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也因此而开始了与警察之间的多年周旋。他在布拉格东北部郊区一个叫作赫拉德切克的村庄拥有一个乡村住宅（他病逝也是在这个地方），他与朋友们经常在那里聚会，1978年起，一辆警车经常停在房屋不远处，通往住宅的小道横着路障，后来他们干脆建了一个嘹望哨，密切注视房屋里的一举一动。有一次前来监视的警察因路滑掉进沟里，哈维尔用绳子将他拉上来。当哈维尔与妻子开车去朋友家迷路时，跟在后面的警察赶上来说：“你们跟着我们走就行。”2009年我们在布拉格的时候，他的一位朋友告诉我们，哈维尔这个人比较天真，电话里什么都说，因此朋友们不得不在商量好事情之后，将他直接从家里带出来，弄得他不知道自己即将去往何方，就像警察频频带走他一样。
“‘七七宪章’不是一个组织，它并没有章程，也没有永久的机构和正式的会员。……它不是反对派的政治活动的基本纲领。”在最初的那份文本里这样写道。那篇《无权力者的权力》主要是来向人们解释——这些在人们眼中的“怪物”，他们是怎样的一群人，什么叫作异见者（dissident）。“实际上并不存在一个怨天尤人的职业，”哈维尔说道，“他们并没有做一个职业性的不满分子，”“实际上，在他们成了‘持异见者’很长时间之后，才意识到他们已经成为这样的人。‘持异见者’的动机与追逐名利相距甚远。简言之，他们没有决意做‘持异见者’。哪怕他们一天为之工作二十四小时，也不当成职业，而是作为存在的态度。”而如果一定要说存在某种难以调和的对立，那么就是“生活在真实中”还是继续“生活在谎言之中”。
这就是为什么“天鹅绒革命”从根本上来说，是一场存在的革命、道德的革命、人的尊严的革命。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革命。这场革命的意义，不仅仅适合捷克，适合东方，对西方也同样适合。哈维尔经常提到后极权主义社会存在的官僚主义、匿名统治、消费狂潮支配下的人性萎缩，可以将其看作西方社会一幅夸张了的讽刺画，一个劣质翻版。既然他本人提出过“后极权”这个概念，哈维尔还尝试过提出“后民主”，作为拯救西方的方案。“它的发展必须通过生活实践，是从生活中直接产生的，是新气氛、新精神。”
这些信息全部被他的官方忽略了，他们坚持认为这个哈维尔想要“复辟资本主义”。对于一群不讲道德的虚无主义者来说，有人想要生活在道德中，追求自己生活的意义，是对他们的一个刺痛、一个打击和一种挑衅。尤其是这些人为了自己眼下的利益和位置，无视民族的出路，因此那些从长远着想、担心民族未来的人，则让他们如芒刺在背。
他先后六次入狱，在狱中时间不等，最长的一次被判四年半，离刑满还有四个月的时候因病提前释放。“天鹅绒革命”的1989年，是因纪念苏军入侵时自焚的青年扬·帕拉赫，他在广场附近被抓，被判九个月监禁。朋友在他坐牢坐到一半时，合力声援令他自由。四个月后，他当选为捷克斯洛伐克第一任总统。1993年开始，当了两届捷克共和国总统。2003年退休。
1989年年底发生的事情，同样令他措手不及。从自己的经验中，他得出结论：“永远不要自以为对历史演变的规律了如指掌，自以为可以预测未来。”事实上，他们没有做好任何接管政权的准备。
美国小说家菲利普·罗斯曾经问过捷克小说家，说哈维尔并不是你们当中唯一因思想而坐牢的，也不是唯一顽强和富有雄辩的，这种好事是怎么落到他头上的？克里玛的回答是，除了哈维尔的个性，还有一个主要原因是：大多数人分享了前制度的所作所为，它让他们陷入遭受欺骗、羞辱当中，因而需要有人将他们带出这个境地。比较杜布切克，哈维尔是一个新的开端。
