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温州模式的历史渊源：宗族制度
家族企业在温州的广泛发展，从文化传统与发展线路分析，源于温州的历史、人文与地理的特殊性。温州模式的文化遗传因子包括：历史上的宗族制度，地理上海洋文化与乡村文化的融合，学术上永嘉学派与刘基思想构筑的儒家文化影响。
一、宗族制度是应对越人流散性的制度安排
温州古称“瓯越”、“东瓯”，属于“百越”的分支。“百越”一名首见于战国晚期吕不韦的《吕氏春秋·恃君》，其文曰“扬汉之南，百越之际”。《汉书·地理志》师古注引臣瓒言：“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汉代会稽包括了吴地的江苏，现大都认为百越分布在江苏沿海东南到华南地区，直至今越南北部，其分布范围比越国要大得多。百越依其分布地区的不同，主要有于越、闽越、瓯越、南越、西瓯等几部分。于越以先秦时的会稽（今浙江绍兴）为中心，主要分布在今浙江一带。闽越以今福州一带为中心，主要分布在福建闽江流域及其沿海岛屿上。东瓯又名瓯越或东越，以今温州一带为中心，主要分布在浙江南部的瓯江流域。南越和西瓯主要分布在岭南的广东、广西一带。
“东瓯”名称最早见于《史记》。原名东海王国，因建都东瓯——即在今浙江南部瓯江流域，故以东瓯称之。《史记》记载，东越国与南越国一样，都是越国勾践后人。“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勾践之后也，姓驺氏”。汉五年，立闽越王，都东瓯。“孝惠三年，举高帝时越功，曰闽君摇功多，其民便附，乃立摇为东海王，都东瓯，世俗号为东瓯王。”
流散性是越人的特征。按照近年来的研究，古代越人的流散开始于史前，越人的足迹遍及我国台湾以及越南、南洋群岛、日本甚至太平洋。（陈桥驿，1996）秦以后，越人又出现了第二次流散。
公元前154年，吴王刘濞反汉，东瓯王受汉指使杀濞于丹徒。濞子子驹逃亡入闽越，唆使闽越王出击瓯。公元前138年闽越发兵围东瓯，东瓯求救于汉，刘彻令庄助发兵援东瓯，兵未至闽越即退兵而去。公元前110年（元封元年）西汉政府平定了东越和闽越，汉武帝“以东粤陿多阻，闽粤悍，数反复”，“诏军吏将其民徙处江、淮之间，东粤地遂虚”。这批迁到中原地区的越人当中除了从事农业生产之外，还有部分从事巫术的，把南方的祭祀文化带到了中原地区。汉武帝“灭两粤，粤人勇之乃言：粤人俗鬼，而其祠皆见鬼，数有效。其东瓯王敬鬼，寿百六十岁，后世怠慢，故衰耗。乃命粤巫立粤祝词，安台无坛，亦实祠天神帝百鬼，而以鸡卜。上信之，粤祠鸡卜自此始用”。
迁至安徽寿春、合肥一带的越人，有的居于山区，成为山越的一支。山越基本上是依阻山险而居的越人，分布于三国吴属的丹阳（宣州）、会稽、新都（黄山）、建安（福建省建瓯县）、豫章（南昌）、鄱阳（上饶）、庐陵（吉安）诸郡及魏属的庐江郡等地，居住范围广阔，其中又杂居大量汉人，形成为大分散、大杂居的局面。所以山越虽以种族作称谓，但实际上是居于山地的南方土着，故亦称“山民”。他们大分散、小聚居，好习武，以山险为依托，组成武装集团，其首领称“帅”，对于封建中央政权处于半独立的状态。（唐长孺，1995）胡三省在《通鉴》汉纪四十八“山越”下所注：“山越本亦越人，依阻山险，不纳王租，故曰山越。”
淮南王安在上书汉武帝时曾说：“越……处溪谷之间，篁竹之中，……地深昧而多水险。中国之人不知其执阻而入其地，虽百不当一，得其地不可郡县也，攻之不可暴取也。”说明当时西汉政权想控制这些地区。但由于地理条件和越人的反抗，仍不能直接控制这些地区。
至公元前85年（汉昭帝始元二年），时距东瓯内徙已26年。因有“逃遁山谷者颇出”，才在东瓯与闽越的故地设置了回浦、冶县二县，庙会稽郡。这是西汉真正在今浙南和闽北设置地方政权……回浦县为东瓯故地，兼今温州市、台州地区和丽水地区。而现在的温州市就是回浦县的东瓯乡。
