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终端市场档次的提高对企业的生产技术和生产过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企业传统的初级加工方式和传统的生产过程管理显然面临一系列的问题。一方面，产品技术难以提高，以技术模仿为主的生产导致产品差异化程度无法提升。生产过程的传统管理也使得产品质量和品质的稳定性无法得到保障。另一方面，内源式的生产过程难以有效吸纳和创新适用的先进技术，改进生产。因此，技术与生产过程的开放是市场过程开放的重要基础。
企业通过生产过程的开放，强化生产分工，大规模吸纳新型适用技术，提高专业化的生产过程管理，进而提升产品档次。在此基础上，品牌行销才有价值。
而且，生产过程的开放会进一步推动产品技术创新和产品差异化程度的提高，这进一步促进了市场的开放。
再次，技术与生产过程的开放对要素投入的开放提出了切实而紧迫的要求。一是资本投入。生产技术的提升和研发的投入，终端产品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转变都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这绝非民营企业缓慢积累所能企及的，必须依托资本市场和企业股权的开放，通过产权融资渠道大规模筹集资本，完成生产技术投入。二是管理与组织要素的投入。企业生产过程的开放，势必要求管理过程的制度化、标准化和规范化。三是企业家要素的投入。
即必须全力提升企业家素质，特别是开放选拔企业经营管理人才，打破家族制经营的藩篱，建立开放、协调、公正的人事选拔制度。
总体而言，浙江省民营企业面临经济发展阶段的转化，在市场转换上已经比较顺利地推进。一些企业已经在品牌化经营、建立排他性的营销渠道、构筑产品差异化等方面取得良好业绩。但是，技术与生产层次的开放却因传统生产模式的路径依赖而起步迟缓。特别是民营企业与国际企业生产领域的相互渗透合作，企业加入国际大型企业的OEM 体系等方面仍然步履蹒跚。大部分民营企业仍然停留在来单加工水平，无法在生产技术上获得根本性的提升。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民营企业在要素投入上的开放更加滞后，传统的借贷融资和自有资本积累仍然成为其主要的资本来源，而且浙江民营企业普遍出现“厌贷”现象，资产负债率低，极大地制约了企业规模的扩张。其内在的原因在于管理和企业家要素投入法人封闭所致。家族化经营模式制约了企业规模和企业经营管理层对风险的驾驭和控制能力，使得浙江民营企业普遍“长不大”。
综上所述，浙江经济发展的阶段特征转化已经对基于原有经济阶段根植性特征的民营企业内源式发展模式提出了根本性的革新要求。而这种革新要求的渐进性和相对长期性又往往弱化了企业行为转型的迫切性。大部分的民营企业仍然在传统的内源式发展路径上寻求突破。但是，仔细观察不难发现，那些成长绩效良好的民营企业，往往就是那些顺利突破内源式发展的路径依赖，成功实现市场，生产过程乃至要素投入各个层次上开放的企业。
由此我们不难断言，这一轮经济阶段特征的转变将是民营经济从内源式发展模式向开放型经济转型的内在动因。
二、区域发展路径的变革是转型的重要原因
（一）经济发展战略的演变是转型的思想基础
改革开放之初，浙江省的基本省情是自然资源禀赋差，国家投入低。浙江省政府通过一系列的经济发展战略，使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的经济发展一直位于全国前列。浙江经济发展战略可以分为四个阶段（金祥荣，2003）。
第一阶段（1979-1988年）：发展战略核心思想的形成。在这一阶段，政府在宏观调控机制上主要形成了三方面发展战略思路：一是在经济结构上，紧抓“轻纺工业”，进一步强化了浙江省“轻、小、集、加”的经济结构。二是在经济主体上大力扶持乡镇企业发展，并以此作为推动农村工业化和体制改革的主导力量。三是在资源利用与配置上，打破区内平衡，建立区外循环机制。
这一阶段的发展战略在期初实施效果良好，但是到了“七五”时期中期，即1986、1987年时期，由于当时中央面对经济过热和高通货膨胀制定了一系列“双紧缩（紧缩投资、紧缩信贷）”政策，浙江省的这一发展战略内容未及时加以丰富或调整就暴露出了一些问题。例如，当国家推行治理整顿之后，“两头在外”的区域外循环体系就直接受到了冲击。