三、被命运播弄的国王
克里玛也用了“自杀式”来表述哈维尔从道德立场出发从事反抗的冒险，那看上去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用中国人的话来说，哈维尔与他的朋友们的做法，叫作“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哈维尔一再运用也许是一条谚语来说明当时的处境：只有沉到井底，才能看到星星。他将这个称为“荒诞的理想主义”。
如此缺少前景，但是哈维尔没有成为格瓦拉，他身上一点格瓦拉的气质也没有。在被问到他是否曾经是这位20世纪60年代偶像英雄的粉丝时，哈维尔答道：他能理解对牺牲奉献的革命者所抱持的革命热情，但是他来自不一样的传统。格瓦拉也有其独特可敬之处，但是他那张印在海报及T恤上随处可见的肖像“太过炫目”。炫目的东西很容易标签化，哈维尔毕其一生与标签化作斗争。
这其中还有一个更为深层的原因是：即使是在从事一桩艰难的正义的事业，也要考虑如何与自己保持距离，寻找作为一个人不大不小的比例，避免过分抬高自己，将自己神圣化。不断回到作为一个普通人，这才可能使民主得以让人看见，觉得那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东西。
在这方面，哈维尔拥有一些天才的表现。他本来是一个剧作家，擅长讲故事。他讲述自己的故事时，总是带有那种可笑的、讥讽的色彩。而且正如鲍曼所说，所讲述的生活会干预没有发生的生活，影响未来生活的进程。在这个意义上，哈维尔的道路不管如何，是被他自己活生生讲述出来的。
在坐牢那种严酷的情况下，他也会想到自己小时候如何是一个小肥猪，因为喂养过度，既不能爬树也不能跨过一条小河，在下课的时候，他的同学轮流前来拍他的胖大腿。实际上，他对自己的资产阶级出身，始终感到愧疚。这样的信首先落入监狱审查人员的手中。
他在牢里只被允许谈论自己，于是他向妻子汇报自己“有八种坏心情，七种好心情”，第一种坏心情是“忧郁”，第二种坏心情是“紧张、恐惧和焦虑的状态。而最坏的，要数“陷入绝对的和完全的自我怀疑状态”。他还喜欢说自己是个害羞的人，腼腆、怕生。这令人想到，是不是害羞的人，更加容易进入公共生活，或者在公共生活中表现得更好，因为他比谁都知道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的界限，认清前者与后者有着不同的运行规则。
他的第一任妻子奥尔嘉陪伴他走过此前所有最困难的时刻，1996年患病去世。当被反复问及与奥尔嘉的关系时，他老老实实地答道：反正上帝将要宽恕我的罪行不止一种。但是他每次又回到奥尔嘉身边。他形容自己的性格软弱——借用朋友的口吻——他们说哈维尔“即使做了对不起奥尔嘉的事情，也要征得她的同意”。官方没有拿这个攻击过他，至少不像他自己说的那么严重。他第二任妻子是个演员，曾经在一部电影中扮演上空的吸血鬼。他的这些表现在我们这里有人看来，也许统统归入“民主人士素质不高”的表现。最近人们总是喜欢这样说。
他始终担心，因为反抗而变得过于严肃，严肃得像一座雕像，而雕像是写不出任何第二份宣言来的。一有机会，他就和朋友大开玩笑。他还会给朋友做饭。但是版本不一。他自己说若是给朋友做了一顿可口的饭菜，他自己会感到心情愉快。但是他的朋友却说，如果哈维尔给人做饭，那简直是一场“活体实验”。传出来有张照片是他穿着高领毛衣在厨房干活，看起来像个左撇子。