与流散性相关的，是越人宗族组织的发达。历史上古山越人以宗族血缘关系为纽带，世代繁衍而成同族聚居村落。王钟翰在《中国民族史》中写道：山越的他们的社会组织称“宗伍”或“宗部”，首领称“宗帅、渠帅”，与当时的一些大姓部伍无很大的区别。在宗帅统领下，往往以几千人为单位进行战斗，战则蜂起，败则四散，带有较浓厚的原始性质。
通过宗族组织把流散、松散的越人撮合在一起，从而产生了归属感、认同感，形成类似于家族的统一体。英国社会人类学家W.H.里弗斯认为，Family可以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广义的Family 包括所有的亲属，也就是我国所说的家族。正如钱杭、承载所认为的，“宗族之‘强’不仅表现在它外有雄踞乡里的经济实力和和来自朝廷支援的政治实力，还表现在它对本宗族内部秩序有效的管理。这两者在大部分场合下可能是统一的，尤其是浙东，这种统一在17世纪就已实现，并且程度也要较其他地区为高”。
二、独立的政权以及内乱促使东瓯重视宗族制度
东瓯历来以地理位置上的偏远，与中央政权保持距离，从而产生相对独立的政权体系。
东瓯、东越相继内徙以后，在西汉至东汉时期，随着中原地区封建经济的发展，太湖流域和钱塘江流域地主阶级兼并土地的情况日趋严重。但浙南与闽北因较僻远，发展较上述地区迟缓得多。至东汉时，在浙南增置了永宁县。
其时，永宁县仍领有今温州市和丽水地区，全县有“几千方里”而“户不满万”，可见这里仍是一个地广人稀的地方。在这幅员广大的地区还分布着深居幽邃、聚族而居的山越人，他们仍顽固地保留着农村公社的残余。这些土着种族由于经济上的落后，与地方政权保持一定的对抗态度，使汉政权无法对他们进行有效的控制。
907年（天佑四年），温州并入吴越版图。吴越是一个独立的政权，吴越建国后，对梁“称吴越国而不言军”。五代十国时期，中原王朝不再在吴越派监军使，即停止了对两军政务的监督与干预。因此，吴越臣属于中原王朝，其实是建立双方政治军事联盟的一种特殊形式，是出于战略的需要，即臣属仅仅是形式，联盟才是实质。（何灿浩，2004）
由于内乱不断，吴越王钱镠由此认识到军将对王权的威胁，认识到武人政治的危害，因此，钱镠特别重视文治，重视佛教，重视宗室。唐末朱褒兄弟交替割据的22年中，据地方志书记载统计，共建有寺院19座。温州一隅之地，几乎平均每年有一座佛寺在兴建。至吴越时继续发展，在它统治的70多年里，失后兴建了64座大小佛寺。
钱镠反复强调“化家为国”，十分重视并发挥宗室在治国中的重要作用，强调宗族利益与国家利益的统一，把传统道德的重建视为亲睦宗室关系、稳定政治秩序的重要途径。在他的大力倡导下，吴越国宗室崇尚儒学，并形成礼教家风，因此，宗室关系亲睦，与王权保持一致。
儒学中最主要的、构成道德的根本和基础的东西，是从中国特有的家庭制度和社会组织中产生出来的。（刘宗贤，2005）温州经济组织深受儒学的影响，温州模式的发展道路似乎是捡起了20世纪30年代被掐断的社会和文化线索，是晚清文化的重续。
三、温州宗族制度的延续
宗族观念至今根深蒂固。在温州的农村，随处可以见到大小不同、建筑各异的“宗祠”，里面则一律供放着记载了整个家族繁衍和发展历史的“宗谱”。
宗祠又称祠堂、祠庙、祠室、家庙，是宗族成员祭祀祖先的场所。宗祠的兴起是与中国古代祭祀制度的演变联系在一起。作为封建文化和封建家族制的标志，没有能比宗祠和宗谱更具代表性的了。
早期的祖庙也就是文献上的“明堂”，为君王专有的祭祀场所。因此，明堂有其特殊的政治功能，它不仅是祭祀之所，也是布政之宫。西周时期，中国的家族组织已形成了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以父系家长制为核心的宗法制。在宗法制中，立庙祭祖占有重要地位，是等级特权的象征。当时人多将祠堂建于墓地附近，成为祭祀祖先的中心场所，此制发展到唐代，祠堂的称谓又被“家庙”
一词所取代。沿用至元仁宗建“阿木祠堂”，祠堂一词始再被人们所提及并沿袭至今。现在的温州的农村宗祠是家族的一种象征，也发挥着祭祀祖先、族内议事的场所作用。
