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经界清查隐瞒田产，纠正诡名子户，必然要触犯到官僚、地主、地方豪强的利益，遭到他们的疯狂反对。这些人的惯用手法是上下勾结不断散布流言蜚语，或“扇摇以疑百姓”，或夸大经界中所出现的问题，迫使朝廷中止经界法的推行。对此，潼川路转运判官王之望在绍兴二十六年九月的一篇奏疏中说得最为清楚，他说：“臣前在东南日，闻蜀中经界大为民害，豪富为奸，例获轻减，贫弱受弊，多致逃移，上户利之，而下户皆不愿。”可是一进入潼川路境内，却是“百姓多遮道投牒，乞行经界，与峡外所闻不同”。后来他才知道：“蜀中经界，不论贫富，大抵税增者愿罢，税减者愿行，皆出一己之私，而形势户之不愿者为多。盖诡名挟户，非下户所为。蜀人之至东南者皆士大夫，不然则公吏与富民尔；其贫乏之徒，固不能远适，虽至峡外，亦无缘与士大夫接。故不愿者之说独闻，其愿行者，东南不得而知也。”王之望反映的情况，可以说很有代表性，统治者若高高在上，就分不清哪些意见代表民意，哪些意见是假借民意，哪些意见只是一己之私，从而造成政府决策的失误，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后人重视的历史教训。
其次，由于吏治的腐败，即使是好的法令，也不可能获得正确的执行。
那些负责征发赋役的官吏，尤其是公人之类，害怕查清了田亩和户口后会使自己失去徇私舞弊、贪污勒索的机会，于是便千方百计加以破坏。而经界本身又比较复杂，“必多差官吏，必悉集都保，必遍走阡陌，必尽量步亩，必审定等色，必纽折计等”，他们只要在任何一个环节搞点名堂，都会“奸弊转生，久不迄事”。有些地方官则置“均税”的方针于不顾，趁机增加剥削，如敕令所删定官郑克经界四川，“虽蔬果、桑柘莫不有征，而邛、蜀民田至什税其伍”。
“（资州）田亩不分腴瘠，市居丈尺隙田，亦充税产”。在两浙、福建等路，情况也一样严重，如秀州“经界之法行，甚害者三百六十九事，其七千二百二十七户尤为病”。从而造成百姓的不满，从另一个方面破坏了经界。当时许多地方经界的迁延不定和层出不穷的民间诉讼，大部分与此有关。
第三，秦桧集团的破坏。秦桧所以对推行经界感兴趣，真正目的还是为了增加税收，这与李椿年推行经界法的初衷有矛盾。经界的结果，地主、官僚的大量隐田被查出，诡名子户被合并，从而严重地损害了以秦桧集团为代表的官僚、地主的利益，他们对经界的不满就可想而知，对坚决执行经界的李椿年，也就视之为仇寇。因此，秦桧不可能始终支持李椿年，其党羽则罗织罪名，以便将他赶下台去。后来他们终于找到了陷害他的口实，即李椿年在绍兴三年（1133）知宁国县时，因受到江南东西路宣抚官刘大中的赏识，不久被刘大中推荐为洪州通判。后来，刘大中受宰相赵鼎提携，升任参知政事。就是由于这个缘故，李椿年也就被秦桧集团视作是政敌赵鼎一派中的人物。十九年冬，全国大部分地区的经界已基本完成，于是秦桧死党、殿中侍御史曹筠便以李椿年“求荐刘大中，阴交赵鼎”，“私结将帅，曲庇家乡”等莫须有的罪名，将他劾罢。
李椿年被罢官，对经界法的推行是一个沉重打击，各路经界“往往中辍”。此后，有些地方的砧基簿、地形图或被改动，或遭废弃，如余姚县（今属浙江）到绍兴末年，“物力走弄，已及一半”。孝宗朝以后，经界版籍图账破坏更加严重，“奸胥豪民，恶其害己，阴坏其籍。间有稍存处，类不藏于公家而散在私室，出入增损，率多诈伪”。绍兴年间通过经界所取得的成果，至此几乎被破坏殆尽。
第三节 秦桧之死和赵构“禅位”
一、秦桧死后的南宋政局
绍兴二十五年（1155）十月，权相秦桧病死，高宗对此的态度十分复杂和矛盾。一方面，高宗对秦桧之死表示惋惜。因为秦桧是他坚持对金屈辱投降的主谋和心腹，也是他收夺兵权、镇压抗战派最凶狠、最得力的助手。高宗害怕秦桧之死会动摇宋金和议，威胁到刚刚稳定下来的偏安政权。为此，他竭力表彰秦桧“力赞和议”的“功绩”，赠申王，谥“忠献”，还替他的神道碑题写了“决策元功，精忠全德”的额名。绍兴二十六年三月，针对金朝猜疑和朝廷中一些人借反对秦桧而反对和议的舆论，特别下诏严申：“讲和之策，断自朕志，故相秦桧，但能赞朕而已。近者无知之辈，鼓唱浮言以惑众听，至有伪撰诏命，召用旧臣，抗章公车，妄议边事，朕甚骇之。”以此向群臣表明，也向金人传递信息，今后仍然要恪守秦桧所倡导的宋金和议并坚决抑制抗战派势力的抬头。
