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掌权的人来说，他们手中的权力，不是支配他人或者按个人的意愿来分配社会财富，而是为社会提供服务。而那些手中正掌握着更大权力的人即政治家，便意味着对其他人、对整个民族乃至世界承担更多的责任。2003年2月2日，瓦茨拉夫·哈维尔卸任捷克共和国总统职务，告别他几十年风风雨雨、动荡起伏的政治生涯。有报道说他将重操旧业，在离开权力的高峰之后返回他的老本行——写作。作为一国之领袖，他因出色的思想和高尚的实践，被誉为现代“哲学王”。
1936年10月5日，哈维尔出生于布拉格一个有产阶级家庭，1951年完成十年制义务教育之后，因为家庭出身的原因，他不能继续升学。其后四年担任化学实验室助理员，同时进入一所夜校学习，十九岁时他开始在文学和戏剧杂志上发表文章。这之后他还上过两年技工大学，1957年进部队服兵役，1959年回来之后在布拉格ABC剧院做舞台管理员，从此和戏剧结下不解之缘。1960年，他开始为巴鲁斯特拉德剧院工作，1963年，这个活跃于当时布拉格舞台上的小剧场接受了哈维尔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剧本《花园聚会》，接着上演了他的《备忘录》（1965）和《思想越来越难以集中》（1968），这些剧本体现了20世纪60年代弥漫于捷克社会的某种情绪，被称为“荒诞派”戏剧，剧中人物锲而不舍地探索生活的意义，却以某种怀疑主义和自我嘲讽的面貌出现。此时，哈维尔已经成为捷克公众生活中的一位人物，当然，其主要影响还是在戏剧、文化界圈内。
1968年，苏军入侵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哈维尔的剧本不能上演，和许多当时的艺术家、知识分子一样被打入社会最底层。1974年，哈维尔在一个啤酒厂打工，早晨五点钟起来滚啤酒桶，但是他并没有忘记作为一个公民、一个知识分子在社会生活中应该发挥的作用。1975年，他提笔给当时的捷克总统胡萨克写了一封长信，描述了当时捷克社会在表面的繁荣稳定之下潜伏的道德和精神危机：在人们高涨的、从未有过的消费热情背后，是精神上和道德上的屈从与冷漠，越来越多的人变得什么都不相信，除了已经到手和即将到手的个人利益。哈维尔指出，这种情况对于一个民族整体上的伤害是久远的，在暂时的稳定背后，付出的将是未来某个时刻的“超额税款”。1977年，一个叫作“宇宙塑料人”的摇滚乐队的几名成员被捕，依据捷克已经加入赫尔辛基人权条约的事实，哈维尔和他的朋友们发起了一场签名营救运动，呼吁这个国家已有的宪法得到落卖。先后在同一份文件上签名的有两干多人，这就是所谓的“七七宪章运动”，哈维尔是这个“七七宪章”的三名主要发言人之一。与此同时，哈维尔还是一个叫作“保护受不公正起诉的人委员会”的成员。哈维尔的这些行为给他带来了三次牢狱之灾，前后被关押近五年。在这前后，哈维尔写下了大量的文章，其中最著名的有《无权者的权力》《政治与良心》《对沉默的解剖》等。1980年，他最长一次坐牢期间，他给妻子奥尔嘉的信汇集成册——《给奥尔嘉的信》。
1989年10月，哈维尔作为“公民论坛”的主要领导人物，参与了捷克的“天鹅绒革命”。称之为“天鹅绒式的”，是因为这场革命从头至尾没有打碎一块玻璃窗，没有点燃一部小汽车，没有任何冲击政府机关部门的激烈行为。1989年11月，哈维尔当选为捷克斯洛伐克总统；1992年斯洛伐克分出去之后，1993年，哈维尔当选为捷克共和国第一任总统，1998年连任，按宪法规定他只能当两届总统。
哈维尔在当总统期间广泛接触国际社会，先后访问了很多国家，对国际事务作出发言，并始终受到高度重视。他曾获得很多奖项和许多大学的荣誉学位。
作为一个对当今世界产生有力影响的人物，哈维尔的思想和行为给这个时代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启发，他赋予了“政治”新的解释和样板，简单来说有这样几条：
