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陈先生匆匆离沪返回浙南家乡，先后在温州第一中学和丽水联高任教。1941年受聘于浙江大学龙泉分校，为《战时中学生》杂志的特约撰稿人，先后在该刊物和《浙江潮》等杂志上发表了《血泪地狱》、《铁罗汉》、《周天节》、《黑旋风》等四部抗战话剧剧本，热情讴歌具有民族浩然正气的抗日英雄。
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随浙江大学迁回杭州，继续从事外文教授工作，由于教学繁忙，从此封笔，再没有从事剧本创作，仅偶尔撰写一些散文和随笔，发表在各类报刊，着名散文、杂文有《秋蘅室日记》、《新陋室铭》、《风雨龙吟楼》等。作为剧作家陈楚淮先生，他总共创作了12个话剧剧本，可分为爱国剧、社会剧、象征剧三种类型。写作时间前后仅只有五年，但他的剧作题材广泛，风格迥异，各具特色。剧坛公认他是位现实主义的剧作家，有着强烈的爱国激情和民主意识，敢于面对社会的矛盾，揭露社会的不公，替苦难的人民群众抗争和呐喊。他在浙江大学担任教授期间，是国内闻名的英语专家，被誉为“英文活字典”。建国以后，他满腔热情全身心地投入浙大外文系的建设工作，并自学俄语，挑起俄语教研室主任的重担，为浙大培养出一批批过硬的外语人才。十年浩劫期间，受到不应有的批判和冲击，1971年退休后居住在浙江大学求是村教授楼，与儿子秉章生活在一起安度晚年。
陈先生故去了，但他的剧作已成为历史的丰碑永留人间，其写作技巧的纯熟和舞台经验的丰富，一直受到行家的赞赏。在陈先生生前，温州市有关人士曾拟将先生的剧作结集出版，终因经费筹措不到位而作罢，现在我真挚地期望有识之士能慷慨解囊，实现先生遗愿以慰英灵。
（选自李淳《红梅花儿开》）
李淳，原名李崇儒，浙江瑞安人。曾任浙江省瑞安市文化局副局长，文化系统党委副书记兼市政协教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现为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当代文学艺术创作中心作家，中国当代作家代表作陈列馆创作员。
《铁罗汉》迷
阿本
我和《铁罗汉》的结缘，远在“民国”二十八年的春天，那时我们奉命筹组了一个剧队，并限于匆促的时间里，开发前线去。那剧队先天单薄的，更苦的，女同志太少，因之，选剧本成为更严重的事。
在出发前的两天的一个晚上，才在《战时中学生》创刊号上看见了《铁罗汉》这剧本。当晚，借着路灯的微光，读完了它。阅读时，曾紧张得发抖，亦曾悲愤得咬唇。内中“人”和“物”，都适合我们这剧队，于是决定排演。只花了一天两晚的工夫，我们粗制滥造的搬上舞台，第一次在永康，第二次在金华，第三次在兰溪。幼稚的演技与简陋的设备，沿途闹下不少的笑话。但每次演《铁罗汉》，总有意外的收获，演得慷慨处有同情的呼喊，鄙劣处有愤怒的吆喝，痛快处有抑不住的笑声，悲壮处有沉郁的吁嘘。在队里谁都知道这不是演员的技巧成熟，而只是剧作者的成功。我们从浙东演到浙西，演出四五十次，每次靠了它，收得好评。
以后，改组了××剧团，新来了三位在东战场上占有地位的导演，从此戏多了，男女演员也多了，但《铁罗汉》却没落了。导演批评这戏，太直、太单调、少情节、少噱头，在观众得到的只是直觉，并引用了许多戏剧的原理来驳它的噱头与江湖味。我虽力争这剧本的效果，然而总很少有导演的机会了。他们说我是《铁罗汉》迷。有时在决定出演时，偶尔会有句：“阿本，演铁罗汉！”这变成了很得神的笑料。
二十九年“××剧团”散了，我另与“××队”出发到宁绍海边去，谁知这队又是个穷队，沿途又搬上《铁罗汉》。在奉化、宁波、镇海、慈溪都漏过脸，每一次都收到预期效果。尤其在慈溪时，县长——就是最近殉难的章驹先生——坐在正中观剧，演完后，别的同志告诉我们：“今晚章县长看得流泪的。”第二天，会见他，他握紧我的手说：“昨晚的《铁罗汉》使我太感动了。”这戏的收效，竟至于此。
我深爱《铁罗汉》，我爱它的通俗，我爱它的痛快，我爱它的明朗，我更爱它的悲壮。
