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欢”作为节日的特点在于：它是从日常时间中逃逸出去的一部分，是对于现存秩序、规范、特权、禁令的暂时摆脱，是消弭一切界限，打破来自观念的和来自身份、地位、阶级关系的各种等级制度。它的方法和力量产生于无所不在的、覆盖一切的笑声，“以万事万物取笑（包括以参加狂欢节的人们自己取笑），整个世界都以可笑的姿态出现，都被从它的诙谐方面，从它可笑的相对性方面来看待和接受”。王小波自己有个非常朴素的表达是：“从反面看一看。”5于是他看到和记录下来的是如同在哈哈镜中看到的那样夸张、变形、怪异的东西。我个人认为，王小波独特的文体，在“时代三部曲”的第一部《黄金时代》中已经完全建立和成熟，其中同名为《黄金时代》的那个中篇（王二和陈清扬的故事）如横空出世，在它有限的篇幅中包含了全部这种文体的巨大可能性，而《革命时期的爱情》则是信息量最大，处理得最为完备、完整的一部，它们将作为下面重点分析的对象。现在让我们选出一些片段，就这种狂欢体小说所包含的某些具体元素及其统一化效果稍作观察：
5 田松：《以理性的态度》，《浪漫骑士》，中国青年出版社，第226页。
殴打。如本文开头提到的革委会主任老鲁和豆腐厂青年工人王二之间的追跑打闹，即属于这一类。不过这两人之间有点儿虚张声势，真正结结实实的拳头是落在了王二的好友毡巴身上。那是发生在澡堂子里，王二“精赤条条”，“第一拳打在他右眼眶上，把那只眼睛打黑了。马上我就看出一只眼黑一只眼白不好看，出于好意又往左眼上打了一拳，把毡巴打得相当好看”。作为狂欢性质的打架斗殴，其嬉闹的特点在于：馈赠老拳者和接受它的人之间没有严格的是非界限，对于任何遭受损失的后果都不予追究。如果说有什么遗留问题的话，那几乎是值得庆贺的，王二打了毡巴（其中一半是出于美学的动机），毡巴仍是他最好的朋友；并且他因为犯下了这桩货真价实的“罪行”被关进学习班，在那里认识了前来帮教他的团支书×海鹰姑娘，从而发生了那桩先进青年和落后分子之间不可思议的“革命时期的爱情”。在云南插队的北京知青王二先是与本地青年三闷儿单打，后来发展为北京知青和当地青年两拨人的群架。再后来王二被三闷儿的娘一板凳砸得昏死过去，住进了医院，这才有了借口上山“疗养”，与医生陈清扬在鲜无人迹的处所完成了那场“伟大友谊”。《三十而立》中在大学当生物室主任的王二半夜三更地与老婆二妞子打架，是二妞子先打他的，二妞子是体委练柔道的，结果“天崩地裂一声响，床塌了”。王二从中得到的好处是，第二天开教工大会，王二犯迷糊，校长把他喊起来责问，他脸不变心不跳地“撒泼”道：“报告校长，老婆打我。”结果，“全场哄然。后排校工座上有人鼓掌”。至于《似水流年》中的那位李先生，文革中裆下被人踢了一脚，他却将医院诊断书张贴了出来，因而得到了个“龟头血肿”的美名而播扬远近。这样不计后果的殴打具有一种真正的民主精神在内，因为短兵相接，甚至具有了一种直接交流和亲切的色彩。