第二阶段（1988-1992年）：结构调整问题的争论与战略调整。“七五”时期末期，在我国宏观形势剧变的情况下，浙江省的经济发展出现明显的滑坡。对此，许多人的认识并不相同，主要有以下四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经济滑坡和发展后劲不足的主要原因是原材料工业落后，重点企业太少，加工工业原材料自给率太低；第二种观点认为，浙江省经济滑坡是因为交通、通信、电力、水利等基础设施落后，投资环境差，无法形成较强的区域竞争能力；第三种观点指出，浙江省经济发展后劲不足的关键在于市场竞争能力差、开拓销售市场的能力不强、集聚资源能力弱以及企业科技和管理手段落后等；第四种观点则认为，浙江省发展后劲不足是经济发展的阶段问题所致。国内的工业化开始从“轻纺工业化进入重化工业化阶段”，经济增长的动力开始由消费推动转向投资推动，而且资源约束逐步弱化而需求约束日益突出。在这种背景下，进行结构和战略调整是当务之急。关于结构调整的具体战略对策，比较突出的争论主要体现在：一是产业结构高度化和高级化问题；二是关于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问题；三是关于城市化和城市改革问题。
第三阶段（1992-2000年）：积极探索实现“两个根本转变”的战略目标。
在这一时期，浙江充分利用自身优势，为实现“两个根本转变”（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主要表现为：（1）以企业改革为核心，壮大民营经济实力，建立富有活力的经济增长机制。在这一阶段，浙江省委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使浙江非公有制经济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由“八五”时期初期1990年的18.5%，壮大为“九五”时期末期2000年的47%。（2）实行出口导向战略，开创对外开放新局面。“九五”期间，浙江实施了以外贸经营主体多元化和市场多元化为主要内容的“大经贸战略”，“大经贸战略”的实施，使浙江出口总额在全国的位次由1995年的第8位上升到2000的第4位，出口依存度（出口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提高了8.5个百分点。（3）改善传统的市场竞争结构，培育合理的产业空间组织。20世纪90年代，浙江农村工业化过程培育的以大量中小企业为主体的“专业化产业区”（俗称“块状经济”）的市场结构非常接近于完全竞争状态，企业之间的产品差异化程度很低，价格恶性竞争十分严重，产业存在着长期“锁定”于这一低水平均衡状态的风险。为根本扭转这一状况，浙江省委、省政府决定通过培育大企业和强化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战略联盟”来推动浙江专业化产业区由完全竞争向垄断竞争过渡。
但是，在探索实现“两个根本转变”的过程中，浙江也存在着一些偏差，错失了发展的有利时机，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1）城市化发展滞后，中心城市功能不强；（2）与上海接轨的准备不足，错失浙北起飞的有利时机；（3）利用外资略显不足，企业技术提升缓慢。
第四阶段（“十五”时期至2015年）：是发展战略及其党的“十六大”后的调整。进入21世纪，浙江省政府委托浙江大学的《浙江省“十五”至2015年经济社会发展前瞻》（以下简称《前瞻》）课题完成，为科学编制浙江省“十五”时期计划提供了理论依据。《前瞻》认为，由于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由民营化和市场化推动的工业化进程主要是一个数量扩张的过程，依靠的是“体制落差”优势。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全国范围内的确立，浙江经济的发展必须依靠合理的产业结构、先进的技术装备、发达的要素市场等经济长期增长因素来推动。2001年2月，浙江省九届人大四次会议批准通过《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纲要》明确提出：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促进经济发展从量的扩张向质的提高转变；以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为动力，再创发展新优势，集中力量抓好“七大建设”，到2020年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
但是，《前瞻》和《纲要》都没有把“主动接轨上海，积极参与长江三角洲的合作与发展”作为一项紧迫的战略任务提出，而接轨上海战略将直接影响浙江的城市化进程、要素市场建设、引进外资速度等，是关系浙江“十五”时期至2015年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性抉择。党的“十六大”以后，浙江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接轨上海问题，浙江省第十届人代会提出了“以杭州湾地区为先导，主动接轨上海，从基础设施和信息化建设、产业分工、能源开发利用、环境保护等多方面合作，积极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主动接轨上海将是这一阶段浙江省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之一。