《铁罗汉》的缺点是：第一，台词段落太长，演铁罗汉的都感到不胜其烦剧。第二，江湖味太重，“老铁”长，“老铁”短的，再来句把“六斤四两”，大有点“卖膏药”风味。一个日本帝国大学留学生的情调，总不会如此。第三，最后铁妻的几段的台词，冗长少力，而且冷场，演来总不讨好。假使能改一改，或者有更大的效果。质之陈楚淮先生未知以为如何？
（载《东南日报·笔曼》1942年3月29日第1049期）
编者注：陈楚淮先生并非日本帝国大学留学生，也从未出国留学。
回忆陈楚淮老师
邵永真 应惠兰
陈老师离开我们已整整十年了。但他对我们的教诲和影响却无时不在。40多年前，在浙大，我们有幸成为陈老师的学生，留校后英语教学则成了我们的事业。如果说，学生时期老师对我们的教诲已经使我们受益匪浅，但真正体会到师恩难忘，却是在后来漫长的教学生涯中。老师的真知灼见，灌输给我们，就像好酒一样越陈越香，令人陶醉。
陈老师身材魁梧，讲话声音洪亮，中气十足。他自己总是充满信心，对我们则满怀希望。在我们学生时期，他整整教了我们两年多，几乎天天都有他的课，这在高校里是少有的，对我们来说真是三生有幸。第一次见到陈老师，印象极深。他满头白发声音洪亮又身材魁梧，使刚进大学校园、没有见过世面的我们肃然起敬。陈老师一开始就要我们对待学业树立三心，即信心、决心、恒心。他的讲话言简意赅，对我们却如雷贯耳，永远忘不了。
众所周知，学英语离不开查字典。开始上课不久，陈老师就说，查字典，不论任何字，做到最多三下一定要翻到这个字。当时班上一位女同学，指着专用教室里其厚无比的W ebster （Unabridged），当场要陈老师查一个字。陈老师立即动手，在众目睽睽之下，真就三下查到了那个字。我们无不为之喝彩。此后，大家以此要求自己，大练查字典功，现在想想十分有趣。
当初我们的培养目标是理工科院校的外语教师，理想中对我们的要求自然很高，因为教师要为人师表，而决不能误人子弟。表现在业务上，则要精益求精，不能马虎。记得我们开始上课不久，就人手一份材料，是一千个英语句子，每句有一个错误，要求我们指出来并加以改正，做好后由陈老师讲解。印象中大多数问题我们都发现不了，期待陈老师讲解的心情就非常迫切。尤其是想到今后要当老师，不能明辨是非有多么糟糕。因此听课时特别认真，笔记也做得十分详细。
陈老师的课程安排十分有特色，尤其是第二年，当时我们只有八个人听老师的课，老师坐在一张长方形大桌子的上首，我们则围坐在周围，氛围非常好。记得这一阶段布置了很多课外自学的东西，在规定的时间内学完。自学过程中有答疑时间，规定的时间结束后，马上就有考试，考试后有错误讲评。当自己犯的错误被老师讲到时，印象特别深。整个过程一环套着一环，一点也不马虎。要自学的东西按阶段不同而不同，但都是对课堂教学的补充。例如，课堂内学的是英美原着，课外就要我们自学毛主席英文版的《实践论》、《矛盾论》等，还有《北京周报》里的文章。另外还有原版的语法书，一个月看一本。还记得在大班上课时，曾要求我们看GeneralPhysics 和General Chemistry 里选的章节，有的内容还要求能背出来。
50年代浙大只有外语教研室没有系，陈老师是教研室主任，后来因患十二指肠溃疡辞去主任职务。身体康复后，刘丹（当时主持浙大工作的党委副书记、副校长）找他，要他再担任教研室主任并承办外语师资培训班。陈老师感到两件事情如要做好只能做一件，如果由他挑选，他愿意做师资培训工作。于是，他就教了我们长达两年多。当时，外训班的老师都配备得非常好，他们都很敬业，上课认真负责，对学生满腔热情。后来，我们同学之间聊起来，都感到那是一段学习的黄金时期，非常充实。
陈老师对学生非常关心负责，几乎关心每一位同学。我们读书时，班上困难的同学都有功课好的同学帮助，上课坐在一起，听不懂时马上告知相关的词语或句子，给他们看自己记的笔记，一起考前复习等。后来，还有一件事情留给我深刻的印象，是在将分配工作时，一位同学约我一起去看陈老师。当时我想，很快就要分配走了，再去见见老师也好，就一同前往。坐下来不久，老师就面对她说了好多嘱咐的话，都是关于工作后可能会遇到什么问题，应该怎样怎样，善善引导。一直等到离开也没有和我说上一句话。在离开的路上，我才想到老师怎么不同我说说呢，我也需要这方面的教导。然后自我解释一下，也许老师觉得跟她说就如同也跟我说了。等到工作分配方案公布后，我才意识到，老师把优先权给她的道理：因为我留校了，而这位同学分配走了。
