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信任及信任的研究
信任是市场经济的基础。温州作为翘楚国内的市场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必定与温州的信任体系有关。实际上，正是温州独特的信任体系才决定了温州模式的形成与发展。破解温州模式的秘密，就在于挖掘温州独特的信任及信用观念与信任体系。
一、信任及其重要性
（一）信任的定义
中国历来强调信。《论语·颜渊》说：“民无信不立。”信是人之为人之本，也是国家立国之本。朱熹说：“民无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无信则虽生而无以自立，不若死之为安。故宁死而不失信于民，使民亦宁死而不失信于我也。”
信任起源于德语“trost”一词，意思是舒服。它一开始用于对另外一个人能力或个性的评价。弗兰西斯·福山认为，所谓信任，是在一个社团之中，成员对彼此常态、诚实、合作行为的期待，基础是社团成员共同拥有的规范，以及个体隶属于那个社团的角色。这里所指的规范可能是深层的“价值观”，也可能包含世俗的规范。（福山，1998）威廉姆森在《治理机制》一书中引用了甘比塔的定义：“有关信任的定义比较集中，可总结如下：信任……是一个特定的主观概率水平，一个行为人以此概率水平判断另一个行为人或行为人群体将采取某个特定行动……当我们说我们信任某人或某人值得信任时，我们的隐含意思就是，他采取一种对我们有利或至少对我们无害的行动的概率很高，足以使我们考虑与他进行某种形式的合作。”
经济学家厉以宁也认为，信任的意思是相信而敢于托付。李新春把信任理解为个人之间对于相互合作所持有的信心。他把基于法律制度体系上的信用理解为社会信任，社会信任是整个社会的信用基础。而将个人之间的信任关系理解为私人信任。（李新春，2005）
（二）信任的重要性
1.信任是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
经济学家倾向于认为，信誉或信任是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张维迎，2001）希克斯指出：信任是很多经济交易所必需的公共品德。（希克斯，1976）任何交换都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之上。没有起码的信任就不可能发生交换。即使发生了交换，也会把大量宝贵的资源用于防范风险。没有信任就会产生机会主义，产生交易成本。（张其仔，2001）
福山认为，经济活动代表了社会生活中极为关键的一环，同时也和许多规范、规则、道德义务和其他习惯交织在一起，形成了社会的样貌。如果缺乏社团意识，人们对于唾手可得的经济机会只能望之兴叹，无法加以利用。
2.信任是一种社会资本
人类从本质上看是一种社会性群体，而信任是社会黏合的前提。詹姆斯·科尔曼主张，除了人的技能和知识之外，人力资本还有很重要的一个部分，那就是个体与他人共事的能力，而这种与他人共事的能力，又须视这个社会共享规范和价值观的程度高低及其能否将个体利益融进群体利益来决定，在这些共享的价值观中，信任即为其一。信任具有这些特征，它才会与社会资本理论发生联系并受到后者的重视，因为社会资本理论也是考察个体所生存和活动的社会环境（相对于自然环境而言）。社会资本是在社会关系和网络中生成的，它的高低与一个社会共享的价值观、规范有很大的关联。因此，弗兰西斯·福山说，缺乏信任，意味着社会学家科尔曼所称的“社会资本”出现了赤字。
3.信任是组织发展的基础
大量的文献研究已充分显示，企业成长受到所处社会的整体信任结构的影响。英国人萨利·毕培、杰里米·克迪在《信任：企业和个人成功的基础》一书中说：“在组织中，我们可能会谈及信任的重要性，但我们很少真正关注信任对我们而言意味着什么，也不了解为什么我们应尽力地去理解它和开发它。
然而，它的确是各种关系中的核心要素之一，这些关系包括诸如与朋友、同事、客户、供应商、商业合作伙伴或者投资者之间的。”
在企业外部，企业与顾客之间的信任会带来顾客的忠诚，这个忠诚会带来成本下降与价值增值；企业与合作商的信任会带来长期稳定的关系，这个关系会帮助企业完成永续经营的事业；企业与政府部门的信任会带来和谐的外部环境，这个和谐的环境会为企业带来良好的声誉与更多的资源。（萨利·毕培、杰里米·克迪，2006）
在企业内部，员工间的信任大大提高了变革成功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信任将提高人们抛弃过去实践并赞同新方法的可能性。信任是一种资源，它以共同资产的形式存在，运用得当则可获得巨大竞争优势。