辱骂。要说王小波小说中的人物“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在我们儿时所使用的意义上）那是千真万确的。像商量好了似的，这些年龄、身份、职位不一的男男女女，虽话语不多，但必出言凶狠、针针见血，有一种怪怪的恶意。这样的骂人话出自各种人物之口，针对的对象也可以是任何人：“呸”、“操你妈”、“真他妈的”、“混蛋”、“笨蛋”、“滚蛋”、“小狗”、“小叭狗”、“放狗屁”、“放屁”、“没良心的”、“装丫挺的”、“你死了吧”，等等。即使是恋爱中的妇女也不甘示弱。李先生的情人（后为他的妻子）一口一个“打丫的”、“乖乖”、“这哪里是器官，分明是杀人凶器”（指李先生的“龟头血肿”）。×海鹰与帮教对象王二做爱时，必“坏蛋、鬼子、坏分子”一路骂下去，直到把他骂得“狗血喷头”。小转铃路遇十几年前的情人，现为大学教师的王二时，就欢呼起来：“是他妈的你！是他妈的你！”（《三十而立》）尚未结婚的小外甥声声迭迭称小舅：“王犯！王犯！”（《未来世界》）好像他们就不会好好说话似的，但是谁都不难察觉，在这种极具民间色彩的笑骂背后，别有一种柔情蜜意在。难道要每一位女性表达感情时都要通过福楼拜或好莱坞的明星之口不成？尤其是在这个从日常世界中逃离出去的“快乐的时间”里。巴赫金指出在辱骂和诸如“你死了吧”这样的诅咒背后，有和殴打一样的死而复生、正反并举的效果。“辱骂变成赞美”，从另一方面说，在这个特定的时空中，不存在那种十恶不赦、不可宽恕的坏蛋，好人与恶人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因而也没有那种一定要置人死地的咒骂。一切从嬉戏出发，到嬉戏为止。
恶作剧。恶作剧产生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出乎意料，使人落空，颠倒事实，混淆黑白，搞得“乌烟瘴气”。老鲁终于有一次揪住了王二，据王二说他是“早有防备”，被老鲁抓在手里的只是他用白纸画的一个假领子，王二本人则“如断尾的壁虎一样逃走了”。另有一次的的确确被老鲁拦腰抱住，他便“直愣愣地倒了下去”，老鲁只好组织人马送他上医院。上三轮车时，“我硬得像刚从冷库里拾出来一样。刚出了厂门，我就好了，欢蹦乱跳”。王二的这种行迹令老鲁大为不满：“下次王二再没了气，不送医院，直接送火葬场。”如果是在动画片里，王二飞逝的身影背后一定跟着一屁股白烟。王二不自私，他自己的老婆也是这类诡计的馈赠对象。他老婆每月总有几天对着他的耳朵哇哇怪叫，因为她痛经；王二的对策是，到那几天，他自己先装肚子疼，找热水袋，于是便没有人对着他叫唤了。王二本人也不例外，他不媚俗，也不自媚，他若是开起自己的玩笑来，其揶揄挖苦的程度一点儿也不比别人差。生物室主任兼农三乙班班主任王二第一节德育课是这样开场的：“同学们，男同学和女同学们，也就是男女同学们。我站在这里，看着大家的眼睛，就像看捷尔仁斯基同志的眼睛，我不敢看……”在我们这一代人几乎能全文背诵的那部著名影片中，捷尔仁斯基同志的眼睛直逼叛徒的眼睛，这位老师声称自己在学生面前被吓得像个“叛徒”。这个玩笑绕来绕去，像一张纸片对折了好几次。然而让人失去判断、不辨真伪，正是恶作剧所要达到的效果。
怪诞。有评论者努力挖掘王小波小说中时代、历史和人性的因素，但这远远不能得出结论，王小波的小说是“真实的”或“现实主义的”，它们充其量是一种怪诞现实主义，是怪诞环境中的怪诞人物及其怪诞行为。当然，这个怪诞的世界与时代的怪诞密切相关，同时又被在某个方面加以突出。这是一段童年记忆中呈现的时代景象，出自豆腐厂青年工人王二的“版本”：