（二）产业循环方式和主导产业的选择是转型的内容
在改革开放之初，浙江省的产业循环方式就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产业循环即国民经济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一般分为体内循环方式和体外循环方式。所谓体内循环，是指国民经济生产和再生产过程是在区域相对封闭的体系内完成，由此要求国民经济生产和再生产的各个环节上都拥有相应的产业，不仅是消费品生产，还包括原材料、能源、机械等生产资料和中间品，都在区域内部生产消耗，并形成相对独立的产业体系，尤其是工业体系。而体外循环则不然，它是指国民经济的生产和再生产循环过程是在区域外完成的，并不要求本区域形成独立完整的产业体系，而是通过与区域外的对流循环，支撑国民经济的生产和再生产（史晋川，2007）。
浙江省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实施的是体内循环的产业发展战略，坚持体内循环为主的观点认为，实施体内循环的产业发展战略，有助于减少浙江经济对外部经济的依赖，实现浙江经济自身的平稳发展。而且体外循环的发展战略需要庞大的市场和流通作为支撑，这势必导致本已十分紧缺的资金被投入到非生产的流通领域，是有悖于中央的经济发展战略的，有“重商”、“唯商”之嫌。
主张体外循环的观点则认为浙江省是一个资源小省，实施体内循环的发展战略，建立独立的产业结构体系是不现实的，必须立足资源转换的思路，不断扩展市场，使经济循环过程由省内扩大到省外、国外，产业的成长发展逐步由当地资源开发走向异地资源加工，实现由“资源小省”向“经济大省”的转变。
大致到1985年，浙江省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讨会之后，学术界和政府部门基本上统一了看法，认为浙江省在面临诸多资源约束和社会经济条件制约下，应该实施体外循环的发展战略，但是在具体的体外循环战略的实施上，仍然存在着分歧。尤其是在实施外向型的发展战略过程中，是实施“一头在外”的方针还是“两头在外”的方针仍然存在争议。所谓“一头在外”即面对浙江省外的市场，利用本地资源加工生产。“两头在外”即市场和原材料都来自省外，浙江省只实现加工。坚持“一头在外”的意见认为，近期应该充分利用内部资源，提高加工深度和精度，扩大出口创汇，为今后扩展“两头在外”积累资金。坚持“两头在外”的意见认为，浙江省的省情决定了实施“一头在外”的方针会加剧资源的紧缺，应该把重点放在“两头在外”，大力发展来料加工、来件装配、进料加工等。当时的主流观点认为，就浙江省目前的内外部环境来看，可采取两个阶段的战略：第一阶段，以浙江省内资源加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扩大外销产业门类和提高加工深度并重，迅速增加创汇，同时积极发展来样加工、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提高省外资源加工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比重。
第二阶段，转向省外和国外资源加工的产品出口为主，实现外向型经济的要求。
浙江省在改革开放之初，产业结构是轻型结构。将浙江省的工业按行业分类，1985年，前十大产业分别是纺织业、机械工业、食品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建筑材料及其他非金属矿制品、化学工业、塑料制品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金属制品业、缝纫业。其中纺织业的总产值为95.02亿元，占浙江省生产总值的22.14%，机械工业的生产总值为47.1亿元，占浙江省生产总值的10.97%。而资源类产业的产值相当低下，如煤炭开采与洗选业、黑色金属矿采选业和有色金属矿采选业，产值分别只有0.6亿元、0.22亿元和0.53亿元。可以看出，浙江省是一个典型的资源小省。经济的发展主要依赖简单的设备和小规模的加工。到1988年，前十大产业与1985年一样，只是顺序有所调整，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和化学工业的排名有所靠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