二、关于信任的研究
20世纪50年代以前，信任在社会科学中一直没有成为中心课题。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信任的概念引发了人们持续增长的兴趣。研究组织的学者关注信任问题，视其为组织控制的机制——在价格和权威之外的另一种方式。
在经济学家中，亚当·斯密可能是最早的比较系统地关注信任和人类经济行为关系的学者。在他的重要着作《道德情操论》中，斯密指出经济活动是基于社会习惯和道德之上。如果离开这些习惯和道德，人们之间的交易活动就会受到重大的影响，交易的基础就会动摇。不过，与他的“看不见的手”理论相比，前者相对来说没有引起经济学家的充分重视。
在经典社会学大师涂尔干那里，也大量涉及社会信任问题。涂尔干为社会学确定了独立的研究对象，即社会事实。社会事实具有不同于自然现象、生理现象的特征和特殊的决定因素。社会事实以外在的形式“强制”和作用于人们，塑造了人们的意识。这种强制既指人们无法摆脱其熏陶和影响，又指对于某些社会规则拒不遵从将受到惩罚。他还把社会事实分为运动的状态和存在的状态。前者指与思想意识相关的现象，亦称团体意识；后者是社会上一切组织和有形设置。社会秩序是涂尔干一生学术研究的主题。
在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一书中，涂尔干既提出了“社会团结”、“集体意识”、“功能”、“社会容量”、“道德密度”以及“社会分化与社会整合”这些后来一直为社会学界所沿用、修正和争论的概念，也通过对“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环节社会”与“分化社会”以及“压制性制裁”与“恢复性制裁”的纵向二元划分，探讨了历史演进的基本规律。文中大量涉及“集体意识”，这其中就包含社会信任。在他为摆脱社会危机而开出的良方中，其中之一是通过职业群体的组织方式彻底拯救日益败落的伦理道德，并以此搭建起一个功能和谐与完备的新型社会，信任在社会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
后来，韦伯对美国文化和资本主义精神、儒教的分析，彰显信任在社会生活尤其是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韦伯主要考察了16世纪宗教改革以后的基督教新教的宗教伦理与现代资本主义的亲和关系。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和政治学的范畴，而且还是一个社会学和文化学的范畴。他把“资本主义”当作一种整体性的文明来理解，认为它是18世纪以来在欧洲科学、技术、政治、经济、法律、艺术、宗教中占主导地位的理性主义精神发展的结果，是现代西方文明的本质体现。在这样一种文明中，依靠勤勉、刻苦，利用健全的会计制度和精心盘算，把资本投入生产和流通过程，从而获取预期的利润，所有这一切构成了一个经济合理性的观念。这种合理性观念还表现在社会的其他领域，形成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社会精神气质或社会心态，并弥漫于近代欧洲，这就是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它作为近代欧洲所独具的价值体系，驱动着人们按照合理化原则进行社会行动，最终导致了资本主义的产生。
弗兰西斯·福山认为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乃是文化对经济的影响途径和表现形式，它直接会影响甚至决定效率。影响的机制在于信任直接影响了一个社会的经济实体的规模、组织方式、交易范围和交易形式，以及社会中非直接生产性寻利活动的规模和强度。福山把人类社会分为两类：一类是“高度信任社会”，以美国为代表；另一类是“低度信任社会”，以华人文化圈、意大利、韩国为代表。像美国、日本等高信任度的国家，能在个人、家族与国家之间形成强有力的自愿结合，塑造出大型的现代化的专业管理公司；而意大利、法国、中国等国则是低信任度的社会，往往将信任关系局限于家族之内，因此以家族企业居多，难以发展现代的大企业。（福山，2001）福山把韦伯的理论又往前推进了一步。新教伦理产生社团主义，社团主义产生高度的信任感，而在高度信任的基础上，资本主义必需的大规模经济网络终于得以形成。因此，新教文化是存在于美国的历史与现实中的“一双看不见的手”。
