：让他们去罢！”“从前侮辱上帝是一最大的亵渎；现在上帝死了，因之上帝之亵渎者也死了。现在最可怕的是亵渎大地；是敬重不可知的心高于大地的意义。”当然，老子与尼采的这种表面相似之处，丝毫不能掩盖他们之间的深刻矛盾，现在需要追问的是：为什么老子与尼采对现实与大地采取了相同的出发点，却导致了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呢？其根据本身就是文化存在价值之谜。
文化价值原则或生命价值原则之形式，说到底，皆与一民族之地理、气候与种族特质有关。地理上的寒暑变化、土壤贫瘠与肥沃，直接决定了此地域之人民的生存方式。北方各民族处寒冷之地，居广漠之草原，以游牧为生，故身躯庞大、心性粗豪、不受束缚，以勇为生命的最高价值取向。
南方人居海洋之滨，行大海之上，以海洋渔猎为生，以商贸为动力，故能成就其浪漫个性。希腊文化乃希腊民族之地理、气候和人种所决定，欧洲各民族所处地理、气候和种族各不相同，本不具有共同之文化，但是，西欧各民族的这种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导致希腊罗马民族能以精神或武力征服其他野蛮民族，欧洲民族，早有尚武重艺和自由达观的心性品质。此后，由于基督教文明远播欧洲各国，欧洲各民族禀有共同之信仰和相似之文化精神，这样，各民族虽保留了地域文化和古老的民族文化，但是，既接纳了先进的希腊罗马文化，又接纳了富有神秘道德信仰的基督教文化。
欧洲各民族皆形成了三种文化交互作用的历史精神格局。在以基督教信仰为主导文明时，希腊罗马文明则成为治国之纲领，民族的民间文化形式，则成了艺术精神的依托；当希腊罗马文明为精神主导时，基督教文明和民族文明则成为心性文明的精神创建方式。欧洲各民族常处在这种文明的多元选择和精神冲突之中。
尼采的“超人”，既有民族文明的作用，又有希腊罗马文明的强盛精神作用，这两种文明的结合，构成了尼采所宣扬的“超人”的核心本质。“超人”，即反对基督教文明的精神实践者，在人性主张上，他们主张生命欲望的强力展示，这与希腊罗马文明在精神上取得了一致性。尼采的“超人”，是强者的文化，是酒神文化崇拜的具体表现。在尼采那里，只要展示出生命的强力，抛弃信仰的虚幻，反抗道德理性的强制，对一切虚伪或伪善的教义宣战，就是伟大的胜利。他所主张的“大地”，实即对现实生活或肉身生活的充分肯定。肯定大地，即肯定人间生活；反抗虚幻，即反抗那种虚伪的精神生活或天堂理想。他试图让人站在实在的大地上，展示生命的狂欢与野蛮，享受生命的欲望与胜利，歌颂强者的法则。他的“大地”，并非是大地的真正品性，而是现世生活的象征形象，或者说，是实在的生命象征形象。他也要求人们牢牢地把握现世生活，以现世生活的强力意志作为价值评判的唯一依据。尼采的“超人”，是大地的坚守者，是尘世生活的享乐者，是天堂生活的反叛者，同时，尼采的“超人”，也是孤独者，他蔑视人群，崇拜野兽和强者法则。
在尼采那里，有的是对抗与冲突，他关心的是强者的胜利，而不在意弱者的失败，在他看来，弱者即应从世界中淘汰，这种强者原则，是对一切强力形式的认同，而在这种强势原则下，只有肉身的相互敌视和胜利，没有公平正义原则和自由理想，或者说，强者原则，就是有力者自己设定的公正与自由，是强者给自己的公正与自由，而不是给别人的公正与自由。所以，尼采反对一切形式的道德，以为道德是维护弱者的工具，因为强者不需要道德，所以，他主张一切人都应崇尚强者的原则而反抗奴隶的道德。这在自由意义下确实维护了公正与和平，打破了等级秩序与不平等的主奴关系的合法性，这种强者原则，也是对专制制度，特别是不平等的主奴制度的挑战。在尼采看来，只有强者的道德，才能造就自由的人，才能造就自由正义的法则。尼采的“超人”是大蔑视者，他蔑视一切文明制度，他蔑视现世生活中的伪善者，他蔑视各种虚伪的人生，力图通过引入“超人”来到人间，给人间宣示新的生命法则或道德法则。这样，超人就否定了所有文明的非人道习俗，他要创制全新的文明。必须指出，尼采的“超人”，对习俗制度的破坏，对不平等的社会秩序的破坏，对一切矫饰的文明的法则的破坏，确实，是强者的胜利。尼采是现实主义者，他崇拜强者的胜利，并以强者的姿态来恢复古典文明与信仰的自由价值，因而，他的“超人”，尽管有极端的破坏性，但同时也是大创造者、自由文明和生命的创建者。
老子决不能被称之为现实主义者，也不是历史主义者，可以说，他是不折不扣的理想主义者。中华文明在其起源之处，就笼罩着神秘主义的精神；这种神秘精神，逐渐被帝国专制和君主至上权威秩序所占据，于是，主奴关系、不平等关系、大国君王法则，成了这一文明所崇奉的现实原则。
