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政治、经济市场的不完备，交易成本高昂，使得非效率制度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如果相应的市场是竞争性的，或大致接近零交易成本，报酬递增造成的对低效率路径依赖很容易得到校正。但在现实世界中，由于存在心智模式的不完备及其信息反馈的不完备和政治市场的交易成本高昂，因此，在一些对生产活动无激励效应的制度初始安排中所具有的报酬递增这个特征，将衍生出一些维系现存制度约束的组织或利益集团，这些组织和利益集团将按他们的利益来决定政治（进程），从而使得一些非效率的制度可能长期存在，甚至导致制度路径锁定。由于经济、政治的交互作用和文化遗产的制约，制度变迁比技术变迁更复杂。
诺斯指出，首先，个体改善经济绩效的能力仰赖于其信念和心智模式，而后者又受到社会累积的知识存量（文化）的影响；累积起来的知识存量又被置入我们的学习中，并成为路径依赖即过去对现在和未来的巨大影响的渊源。
3 7其次，制度变迁受累积的政治过程的影响，“制度，或者至少是正式规则，是那些拥有谈判力的人创造的，从而维护他们的利益”。因此，“经济变革的难度受政治市场性质的影响”，强烈的不确定性、政治协定实施的困难等因素，都会引起政治市场的不完备。因此，制度的路径依赖使得政府在短期内改进经济绩效的能力十分有限。
在对诺斯理论发展方面，不能不提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艾夫纳·格瑞夫教授。从20世纪80年代末起，格瑞夫开始研究中世纪末期商业革命中的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在这一过程中，他发现了诺斯新制度经济史学的缺陷与不足，引发了他对新制度经济史学的再思考。
格瑞夫认为，要建立一种全新的理论和方法，首先也是最为重要的，就是要超越新制度经济史学，把国家作为制度的唯一来源的分析范式。他开创性地运用了博弈论和历史经验的归纳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而创建了历史制度分析方法。
格瑞夫对历史上的经济、政治、文化制度和影响制度选择，制度变迁与路径依赖的各种因素，进行了深入严谨的理论分析和具体翔实的经验研究，对一系列有关制度经济史的重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格瑞夫是以11-14世纪欧洲“商业革命”时期的意大利城市热那亚和地处北非地中海沿岸的马格里布为典型案例，展开历史制度分析的。之所以选择这两个地区为典型，是因为它们在中世纪晚期虽然同样经历了商业革命的经济贸易繁荣，但在后来长期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却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
以热那亚为代表的意大利实现了贸易和经济的长期增长，成为西方世界兴起的发源地；而以马格里布为代表的穆斯林世界却从此进入了经济的长期衰落。
格瑞夫十分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本身所具有的特殊重要意义。
格瑞夫首先探求解决的问题是，是什么因素导致了热那亚和马格里布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走上了不同的道路？经过严谨缜密的历史考察和理论分析后，格瑞夫得出结论：是不同的制度选择把热那亚和马格里布的经济与社会引上了不同的发展轨道。不同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已经使热那亚和马格里布分别形成了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文化传统。在海外贸易扩张的过程中，热那亚商人采取了无社区限制的“开放”的方式扩大海外贸易代理关系，而马格里布商人则采取了仅限社区内的“封闭”的方式来扩大海外贸易代理关系。此外，在社会内部代理关系模式的选择上，热那亚人采用的是“纵向”的代理模式，而马格里布人则采用了“横向”的代理模式。马格里布人和热那亚人不同的文化遗产以及他们在文化方面表现出来的巨大差异性决定了他们对制度的不同选择。
