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家族成员的利他主义。代理理论的初始假定为当所有权和经营权统一于家族时，企业内部的代理成本达到最小。原因在于家族成员之间广泛的利他主义在起作用。利他主义鼓励父母照应子女、家庭成员相互体谅，并对家庭、企业忠诚和勇于承担义务，体现了对代理关系影响的积极一面。利他主义也会导致父母的身份意识和价值取向，造成家庭成员的逃避责任行为、基于血缘关系的家族企业控制权的传承、子女对父母的过度依赖意识等。利他主义3 3在很大程度上还有不对称性，通常表现为父母单方面的利他主义行为，随着垂直代理关系中利他主义不均衡的加剧，信息分布的不对称性增强，导致利他主义的父母渴望以慷慨和公正的方式分配资源变得更加困难，结果就可能引起子女之间的猜忌，引发关系整个家族的道德风险。（Schulze等，2002）（2）管理层的自利行为。在家族企业中，虽然家族成员之间的自利倾向相对较小，但管理层作为一个整体相对其他利益相关者也同样存在自利倾向。
自利行为促使管理者从所有者那里获得私人利益从而增加了代理成本。家族所有权引起的自利行为会带来不良后果，这是因为企业家精神和天赋未必会为控制企业的后代所继承。对继承人而言，通过运用他们已有的财富和影响力来获得竞争优势将变得相对容易；同时，可以通过政治上的寻租而非创新和企业家精神来创造价值。如果管理层的自利行为伴随着金字塔式的所有权结构，那么这种情况将变得糟糕。
（二）不完全契约理论
所谓完全契约，是指这些承诺的集合完全包括了双方在未来预期的事件发生时所有的权利和义务。（丁利，2002）但未来本质上是不确定的，特别是将来某种程度上是现在选择的结果，而现在的选择又基于对未来的预期，这使得现在与将来之间的关系具有随机性。因此，从观察者的角度看，大部分契约都是不完全的。
从本质上说，当契约所涉及的未来状态足够复杂时，个人在签约时的主观预期就不可能是完全的，因此“不可预见的可能性”就成为契约不完全性的最本质的原因。（丁利，2002）很早就有经济学者关注契约的不完全性，科斯在其1937年的论文中就提到由于预测方面的困难，有关物品或劳务供给的契约期限越长，实现的可能性越小，因此买方也就越不愿意明确规定对方该干什么。
不完全契约理论沿着科斯的思想产生了两个重要的理论分支：一支是以威廉姆森为主要代表的交易成本经济学，另一支是以哈特为代表的产权理论。如果把交易成本经济学和产权理论做一个对比分析，会发现两者的理论基础基本上都是一样的，都把有限理性、机会主义和资产专用性作为契约不完全的主要原因。
以哈特为代表的不完全契约理论基于如下分析框架：以合约的不完全性为研究起点，以财产权或（剩余）控制权的最佳配置为研究目的。
所谓合约的不完全性是指合约不可能做到完备的程度。现实经济中充满了不确定性，人们不可能预测到所有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并在合约中对交易各方在各种可能情况下的责权利做出明确界定，这样做的交易成本将相当高。
他们认为当由于明晰所有的特殊权利的成本过高而使合约不能完备时，所有权就具有重要意义。
他们区分了特定权利和剩余权利（剩余索取权或剩余控制权）。特定权利就是指在合约中被明确规定的权利，而没有被明确规定的权利就是剩余权利。
企业与市场的区别不是由剩余索取权的分布决定的，而是由剩余控制权的分布决定的。当两个经济行为主体进入一种交易关系，财产被用来创造收入，而要在合约中列出所有关于财产的特殊权利费用极高时，最合适的做法就是一方将另一方兼并，即一方把另一方的剩余权利都购买过去。与此同时，哈特等人还认为在合约不完全的情况下，物质资本所有权是权利的基础，对物质资产所有权的拥有将导致对人力资本所有者的控制，这实际上是一种资本强权观和资本至上观的表现。此外，哈特还将剩余控制权等同于企业的所有权，拥有剩余控制权实际已被作为所有权的定义。
以威廉姆森为主要代表的交易成本经济学与以哈特为代表的产权理论在分析问题的重点和思路上有着明显的分歧，交易成本经济学认为契约不完全的情况下产生的交易成本主要在于事后的失调，因而问题的重点在于通过比较各种不同的治理结构来选择一种最能节约事后交易成本的制度。（聂辉华，2005）。
（三）交易成本理论
学者们在解释了家族企业组织形式的源起时往往使用交易成本与团队生产理论。交易成本与团队生产理论以协作或团队生产取代个体生产可以作为解释业主制的古典企业组织形态产生的基本出发点，认为这种取代是由于效率方面的原因。近年来，不少学者在运用交易成本分析家族企业制度变迁方面建树颇多。
1.家族企业的产权界定问题
由于产权界定本身也需付出交易成本，所以当界定产权所付出的交易成本大于产权界定后所节省的交易成本时，一定程度的产权模糊也有其存在的必然，也不失为一种节约交易成本的方式。例如，我国家族企业在发展的早期，挂靠集体或国有等公有制经济，虽然这种产权不清增加了交易成本，但如果企业要进行产权界定，将失去各种政策优惠，而且也可能引发纠纷。因而，许多家族企业宁可不摘“帽子”。但当界定产权付出的交易成本小于产权界定后所降低的交易成本，经济人追求最大化的本能将驱使其不断界定产权。随肖艳认为，从企业组织的历史发展过程来看，个人业主制或合伙制企业和公司制企业这三种基本企业制度形式中，古典企业制度即资本主义的个人业主制是最早出现的。它通常只有一个产权所有者，由业主直接经营。在个人业主制企业中，直接使用资源的产权主体是自然人，自然人财产与企业财产是合一的，自然人既是所有者主体，也是经营管理主体。毫无疑问，这种企业组织是最简单而彻底的家庭企业组织，也就是说，在私有制条件下，历史上最早的企业均是家族企业。由此，考察家族企业组织的源起也就是探讨古典企业或业主制企业组织为什么会形成。见肖艳：《家族企业的制度结构研究》，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9页。