另一方面，以往高宗对于秦桧父子及其党羽的嚣张气焰和长期把持朝政的情形，虽然有所觉察，只是共同的利益一时将这种矛盾掩盖了起来。可是，当秦桧一死，官员们纷纷起来揭发他生前的种种罪行以后，使高宗进一步了解到秦桧一伙的不得人心，既然秦桧集团已经彻底失去了可以利用的价值，就要不失时机地进行“换马”。
于是，精于权术、善于把握政治气候的高宗，一方面决心摈弃秦桧集团，另一方面则需要起用那些赞成和议但在与秦桧争权夺利的斗争中遭到排挤、打击的官员，让他们继续执行对金屈辱投降的路线。高宗的这种态度，表明了他在用人问题上将有大的变动，而在内外政策上仍将执行没有秦桧的秦桧路线。
秦桧临死前，曾指使其党羽向高宗提出要求，希望让秦熺出任宰相，高宗不仅拒绝了这一要求，而且在秦桧垂死时，下诏命其父子两人一起致仕。
秦桧一死，凡其子弟、姻亲和党羽相继以“招权市恩”、“擅作威福”、“赃污淫滥”、“取媚权贵”、“违法横敛”、“动摇国是”等罪名被罢免或黜逐。后来，又剥夺了秦桧之孙埙、曹冠等九人的科名，原来有官的人贬为右官，无官者一律驳放。不可一世的秦桧集团，一旦为主子所抛弃，就迅速土崩瓦解。
不过，由于高宗和秦桧在对金和议和收夺兵权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气味相投，所以对秦桧一家在生活上仍旧照顾有加。秦桧死时，高宗“面谕桧妻，许以保全其家”，故秦埙直到孝宗乾道年间，尚以侍郎、在外宫观差遣，居住于建康府的豪华赐第，过着每年收取十万斛租米的悠闲生活。参知政事董德元和汤思退原来都是秦桧的亲信，秦桧病重时，把两人召至卧室，嘱以后事，各赠黄金千两。董德元想：若不受金，秦桧一定会怀疑我有二心，所以便收下；汤思退则想，秦桧此人猜疑心极重，如果受金，日后病愈，一定以为我认定他必死，因此不敢接受。高宗知道后，以为汤思退不受金，且前次曾有诉“桧专权蒙蔽”的密奏，不是秦桧死党，于是让他以参知政事兼知枢密院事，而将董德元罢为祠官。
与此同时，高宗从外地“疾速”调回原来都是秦桧的亲信，后来被秦桧排斥在外的敷文阁直学士陈诚之、魏良臣、敷文阁待制沈该、直龙图阁汤鹏举等四人，分别擢为翰林学士、参知政事和御史中丞。
高宗虽然网罗了这些人进入中央权力中心，但对他们是否能坚决执行秦桧路线，仍然放心不下，为此于当年底召集魏良臣、沈该、汤思退三人，再次告诫说：“两国和议，秦桧中间主之甚坚，卿等皆预有力，今日尤宜协心一意，休兵息民，确守无变，以为宗社无穷之庆。”魏良臣等人当然心领神会，他们立刻将高宗此话，作为诏令颁行全国。为了进一步增强投降派的势力，高宗还把编管在外的万俟卨召至行在，次年三月除为参知政事。不久，沈该、万俟卨又分别升任左、右相。与此同时，为了表示从此不再用兵，南宋政府罢去了宰相兼领枢密使的做法，并命陈诚之充“贺大金上尊号使”，出使金朝，再次向金方表示高宗君臣继续遵守“绍兴和议”的诚意。
为了缓和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高宗想对长期被排斥在外的张浚稍加进用，可是当张浚向朝廷提出继续保持与金朝和议的前提下，派人“与之分别曲直逆顺之理”这样一条极为温和的建议后，万俟卨、汤思退及汤鹏举等台谏官却认为金朝并没有挑衅，张浚却要破坏和议，分明是“倡为异议，以动摇国是”，应当将他贬黜，“以为怀诈徇私、欺世盗名之戒”。于是再次将张浚打发到永州（湖南零陵）居住。对其他抗战派官员，当然再也不敢起用。
在内政方面，高宗除了接受秦桧长期独相的教训，不断更换宰执大臣以外，完全继承了秦桧时期的腐朽政策，从而造成了严重的恶果。特别是在军事上，既然朝廷讳言抗金，将领们就乐得“享其富贵尊荣”，“朝游暮宴”，“孰肯环甲胄，冒锋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哉”？他们无事可干，就以盘剥兵民为能事，正如翰林学士何溥在绍兴三十一年所指出的，“为将帅者，不治兵而治财。刻剥之政行而拊摩之恩绝，市井之习成而训练之法坏”，致使“披坚执锐之士，化为行商坐贾者，不知其几”。以这样的军队来抵御外敌，当然是没有不失败的。此外，由于赃吏横行，赋税苛重，使“市井萧索”，“民不堪命”，使整个社会动荡不安。