一、就最低限度来说，政治不应当与人类生活为敌。政治是建立在人类生活基础上的社会组织形式，它借助和依赖人类生活的基本状况，是在人类生活的框架之内产生而不是凌驾于人类生活之上；人类生活拥有什么性质，人们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活动便拥有什么样的面貌。而说到底，人类生活是丰富多样的、多元的，在一个社会或一个民族的整体生活中，不同的人们有着不同的利益、需求、兴趣、立场、信仰等，这就要求政治制度也能够反映这种生气勃勃的多元化要求，它本身也是多元化和多元途径的。当权者如果将任何不同的诉求都看作是对自己的冒犯，只会给自己招致更多的敌人，令自身权力丧失其合法性，也导致民族整体生活的萎缩。
二、同样，政治不应当与人类良知为敌。因为不管对什么人来说，良知是他与生俱来的一种能力，是他作为人类身份的标志，是人的存在的最深刻的根源。只有实现了人类良知的要求，一个人才觉得没有被他人或者自己的影子踩歪，才感到扬眉吐气。在一个人人说谎的社会里，人类良知会成为重要的政治领域和雄厚的政治资源，一个无权者可以通过说真话获得难以置信的政治影响力，远甚于全部成群结队的受雇的宣传机器。而越来越多的人企图说出真相，抑或到了真相无法掩盖的时刻，真正的变化就降临了。在这个意义上，政治并不是少数专家或政治家的事情，而是任何人都可以参与其中的事业。即使是一个工程师，只要他心术端正，懂得尊敬超越于他之上的东西，并摆脱恐惧，便能够影响其民族的历史。最能够证明哈维尔这些话的是他本人的经历，他年轻时对政治并无特别的兴趣，他还说在自己众多缺点中，单单没有对权力的强烈爱好；然而这么一个人被推上政治舞台并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是捷克人民良知的选择。
三、政治是一种责任。对掌权的人来说，他们手中的权力，不是支配他人或者按个人的意愿来分配社会财富，而是为社会提供服务，为那些有名有姓的人提供具体的、切实的帮助。而那些手中正在掌握着更大权力的人即政治家，便意味着对其他人、整个民族乃至世界承担更多的责任。这个立场哈维尔贯穿始终。最早在给胡萨克的那封长信中，他诚恳地呼吁：作为一个政治领导人，你胡萨克的责任是巨大的，因为由你决定着人们生活的氛围，也决定着将来的某一刻因为今天的稳定所付出账单的最终规格。及至他自己当上了国家领导人，他念念不忘的也是在这个位置上他本人可能对民族所造成的影响，他将尽力按照政治理想去做，包括直接影响身边的人，在高层领导之间，积极创造一种积极的气氛，一种慷慨、容忍、开明、宽宏大量的气氛，创造一种根本性的友谊和互相信任。对整个社会同样如此，他一反胡萨克政权将人们的善意压抑下去而将恶意释放出来的做法，尽量通过自己的行为来激发人们当中“沉睡的善意”，努力让人们知道这个社会的“最高层”是站在他们一边，是寻求善意、认可善意并大力培育善意的。
1996年，哈维尔接受美国哈佛大学荣誉学位发表演讲时，在分析了当今世界的种种危机之后指出，除非唤起人们的责任感，其他别无二途。而这“尤其是政治家的任务”，政治家在人类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是不同寻常的：即使在最民主的情况下，政治家的影响力也是巨大的，也许比他们自己意识到的更巨大。他们与众不同的角色在于，要履行他们对这个世界的长远前景的责任，以他们的一言一行在公众心目中树立榜样。他们有责任勇敢地、富有远见地思考，不去曲意迎合大众，他们的行动应该充满一种精神特质，并一再向公众和他们的同行解释——政治绝不仅仅是体现个别团体或游说集团的利益。当着美国人的面，哈维尔这样说起美国在当今世界所要承担的——那些拥有最强大的国家和影响力的人也担负着最伟大的责任。不管喜欢与否，美国现在担负着我们这个世界何去何从的最伟大的责任。因此，美国应该对它的责任作出最深刻的反省。
即使是在哈维尔离任之后，这个人对“政治文明”所作出的贡献，不仅限于捷克民族，而是具有更加广泛和普遍的意义，可以成为当代政治生活中一个重要尺度和向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