近年来，温州农村宗祠建设还有蔓延势头。以苍南县为例，全县现有宗祠706所，其中2003年以前建成的645所，2003年以后建成的有61所。从地域上来看，全县706所农村宗祠分布十分广泛，基本上每个村都有宗祠，数量最多的一个村达6个；从形式上来看，涵盖不同的宗族姓氏。近年来新建的宗祠规模普遍较大，投入都较多，一般占地3～10亩不等，投入在100万元以上，有的甚至高达500多万元，建得富丽堂皇，而且存在互相攀比的现象。宗祠投入和建设规模有不断增大的趋势。
宗族继续存在的理由不在于其外在的功能，而主要表明的是同族成员共有的一条文化上的根，这条根构成了他们现实存在的价值源泉。因为在目前的社会格局中，宗族是几乎唯一可以真正与他们自己的实际生活结合在一起的自治性的形式，它不仅满足了人们对于历史感和归属感的需求，更重要的是找到了连接传统与现实的中介，实现人们对于现实生活的道德感和责任感。
在温州农村社会，宗族以血缘为纽带，利用祠堂、家谱、族规族训等传统习俗的力量，发挥着动员族内社会力量的组织功能、处理族内纠纷的协调功能、统一族内思想的教育功能、张扬族内习俗的文化功能。
温州市文成县南田镇南田村位于文成县城西南20公里的高原上，是明朝名相刘伯温故里。该村现有人口700余人，300户人家，除外来务工人员和旅游者外，全村只有一个姓氏——刘，据传是刘伯温的嫡系后代。其中大房人口300余人，二房200余人，三房南迁现在的县城，四房150余人，各房族利益冲突不大。2004年3月，大房中的一个男性刘甲按农村风俗“入赘”到县城的三房中当儿子传宗，但户口仍在该村。同年4月，四房中一个男性刘乙因犯故意伤害罪被缓刑3年。2005年4月选举开始，刘甲因平时帮村里出了很多力，被其房族推选为村长候选人（村民小组基本按房族设立），在选民登记时，村民会议表决认为刘甲可以作为选民，但不能作为村长候选人，刘乙道德败坏不具有村民委员会选民资格。该村中，宗族界定是否村民的时候，在道德观念上受儒教的影响很深。大部分村民认为，刘乙触犯刑律，被剥夺村民主体资格自然在理，而刘甲虽有功德，但“入赘”后仍让其当村长，有房族后继无人的颜面问题。
以上案例，与周晓虹的研究结果吻合。近代以来因诸种因素的影响，宗族血缘关系弱化，从苏南到浙北再到浙南呈递减状态。换言之，一直到1949年为止，温州一带对宗族血缘关系的重视，仍要强于浙北，尤其要强于苏南。（周晓虹，1998）
第二节 温州模式的地理渊源：海洋文化与乡村文化的融合
一、瓯越海洋文化的萌生与发展
尽管地域传统的外延通常以行政区划为标志，但其精神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是与风土即地理征候相关的。（蒋寅，2003）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里曾提出，支配人们的东西有许多——气候、宗教、法律、政府的准则、过去的榜样、习惯、风俗，但只有包括土壤肥瘠在内的气候带才是“支配一切的东西”。
海洋是地球上一切生命的母胎和产床。一切生命都起源于海洋，人类生命的本源自然也不例外。不仅人类生命的本源出自海洋，人类文明的诞生及其发展也依赖于海洋，与海洋有着不解之缘。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研究了人类历史的地理基础的差异，提出海洋文化概念，指出了生活在海洋区域的人们的特性：勇敢，机智，为追求利益敢于冒险。黑格尔写道：
大海给了我们茫茫无定、浩浩无际和渺渺无限的观念，人类在大海的无限里感到他自己的无限的时候，他们就被激起了勇气，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
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是同时也鼓励人类追求利润，从事商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