总之，“绍兴和议”签订以后的二十年间，南宋不仅没有出现什么“中兴”局面，反而士气低落、军政腐败、阶级矛盾尖锐，国势一步步地走向衰落。在这种形势下，到绍兴三十一年（1161）夏天，随着完颜亮的南侵，南宋政权再度面临一场巨大的危机。
二、完颜亮南侵和南宋军队的抵抗
“绍兴和议”的签订，使金朝获得了很多侵略成果，极大地增强了兀术在朝廷里的势力，于是他杀戮异己，独掌了金朝的军政大权，官至太师，领三省事，都元帅，领行台尚书省事，晋封越国王。金熙宗皇统八年（1148年，南宋绍兴十八年）十月，兀术病死。金熙宗疑忌好杀，上下之臣，人人自危，金统治集团内部又陷入了一片争权夺利的斗争中。次年十二月，宗干之子、平章政事完颜亮发动宫廷政变，杀死金熙宗，夺取了帝位，历史上称他为海陵王。
完颜亮取得皇位后，羡慕江南繁华，企图灭亡南宋，统一全国。贞元元年（1153年，南宋绍兴二十三年），他自上京（即会宁府，在黑龙江阿城县南面白塔子）迁都燕京，号中都大兴府。数年后，完颜亮不顾国内百姓愁苦，群臣反对，又以汴京为南京，积极作南侵的准备。
金正隆四年（1159年，南宋绍兴二十九年），完颜亮以宋纳金叛亡及于边境盗买战马为借口，大肆征兵，并造战船，练水师，积极进行伐宋准备。当年冬天，完颜亮派出翰林侍讲学士施宜生等为贺宋正旦使，让画工隐于使臣中间。当他看到画工偷绘来的临安城郭和湖山景色后，欣喜异常，便在画上添绘自己策马吴山绝顶的形象，作为画屏，并题诗其上云：“自古车书一混同，南人何事费车工。提师百万临江上，立马吴山第一峰。”以表明灭亡南宋的决心。
早在绍兴二十七年（1157）冬，南宋太常少卿、贺金国正旦使孙道夫在出使金朝时，已经获悉金人的南侵意图，他回国后立刻向高宗作了报告，谁知高宗被和议迷了心窍，竟回答道：“朕待之甚厚，彼以何名为兵端？”孙道夫提醒他：“兴兵岂问有名？愿陛下为之图。”可是高宗仍不以为然。此时万俟卨已死，汤思退升任右相，他和左相沈该听了孙道夫的报告后很不高兴，疑心孙道夫是借此欲引用张浚主持军事，于是将他赶出朝廷，贬知绵州。
绍兴二十九年春天，秘书少监沈介和国子司业黄中，先后作为贺金正旦使、贺金主生辰使返国，他们都亲眼看到了完颜亮修建汴京，以图南侵的情况。但是，沈介不敢报告，黄中则对高宗直言：“彼国治汴京，役夫万计，此必欲徙居以见逼，不可不早自为计。”高宗仍然不信。沈该、汤思退更责问黄中：沈介回国只语不提此事，你怎么能这样说呢？黄中不服，道：“请以妄言即罪！”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九月，出使金朝的同知枢密院事王纶归来，对高宗说：“邻国恭顺，和好无他。”高宗和汤思退听了大喜，高宗还庆幸自己没有调兵遣将，进行战备，他说：“万一遂成轻举，则兵连祸结，何时而已！”于是仍置边备于不问。不久，沈该罢相，汤思退升为左相，又擢参知政事陈康伯为右相。
尽管高宗不相信金人会南侵，但每天都传来有关金人造舟调兵的消息。
绍兴三十年正月，金贺正旦使施宜生抵临安，南宋出任馆伴使的吏部尚书张焘，故意借乡情去接近他。一日，他们来到天竺，张焘趁机“微问其的”。施宜生不忘故国之情，看旁边无人，忽然作暗语道：“今日北风甚劲。”又拿起笔连扣桌子数下，嘴上喊道：“笔来！笔来！”秘密透露了金人准备南侵的消息。
后来，施宜生回到金朝，为副使所告发，被完颜亮“烹而死”。
完颜亮南侵的消息虽然获得证实，但高宗仍抱幻想，所以又派同知枢密院事叶义问出使金朝，探听动静。五月，叶义问返国，再次证实“敌已聚兵，有入寇意”。兵部尚书兼翰林学士杨椿以为，既然金人败盟的征兆已见，若再不作准备，将后悔莫及。于是，杨椿和陈康伯一起，向高宗建议马上对两淮的守卫作出军事部署。但是，汤思退坚持秦桧路线甚坚，对备战仍不问不闻，这就极大地激怒了主张抗金的官员，各种弹奏纷至沓来，当年十二月，高宗被迫罢去汤思退的相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