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源主导型开放的本质含义在于，开放的进程是由内源经济为主导力量推动的。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浙江省的内源经济具备推动开放进程的动力和能力？本章将讨论浙江内源经济开放转型的内外部主要动因，并深入讨论这些动因如何影响内源经济的开放转型。
一、经济发展阶段的转换是转型的根本动因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围绕农村工业化进程，积极实施以改革带动发展的战略，依靠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改革的先发优势以及民间活跃的制度创新，形成了以乡镇企业、个体私营经济、专业市场和块状经济为特色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经过30年的发展，浙江经济正处于从工业化初期向工业化中期转变的阶段。经济发展阶段的转换为内源型经济向开放型经济的转型提供了根本动力。
（一）经济总量与人均水平的提高
世界银行《1998／1999年度世界发展报告》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把世界各国和地区划分为低收入、中低收入、中高收入和高收入组别。根据我们对世界银行报告及有关国际经济组织的研究报告的理解，不同国家的发达或发展水平所对应的人均收入水平应该是：发达国家是指高收入国家，1997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9655美元的国家或地区居于此列；中等发达国家应该是指上中等收入国家，1997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3125美元至9655美元之间的国家或地区居于此列；发展中国家则包括了下中等收入国家（1997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786美元至3125美元之间）和低收入国家（1997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低于786美元）。
1978年浙江省的地区生产总值为123.72亿元，人均生产总值为331元，按当时的汇率折算为197美元，属于低收入国家的范畴；1997年浙江省人均生产总值为10624元，按当时的平均汇率折算为1282美元属于下中等收入国家的范畴。若以1997年为基期，预计上中等收入国家人均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2%，则到2007年上中等收入国家人均生产总值的下限指标为3809美元，上限标准为5510美元（1997年上中等收入国家的人均生产总值最低标准为3125美元，平均人均生产总值为4520美元）；预计上中等收入国家人均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3%，则到2007年上中等收入国家人均生产总值的下限指标为4200美元，上限标准为6075美元。浙江省2007年的人均生产总值为37130元，约为4850美元，已达到上中等收入国家的下限标准，但是离上限标准还有一定的差距。
继1996年浙江省人均生产总值突破1000美元（1149美元）以后，近5年浙江经济连续跨越了三个台阶：一是到2002年，用了5年时间突破了2000美元（2051美元）；二是到2005年，用了3年时间又突破了3000美元（3433美元）；三是到2007年，仅用2年时间就跨上4000美元（4850美元）的新台阶。
从世界经济的发展轨迹看，人均生产总值3000美元是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台阶。如能较好解决发展模式的转型问题，通常会进入一个较长时期的高速增长期。如日本跨过人均生产总值3000美元这个台阶后，就保持了长达12年的高增长，使人均生产总值达到10000美元；韩国持续了31年的高增长，使人均生产总值从3000美元增长到了10000美元。
根据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历史经验，浙江省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一个关键时期，只有解决好发展模式的转型问题，才能保持这种经济增长势头。
（二）产业结构变动
从1978年到2007年，浙江产业结构在工业化进程中经历了巨大的飞跃，国内生产总值的第一、二、三产业构成，从38.1：43.3：18.6转变为5.5：54.1：40.4。伴随着第一产业比重的急剧下降，第二、三产业的产出比重迅速上升，三大产业比例的“ Ⅱ＞Ⅲ＞Ⅰ”结构已经完全确立。有关国际经济的比较研究表明，浙江省的农业占GDP的比重已经低于下中等收入国家，工业的份额则明显高于下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而第三产业的比重不仅低于下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也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2006年低收入国家服务业平均比重为50．2%）。为什么浙江第三产业的比重与其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较大程度的偏差呢？有两个方面的客观原因可以解释这个现象：
一是因为浙江经济的发展实施的是农村工业化启动现代化的战略，农村地区事实上成为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农村工业化与农村小城镇相互依托、相互促进的发展模式客观上制约了城市化的发展，从而导致第三产业发展滞后；二是因为在中国的经济体系中，浙江在区际竞争中自然形成的功能分工角色主要是轻纺产品加工基地，产品销售主要发生在“三北”地区，形成了工业相对发达而第三产业相对落后的产业结构特征。经初步核算，2007年，浙江省生产总值为18638亿元，比2006年增长14.5%。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1025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10092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7521亿元；分别增长2.8%、15.4%和15.1%。从图3‐2中可以看到，自“八五”时期以来，第二产业平均增长速度达到最高点后，工业增长速率已开始相对回落，但2002年后，工业增长速率又开始上升，其中装备制造业的快速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装备制造业2007年总产值达12404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34.3%，第三产业增长迅速，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上升。从而显示浙江省经济发展正处于高附加值投资品制造业开始逐步占据主导地位的工业化中期第二阶段。
（三）劳动力结构和城市化发展