文化传统也影响了相关市场制度的建立与发展。马格里布人没能建立起提货单制度，是因为他们通过非正式的集体主义实施机制已经解决了相关的制度保障问题。而热那亚商人缺乏那样的非正式实施机制，他们只好通过使用提货单、通知单及其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来解决与海运货物相联系的组织问题。另外，马格里布的集体主义文化提倡社会成员之间的互助精神。而热那亚的个人主义社会，商人们不会指望得到这种互助。于是，意大利人发明了保险制度。再有，在热那亚的个人主义社会中，商人们迫切希望提高雇佣代理商的安全性。这样，家族企业这种具有无限生命期和较低破产可能性的组织形式便在热那亚应运而生了。而随着家族企业形式的发展完善，它开始向非家族成员出售股份，同时产生了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相关信息的传递以及会计程序的完善等问题。显然，这孕育了股票市场、股份制和现代公司制度的最初形式。而马格里布商人在从事贸易活动相当长的时间后，仍没有建立类似的组织和相应的制度。
由此可见，文化信仰对经济和政治制度的选择和变迁产生了持久的影响，而后者的发展状况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
格瑞夫指出：历史的制度分析揭示了一个社会内部经济、文化、社会特征之间关系的复杂性。例如，支配热那亚和马格里布人代理关系的不同的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归结于他们不同的社会和文化特征，而这些特征又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其经济制度。在马格里布人中间，集体主义的文化信仰和与此相联系的经济上的自我实施的集体惩罚，导致了一种水平式的社会结构、社会的封闭和集体的社会信息通讯网。在热那亚人中间，个人主义的文化信仰，则导致了具有一种垂直并融合的社会结构以及相对比较低水平的信息联络的个人主义的社会。在一定程度上一个人是用所持的随时间不断变化的价值去判断经济和社会的行为方式，这些不同的经济社会体制可能也会导致不同的价值。
在我国的路径依赖理论研究中，费孝通曾提出传统中国的乡土社会结构就像一个由“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中国私营企业的成长轨迹，尤其明白地显示出了家族文化的印记。中国私营企业中以亲缘或准亲缘网络为基础的企业比例非常高，充分显示了亲缘网络对私营企业的渗透以及对企业创建的作用。
三、企业家理论
在经济思想史上，给予企业家以重要地位的是约瑟夫·熊彼特，熊彼特因此而成为企业家理论的代表人物。
熊彼特运用创新理论来解释经济的发展。他认为“创新”，就是“企业家实行对生产要素的新的结合”。这里所指的企业家不是一般的经理，他们必须具有创新思想、冒险精神和先见之明，也就是熊彼特所称的“企业家精神”。在熊彼特看来，企业家是企业发展的发动机，正是企业家带领企业实现着“创造性破坏”。企业家的功能不在于去寻找初始资本，也不是去开发新产品，他最核心的功能在于提供一种经营思想。这种经营思想经与企业资源结合后，将使企业创造巨大利润。企业家可以在不增加任何现有有形生产要素的情况下，通过引入一种“新的生产组合”，使得企业现有生产要素更加合理和更加有效地得到利用，从而创造出超额利润。
彼得·德鲁克承继并发扬了熊彼特的观点。他提出企业家精神中最主要的是创新，进而把企业家的领导能力与管理等同起来，认为企业管理的核心内容，是企业家在经济上的冒险行为，企业就是企业家工作的组织。按照德鲁克的观点，企业家在企业发展过程中扮演三种角色：①组织的奠基人（无论建立组织是否是一种创新行为；无论这名企业家是一名机会主义者，还是一名战略家）；②自有企业的管理者；③他人所拥有企业的创新型领导者。（彼得·德鲁克，2007）
麦克尔·波特在《什么是战略》一文指出，制定或重建一个清晰的战略是一项挑战，它对由人构成的组织挑战很大，因此要仰赖组织的领导者。
他写道：在影响战略的诸多因素中，强烈的增长欲望也许是最危险的。追求增长的努力往往会淡化企业的独特性，以致产生妥协、破坏配称，并最终削弱公司的竞争优势。增长手段应该集中于对现有战略定位进行深化而不是拓宽和妥协。
制定或重建一个清晰的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组织的领导者。最高管理层不仅仅是每个职能部门的总指挥，其核心任务应该是制定战略：界定并宣传公司独特的定位，进行战略取舍，在各项运营活动之间建立配称关系。
改善运营效益是管理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但这并不是战略。运营效益讨论的是持续变革、组织弹性以及如何实现最佳实践，而战略讨论的是如何界定独特的定位、如何作出明确的取舍、如何加强各项活动之间的配称性。
企业家理论认为，市场不是由上帝、大自然或经济力量所创造，而是由企业家所创造。成功的企业背后一定有一个伟大的企业家和一个极具凝聚力的企业家精神。不是所有在企业领导岗位的都是企业家，不能创新的企业领导只能作为一个普通的企业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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