五八年我走到操场上，走到一些奇怪的建筑之间，那些建筑顶上有好多奇形怪状的黄烟囱，冒出紫色的烟雾。那些烟雾升入天空，就和天空的紫色混为一体。这给了我一个超现实主义的想法，就是天空是从烟囱里冒出来的，但我不是达利，不能把烟囱里冒出的天空画在画布上。除此之外，周围还有一种神秘的嗡嗡声，仿佛置身于成千上万飞翔的屎壳郎中间。后来我再到这个广场上去，这些怪诞的景象就不见了，只剩下平坦的广场，这种现象叫我欣喜若狂，觉得这是我的梦境，唯我独有，因此除了我，谁也没有听见过那种从天上下来撕裂耳膜的东西。随着那一声怪叫，我和好多人一起涌到一个怪房子前面，别人用长枪在墙上扎了一个窟窿，从里面挑出一团通红的怪东西来，那东西的模样有几分像萨其马，又有几分像牛粪，离它老远，就觉得脸上发烫，所有的人围着它欣喜若狂——这情景很像一种原始的祭典，现在我知道，那是大炼钢铁炼出的钢，是用生铁锅的碎片组成的。
接下去王小波写道：“狂欢节这个概念不算难，到了四五岁就能理解。”在这个疯狂怪诞的背景（或布景）之上，人们的言谈行为乃至外表若是正常的，那就不可理解了。在王小波的世界中，一个人的生活往往被削减成某个方面，不及其余；这个人本身甚至被缩减至身体的某个部位，被剥光了衣服作一种肆意的描写。
经常得到夸张描绘的是男人的“小和尚”，它往往被称作一杆“火枪”，安在不同的人身上。陈清扬在山上的草屋里看到王二“赤条条坐在竹板床上，阳具就如剥了皮的兔子。红通通亮晶晶足有一尺长，直立在那里。登时惊慌失措，叫了起来”，而团支书×海鹰的前任、王二更早时期的情人姓颜的大学生长成这样：
皮肤白皙，阴毛稀疏，灰色的阴唇就像小马驹的嘴唇一样，乳房很丰满。脱掉衣服时，就像煮熟的鸡蛋剥下蛋皮露出蛋白来。
这是一幅滑稽的凹凸不平的人体形象图。如果我们不把这些东西孤立起来，把它们说成是“黄色的”，而是将其看作他的狂欢世界中的某个风格元素，那么至少也要说，这种玩笑开得实在有些残忍、不留余地，让人哭笑不得。就像他在别处开的另一些玩笑，说布鲁诺在受火刑之前，被吊在拷问架上活活拉长。“原本一米六十的身高，放下来时被拉到三米七八。”这已经几乎到了滥用狂欢节所赋予的特权的地步，当然这肯定是同一种逻辑的必然延伸。
狂欢节道具。狂欢节是在特殊的光线之下亮起来的舞台，这里不仅舞台上的人物不分尊卑贵贱，而且在演员和观众之间也没有明确的区分，每个人都忘我地投入其中，在一片陶醉甚至混沌的气氛中，若说有什么制约的、理性的因素，那便是狂欢节道具。其实此时道具的技术含量越高，越合乎科学，便愈增添其狂欢性质。在这方面，理科出身的小说家王小波表现出不同寻常的热情和耐心，有关打造、发明等技术活动的描写显然使他兴趣倍增。豆腐厂青年工人王二小时候便热衷发明各种东西，小至“火药枪”、“电石灯”，大至“蒸汽机”、“大炮”、“汽油发动机”，所使用的材料仅仅是“废铜烂铁”，把家里弄得像个“垃圾场”。十二岁那年，他做了一台电源，可以发出各种电压的直流电、交流电，把大批的蜻蜒电死。1967年武斗时，他是一名中学生，但却作为工程技术员加入了大学生之间的武斗，发明了一台百发百中的投石机，装在自家楼房里（这座楼的居民都撤到楼下“中立区”去了）。这东西“从前头看，像法国造的断头机，从后面看像台龙门刨床，有滑轨，有滑块，最前面还装了架气象站偷来的风速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