福山转而分析了华人社会的致命缺陷。几千年来，儒家文明虽然一直在探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中国社会依然是一个“低度信任社会”。由于信任只是局限于家庭之中，使得人们在社会交往中不得不付出巨大的成本来与陌生人之间达成某种形式的“信任”——这对经济的良性运行造成了显着的伤害。
明确而系统地将信任当作一种社会机制来研究的社会学家是德国人卢曼。他认为，信任是一种简化机制，依靠简化机制是人类生存的策略，因为人类生活的自然与社会环境很复杂且日益复杂，必须建立一些简化系统来应对它们，如语言、货币、分数和考试系统等，信任就是一种简化系统。信任某人，就是从主观上扬弃不确定性，把这些不确定因素交由被信任的人去应对，相信他会合理地应对；或当不确定因素出现时，相信双方的彼此信任关系必定会导致双方的善意解决，等等。经济学家最喜欢从降低交易成本的好处看信任关系，这实际上就是简化的功效，是信任大大减少了为对付时间风险、道德风险、不确定性风险所花的成本。
第二节 信任的分类
在早期的信任研究中，大多数学者都将信任简单地视作单维的变量。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者们更多地倾向于将信任视为多维的变量。不同的研究者对信任的理解和研究视角存在差异，从而导致了信任维度划分的多样性。
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分类方法，同时，这些方法很多是交叉重叠的。本书根据信任指向不同的客体、社会与人际历史形态以及经济交换的角度，把信任分为七种。
一、按照指向不同客体的分类
（一）人际信任
在传统社会里，人们之间的信任是人格化的，其信任依附于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而且信任的范围非常窄，只存在与血缘有关的主体或局限于一定的地域之内。人际信任主要适应于传统农业社会或“熟人社会”，是基于对他人品行的理性考察和与他人之间情感联系而产生的信任。
对人际信任的研究结果表明，提高人际信任可以促进人们之间的沟通，有利于人们的协作，增强组织凝聚力，提高工作效率，合理配置资源，从而降低组织运行和管理成本。
人际关系的状况可以作为信任的一个指标，在人际交往中，人们依关系不同阶段而给予不同性质的信任。在交往的初期阶段，人们以既定成分所内隐的义务与责任为交往依凭，因此遵循这些角色义务及责任即成为信任之来源。
而个人是否老老实实地按照这些内含于角色的义务及责任行事，便成为判断一个人值不值得信任的主要因素。在交往的工具阶段，人们以内隐于工具交换的互惠互报法则为交往依凭，因此双方在交往时，遵循内隐于工具交换中的“合情合理”法则，亦即在公平法则之上再加一些人情义务成为信任的来源。
尽职地遵循这一“合情合理”法则所内含的义务及责任，表示双方有诚意进入这一工具交换阶段。在交往的感情阶段，人们以感情的相互付出为交往依凭，因此双方在互助的情感交流层面，能忠心地、无条件地关心、照顾、帮助对方，甚至可以牺牲自己的利益成为信任的来源。尽职地遵循这一感情交流法则，表示双方有诚心对待对方，好像对待自己一样。
（二）社会信任
随着社会分工的发达和交易对象、交易范围的扩大，人情式的信任逐渐不适应时代的发展，越来越需要一种突破地域的纽带联系起来，于是就产生了非人情式的信任即社会信任。社会信任主要适应于市场经济社会，是一种突破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的普遍信任。由个人信任发展到社会信任是生产力发展的产物。
对社会信任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些人将它看做法规制度的产物，认为人们之所以讲信任，是因为受到法规制度的制约，不敢做出违背信任的行为；人之所以信任他人，是因为相信这些社会机制的有效性。另外一些人认为社会信任是文化价值观的产物，人们之所以守信或信任他人，是因为文化中含有倡导诚信的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并得到人们的认可和内化。也有一些学者的观点是这两种取向的综合，认为制度与文化价值观一起构成社会信任的基础。
二、根据社会与人际历史形态的分类
（一）习俗型信任
习俗型信任就是关系信任。它发生在熟人之中，满足于稀薄人际关系需求，主要从属于习俗的规范和满足于习俗需要，在很大程度上不具有直接的功利目的。（张康之，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