在缺乏自由公正观念的社会，国民逐渐形成了远离政治、认同政治、忍受政治，追求个人闲适而不求自由公正的生存法则，学会在屈服中生存，在屈服中保全自己。老子的精神法则，本来是在母性中心主义价值范式下建立的，却不自觉地成了这种屈服原则的最具价值解释的思想基础。这样，公正或正义原则被长期弃置一旁，根本不能将天地自然之公正原则移植到人类社会或等级秩序之中，结果，只求个人长生的法则与屈服性生存原则深刻地契合一致。为无为与事无事，以虚为本、以寂为道成了中国人的价值范式，而真正应拥有的慈爱、谦让、俭朴之法则及其天道基础，则被长期废弃，于是，老子的“大地”说，成了忍认和屈服的精神法宝。老子的理想主义原则，一变而为现实主义的屈服性法则，这是精神误读，但又能有什么办法呢？当现实生存法则过于严酷，公义原则的普遍缺乏，统治者杀人残民无恶不作时，就形成残忍高压的统治政策。老子之思想，不仅没有动摇中国文化的这一价值根基，相反，他还为这种屈服性法则找到巧妙的依据，这可能是老子所无法设想的。对于母性文化精神过盛而男性文化精神不足的民族来说，过分的母性中心主义，不仅不能与强势文化相对抗，而且不能消解强势文化的压迫。
老子只看到了天地法则的一面，事实上，他只重视大地法则，而忽视了天道法则；在天地法则中，天道法则，始终应成为中心性法则，即以强盛为本，这能够使一文明在与他文明对抗中，葆有强势文化价值本身而能立于不败之地。这种天地交相胜法则或男性中心主义法则，在人类文明的历史行进途中，始终能处于优势地位。自然，也应看到，人类文明的最终毁灭，必然根源于这种强势原则的不断膨胀。事实上，西方文明的强势原则，并未许诺人类以美妙的未来，它只是预示着人类的末日。以美国文明为主导的西方文明价值范式，将使文明与文明对抗中人类最终不得不面对“大地毁灭”。
事实上，强势法则之间的最终争竞结果，就是毁灭人类文明和大地的共在法则。平等法则屈服于强权法则，理想法则屈服于现实法则，最终，理想主义就成了空洞的想象。从短时段来看，强势文明令人崇敬；从长时段来说，还是老子所许诺的文明形式，更能保全人类的和平生活。道家以母性中心主义为范导的价值模式，只能是母性中心主义的最终胜利，但人类基于眼前利益只崇尚西方主导的强势法则，文明选择本身就成了一件最荒谬之事。西方人至今不曾觉醒，这正是人类文明的悲哀，人类皆趋向于此，在强力竞争中求生存和发展，更加重了这种悲哀。
4．2．4超越王道之外：圣人何为与南面术之误读
在《道德经》中，老子规范了圣人的行为，“圣人”，实即理想的君王。
老子不满意各种各样的现实君王统治而试图创建理想的君王，这实质上涉及政治学问题，这样，创建什么样的理想国，即需要创制什么样的君王。
贺荣一将《道德经》第80章的形象描绘，视作老子的理想国模式，颇有道理。试看：“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之理想国，自有历史现实政治模式作为基础，这正如柏拉图的《理想国》以雅典政治文化作为基础，重在培养共和国的公民作为基本任务。此外，还有《太阳城》、《乌有乡消息》、《乌托邦》等各种理想国之模式。必须指出，无论思想者所创建的理想国模式如何，创建理想国的精神冲动本身，是可敬的行为。不过，也应看到，与古今任何一位思想家所创建的理想国一样，老子所创建的理想国也带有不切现实的一面。
老子所创建的理想国，在国家规模上，由于受到西周社会政治文化发展水平的限制，其视界难以开阔，故老子以西周时期卿大夫所拥有的最小采邑，作为其理想国的土地标准，这个理想国的特点在于：“小国”，“人民稀少”，这样，老子理想国的第一准则，是“国土小，百姓少”。与之相应的是，地少人稀，自然容易治理。在历史上，诸侯各国，为了战争，常奖掖男女生育，而在生存逼迫下，百姓逐水草而居，不断迁居。因人少自然可以保障生存需要，同时，又不致引发纷争。老子理想国的第二个标准，是“弃统军人才，不置兵器，使百姓安土重迁”。老子设定君王行无为之政。不用甲兵，故国泰民安，这样，民众不愿冒生命之危险远足他乡，而甘于质朴的农耕生活。老子理想国的第三个标准，是“民众头脑单纯，无知无识，君王不推行教育，文字废弃”，所以，要恢复结绳记事的方法。这是社会倒退的方法，是老子能够想象到的和平主义生存方法，这样，理想国的民众，构成了自给自足的社会，自耕自织自居。自由自在，欲望被压缩和减低到最大限度，或者说，生活到了极端淳朴之境。于是，民众自愿“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而这所甘所美所安之一切，实即极其简陋的物质生活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