事实证明，陈老师对我们留校以后的关心依然是无微不至的，尤其是业务和为人方面。见面时，总会提一些语言方面的细致差别，要我们不可马虎，语言要靠不断地积累。陈老师是闻一多的学生，经常会讲一些闻一多先生的事，也包括闻一多先生如何关怀、帮助他的往事。从他同我们讲话的语气可以看出，他对自己老师是多么的尊敬和怀念，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在解放前兵荒马乱的年代里，能得到恩师的关怀确实非常难能可贵。闻一多先生曾打算他去青岛大学工作，后因筹备工作来不及，就介绍他先去山东实验戏剧学校。因其上司不地道，没有多久陈老师就不得已离开了。闻一多先生得知后，愤怒地对该上司说：你留不住陈楚淮，足见你有眼无珠。但是，平时讲得最多的还是闻一多先生如何教他在做人方面要为人正直。他说他也要我们为人正直。有一件事确实证实了他不愧是闻一多先生的弟子，对我们来说也是刻骨铭心的。
“文化大革命”期间，他的处境并不好，有很多大字报批他为反动学术权威。这在当时的形势下是很普遍的，只要你是某方面的权威必然打上反动的标记。有人来找他外调，陈老师从不随便乱说。
来外调的人，往往会带有某种倾向性，总希望能调查出问题来，似乎这样才有成效。由于他拒不投他们的所好得罪了来外调的“革命同志”。被调查的是当时武汉的空军领导，曾经是他的学生。只要他在他们写好的“罪行”上签字，或表示有这些“罪行”，此人必打倒无疑。在当时的革委会主任在场的情况下，外调人员厉声厉色地说：你要老实点。
这话触怒了一向正直的陈老师，他拍案而起，大声说：你把我当什么人了。虽然这一拍一吼维护了他正直的本性，他却为此付出了代价。他被迫退休，而且也离开了他生活了几十年的杭州，不得已之下去了安徽他大儿子的地方。一直等到“文革”过去，形势好转，才又回到杭州，一直生活到他去世。
陈老师的母亲非常长寿，活到103岁，是温州的百岁老人之一。
这当然是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陈老师对母亲的孝顺一定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平时经常听到陈老师念叨自己的母亲。后来因自己身体原因、交通不便不能时时去看望而深感遗憾。于是，每当我们当中有人去温州，他总托付带东西去给太师母。如果我们学生辈中有人去外地，他就托付买当地的特产，并托人带回温州给太师母。他说母亲年纪这么大了，不可能再去各地看看，带些各地的特产给她，她一定很高兴。这使我们深受感动。
陈老师在世时，我们经常去他那里，同他天南海北地聊聊，感受到师生的情意。他走了之后，我们深感他留下来的空缺。我们再也无法同他谈天了，再也聆听不到他的真知灼见了，但他依然活在我们的记忆中。今天我们回忆老师，要写的东西还有很多很多。尽管我们没有做到他所要求和期盼的那样，但若没有他对我们不断地提醒和灌输，真不知道我们会成什么样子。我们确实经常觉得运气很好，有这样的老师，这样的学习环境，我们还有何求。
2007年12月于浙大
邵永真：浙江大学外语学院教授，浙江大学外语学院首任院长，第二届全国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曾任全国大学外语四六级考试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应惠兰：浙江大学外语学院教授。
怀念陈楚淮先生
应启慎
陈楚淮先生离开我们已十年有余，但他略显严肃的学者风范至今仍深深地留在我的心中。陈先生曾于20世纪30年代在《新月》杂志上发表一系列话剧剧本。在抗日战争时期写了大量的抗日剧本，其中一些剧本曾在浙南地区演出。
60年代初，由于我国外语教学形势的需要。浙江大学开办大学外语师资培训班。刘丹校长特聘陈先生为英语班的主讲教授。我能成为先生英语班上一名学生，感到十分荣幸。我在他的教导下学了二年英语。当时陈先生年近花甲，但精神矍铄，讲课声音洪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