当奥尔嘉得知他要当总统，曾经私下说要与他离婚，哈维尔将这个告诉身边的朋友，他感到困惑和为难。将身边的一批秘密警察换成一批公开的警卫，对任何人来说，都非常不轻松。哈维尔用来减压的办法，看起来是那么不靠谱。他将一辆儿童踏板车带进了城堡，沿着开阔的总统官邸的走廊，急速地来回滑动。总统府里西班牙大厅的枝形吊灯坏了，有人掏钱换了新的。接下来几个星期，哈维尔手拿遥控器手舞足蹈，一会儿关上，一会儿打开，令身边的工作人员快要发疯。
不停地流露自己在总统任上的不自信，这也许是他最不应该做的事情。他设想自己“如果我任职期间，突然被传到某个阴森森的法庭接受审讯，或者直接被带去哪个采石场服苦役，我一点也不感到奇怪”。2002年9月，他在纽约市立大学发表演讲，此时离他的任期结束只有几个月，他告诉他的听众自己感到越来越怯场，越来越担心自己无法胜任或把事情搞砸。为了避免陈词滥调，他自己坚持写讲稿这件事情，也变得越来越困难。“我的敌人越多，我就越偏向他们的想法，我也就成了我自己的头号敌人。”
在笔者看来，这些表现并非令人沮丧，第一感觉是令人眼前一亮，虽然这对于个人来说，并非赏心悦目之事。这个人的确缺少对权力的欲望，这样的人掌权对捷克人民来说是一种天赐的幸运。命运将他推到了总统这个位置上，他不得不承担起来。这与他一贯所说的“责任感”相符合。他不能根据自己的性情爱好撒手不管，所谓“负责任”，首先意味着对自己曾经做过的事情负起责任来。尽管这个总统并无多大实权。捷克的总统制基本上是仿效西德的模式，在国内事务土，总理比总统享有更大的权力；但在外交事务和任命官员方面，总统享有着最高权力。他的总统职务多少有象征意味，再加上他的“哲学家国王”的名分，使他看上去更像古老欧洲的一位国王。
在这部叫作《公民哈维尔》的纪录片里，有一个镜头是有居民向哈维尔抱怨，他们不知道三月份能不能继续在他们的菜地里种菜。哈维尔答道：“我到处走访工厂、单位、学校，就是想关注这些问题。我只是问，听人们说，了解所有的情况，然后考虑我的政策和措施。但我们正在进入一个稳定的民主政治的时代，权力是相当分散的，我不是一个掌控一切的全能领袖，对吗？”这是实话，但听上去更像是“有权力者的无力”，与他当年作为反对派的气概不可同日而语。
我私下以为他愿意连任总统，他始终冒险的、戏剧性的性格也在发挥作用。他在寻找一个离自己最远的角色扮演自己，这让他很头疼，但是也富有挑战性。也因此，他在这个角色中受到的挫折，甚至羞辱，就是咎由自取。他在国外受到的欢迎，远比在国内多，因为他实在不善于处理实际事务。纪录片中有一段他应该表达感谢，在排练中，他把应该感谢的对象“国会”说成了“政府”。那么多的应酬、说废话，做出笑脸，这些是从他早期人生开始就激烈反对的。个别情况下他才能够擅自做主。曾有人将一张写有当年告发哈维尔的人名名单塞到哈维尔手中，他转身就扔掉了它并忘记了那上面的名字。
在总统府的日子就像踩地雷，这大大地损害了他的健康。他多年的政敌攻击他像个“社会主义者”，企图把他描绘成他的前任。1987年，他曾经远远地看过戈尔巴乔夫，写文章认为这个人“整天都有一群面无表情的警卫跟着他，每天的日程安排得满满的，无休止的会议、谈判和演说，不得不和许多人说话”，这仿佛预示了他本人日后的生活。
在他去世之际，有报章说哈维尔没有留下什么政治遗产。这不公平。尽管他的许多做法有争议，但无论如何，他把捷克重新带往欧洲，并以一系列表述和决定，参与重新塑造了欧洲。因而对他最为恰当的评价便是这句“伟大的欧洲人”。
他形容自己大起大落的一生是“命运设下的残酷陷阱”。或者说，他以自己连续的失败，昭示了某个伟大的欧洲精神——有关“灵魂的忧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