随着农业劳动力转移加快，城市化率进一步提高，浙江2006年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达到77.4%，比全国高20个百分点，其中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重为45.8%，第三产业为31.6%。根据浙江省统计公报，到2007年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达78.5%，其中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重为46.2%，第三产业为32.3%；2006年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56.5%，比全国高12.6个百分点。2007年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57.2%，比2006年增长1.24%。可见，浙江省就业结构进一步趋向合理，2002-2007年，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重逐年下降，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重逐年上升，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先下降后上升（见表3‐2）。但是，浙江的劳动力就业结构偏差仍然比较明显，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仍属纺锤型的“二、三、一”结构，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小于产值比重下降的速度，造成在第一产业中仍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从世界范围来看，目前第三产业劳动力比重的世界平均水平是50%，发达国家是60%～70%，发展中国家平均在40%以上（世界银行，2002）。而浙江第三产业的劳动力比重明显偏低，第三产业发展略显不足，对扩展就业渠道产生了一定不利影响。
（四）消费结构变动
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居民消费需求及其结构的变化一般要经过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以满足“吃、穿”等生活必需品消费需求为主；第二个阶段以满足“用”（尤其是中高档耐用消费品）的消费需求为主；第三个阶段则以满足“住、行和服务”等消费需求为主。根据这一发展趋势，同时考虑到浙江省的二元经济结构导致的城乡居民消费需求层次的差异性，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浙江经济的消费结构已基本完成了由生存型向初级享受型转变。目前浙江省城镇居民（包括城镇郊区的富裕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正在由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发展，广大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则正在由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转变。据初步统计，2007年，浙江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4091元，比2006年增长5.6%；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6442元，比2006年增长11.8%。
2007年城乡居民食品支出分别为4893元和2347元，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4.7%和36.4%。在食品支出中，在外饮食支出不断增加。2007年城乡居民人均在外饮食支出为1356元和331元，在外饮食消费支出已占到整个食品消费支出的27.7%和5.1%。2007年，城镇居民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消费支出的比重为29.6%，人均交通通信支出占消费支出的比重为17.6%，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支出占比为15.3%。农村居民服务性消费支出为2047元，占消费支出的比重为31.8%。汽车消费成为城镇居民近年来新的消费热点，2007年每百户城镇居民家庭汽车拥有量为13.9辆。2007年农村居民消费热点是居住类商品，人均建筑、维修、装修生活用房材料以及支付建筑、维修生活用房雇工工资均比2006年有20%以上增幅，合计支出859元，比2006年增长22.7%，对消费支出增长的贡献率为13.3%（浙江省统计局，2008）。
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所体现的特征与区域相关的经济环境属性共同决定了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模式或者微观主体的普遍行为特征。这种区域发展模式与特定发展阶段的紧密联系在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浙江经济发展中得到了显着的体现。由于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浙江省工业化的启动是封闭性质的。一方面完全受控于政府的计划，采取的是重工业化赶超型的发展战略；另一方面，浙江省特殊的地理政治条件决定了其在该轮工业化过程中的严重落后，中央在浙江的投资大大低于沿海其他地区。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改革的过程中，新一轮的工业化源发于计划之外，源发于计划体制薄弱的农村地区。这一轮农村工业化所处的特定经济发展阶段的特征是，民生工业极端滞后，工业化推进的基础是没有工业基础的农村地区，处在以轻工业为主的工业化初级阶段。在这个根植性的土壤中所生长出来的民营经济，所具有的典型特征就是内源性发展。
但是，随着民营经济的迅速成长和由此推动的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民营经济所面临的经济发展阶段发生着重大的改变。浙江经济从工业化初级阶段向工业化中期的第二阶段转型，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浙江民营经济所生存的环境。根植性阶段特征的变化对民营经济传统的发展路径和模式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改革开放之初，浙江民营企业起步时所面对的是一个消费品极度紧缺的低层次农村市场，即传统的国合商业流通渠道之外的市场。在这个紧缺的市场环境中，依靠简单加工的低档消费品迅速占领市场，为民营企业的资本原始积累铺平了道路。通过国合商业流通渠道之外的市场渠道（主要是城镇集市和初级的专业市场），这些民营企业往往仅依赖于简单的设备和小型的加工规模就可以获得良好的成长业绩，并进而推动了农村工业化的迅速起步。
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仅针对本区域的内源式市场发生的第一次转型，即紧缺市场（买方市场）开始向过剩市场（卖方市场）转型，由此导致民营企业市场模式的第一次全面转型，即开始开拓全国市场（尤其是“三北”市场），同时也向国际市场逐步渗透。其销售渠道也开始发生较大形式的变化，自然的人员推销开始普遍转向以专业市场和独立营销渠道变迁。这一次的市场变迁促成了浙江民营企业的首次分化，即市场开放向生产开放推进的企业迅速成长起来，成为浙江民营企业的领头羊。
而随着国内生产能力的迅速提高，尤其是民营企业中低档产品生产能力的急速膨胀导致在20世纪末全国性市场的大转型，即短缺经济向过剩经济的转型。同时，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一体化也因中国加入WTO而加速。国民收入水平迅速提高，达到下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导致消费结构和消费档次更为根本性和大规模的转型。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增长空间迅速减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成为推动企业和经济成长的主要动力。在这种情况下，首先低档终端市场受到了巨大的竞争压力，盈利空间急剧下降。大部分的民营企业生产能力集中在低档终端产品，仍然采用传统的自然人员营销方式，无法进一步拓展市场。产品差异化程度低，企业向下价格竞争动力显着，导致民营企业增长后劲大大减弱。因此，终端市场的外向型提升，成为民营企业现实而紧迫的内在需求。即通过产品提升和渠道提升来促进产品差异化程度的提高，进而细分市场，拓展市场空间。这就需要民营企业在市场手段上实现新的开放，即从销售范围的开放上升到销售途径的开放，实施不同的营销模式。事实上，这一步能否跨越直接决定了民营企业的成长绩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