着国家对私营经济等非公有经济政策的放开，家族企业摘“帽子”得到国家政策的支持，其界定产权的费用大大下降，许多家族企业纷纷脱离原挂靠单位；当家族成员间产权不清所造成的交易成本随着成员间利益矛盾、意见不合而急剧上升时，产权在自然人之间做出界定的要求就提出来了，也因此导致了家族企业的分家现象。（方晓军、高瑛，2004）
2.家族企业的合理性解释
家族企业的产生是由于同样的经济活动在家族企业边界内通过权威来协调的管理费用小于利用市场机制来协调经济活动的成本。家族企业是家族资产占主导的家族关系契约和要素契约的结合体。家族企业可以看做一种嵌入在一系列有形或无形的家族规则之上的特殊企业契约。（余立智，2005）家族企业通过一种血缘和地缘关系来维持企业运作，它更多地运用非正式规则来管理企业。在这种组织里，企业的管理在很大程度上靠个人威望推行。
相对正式组织来说，家族企业是一种较松散的、不稳定的非正式组织。它具有以下特点：①可以减少交易成本；②可以减少不确定性和风险。可见，从其产生的原因和背景来看，采用家族式管理又有其理性的一面，这种理性的产生根源于特定的制度及制度环境。（卢现祥，2003）
用团队生产理论解释家族企业，可以看到，忠诚成为家族企业的黏合剂，家族伦理取代了监督职能。所以，储小平认为，在特定条件下，家族成员及其之间的忠诚关系作为一种节约交易成本的资源进入（企业），家族伦理约束简化了企业的监督和激励机制，这时家族企业就能成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储小平，2000）家族合约的产生和变迁是家族企业创业者将家族治理所节约的“代理成本”与预算约束“软化”所可能引致的交易成本，将家长集权治理所节约的“决策和协调成本”与“家长缺位”所可能引致的系统性经营风险放在一起加以统一权衡考量的结果。（余立智，2005）
制度安排的变迁是在变迁需求与变迁供给综合作用下的一个动态、连续的发展过程，它受制于现有制度存量的约束，最初阶段的制度安排是连续几个阶段制度安排的起点或组成部分。罗卫东从交易成本角度考察了家庭工场的优势，从而从规模扩张的收益与制度寻租所支付的成本对比方面论证温州的民间企业成长的路径。（罗卫东，2001）
二、路径依赖理论
1985年，保罗·大卫在解释惯常的排版文字组织是怎样变得标准化和固正如储小平所说，家族企业是家族资产占主导的家族关系契约和要素契约的结合体，是家族成员对企业的所有权和控制权保持拥有的一个连续分布的状态，是家族文化规则在不同程度导致组织行为的经济组织。见储小平：《华人家族企业的界定》，《经济理论和经济管理》2004年第1期。
3 6定化时提出了路径依赖问题。他认为，一些偶然事件可能导致一种技术战胜另一种技术（即技术演进），而且一旦选择某一技术路线，即使这一路线不比放弃的另一种技术路线更为有效，它也会持续到最终。尔后，W.马兰·阿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形成了技术演进中的路径依赖的系统思想。他指出，新技术的采用往往具有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由于某种原因先发展起来的技术通常可以凭借先占的优势，利用规模巨大促成的单位成本降低、普通流行导致的学习效应提高、许多行为者采取相同技术所产生的协调效应、在市场上越是流行就越促使人们产生它会进一步流行的预期等，实现自我增强的良性循环，从而在竞争中战胜自己的对手。相反，一种具有较之其他技术更优良的技术却可能由于晚入一步，没能获得足够的追随者而陷入困境，甚至“锁定”在某种恶性循环的被动状态之下，难以自拔。总之，细小的事件如偶然情况常常会把技术引入特定的路径，而不同的路径最终会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
后来，道格拉斯·诺斯将前人有关这方面的思想拓展到社会制度变迁领域，从而建立起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理论。诺斯考察了西方近代经济史以后，认为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历程中，制度变迁存在着“路径依赖”现象。路径依赖指的是一种制度一旦形成，不管是否有效，都会在一定时期内持续存在并影响其后的制度选择，就好像进入一种特定的“路径”，制度变迁只能按照这种路径走下去。
诺斯清楚地阐明了制度变迁受文化、政治这两个重要的累积过程的影响。
将路径依赖方法引入制度分析时，诺斯强调了他的分析与技术变迁的路径依赖有两点差别：第一，报酬递增的基本原因不同。制度变迁与现行的制度框架、网络外部性和制度基本网络相关，而不是与某个特定的制度相关，即制度安排会诱致互补性组织形式，而后者反过来又鼓励新的互补性制度的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