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收三大将兵权和“绍兴和议”的签订
一、顺昌大捷和岳家军进军中原
绍兴九年（1139）秋天，金朝国内的政治形势发生突变，熙宗以谋反的罪名，先后将宗隽、宗盘、挞懒等处死，宗干、兀术一派掌握了大权，兀术被升任为都元帅。翌年五月，熙宗采纳宗干、兀术等人的建议，公开撕毁与南宋签订的和议，下诏元帅府分道伐宋，以重新夺回河南、陕西之地。兀术以孔彦舟、李成等为先锋，自黎阳长趋入河南，进入东京，留守孟庾以城降。接着，金兵陷南京（河南商丘），留守路允迪降，再陷西京（河南洛阳），权留守李利用弃城走。元帅右监军撤离喝出河中（在山西永济西）趋陕西，陷永兴军（陕西西安），转攻凤翔（今属陕西）。早先，在金人将河南、陕西归还南宋时，曾有约定：当地官吏，各守其职，不许辄行废置。因此，当金朝的军队一到，原来的金、齐旧官，纷纷迎降，一月之间，河南、陕西州县大都重新落入金人之手。
金人继续分道南下，南宋军队奋起还击。绍兴十年（1140）二月，主管侍卫马军司刘锜被任命为东京副留守，奉命率领原八字军士兵三万七千人及殿前司军三千人，皆携带家属，自临安沿江北上赴汴京驻守。五月，刘锜途经顺昌府（安徽阜阳）时，闻金军已经败盟南下，就留下来与新任知府陈规一起，领导八字军和当地居民进行防守。不久，金兵包围了顺昌城，顺昌军民在刘锜领导下，与金兵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终于粉碎了敌军的包围。不久，兀术亲自率领十余万步骑，攻打顺昌城，并起用他的劲旅“铁浮图”和“拐子马”，但再次遭到顺昌军民的重创，被杀五千人，迫使兀术军队全线败退。这次战役，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粉碎了金军自两淮南下的企图。当时洪皓在燕密奏：“顺昌之捷，金人震恐丧魄，燕之重宝珍器，悉徙而北，意欲捐燕以南弃之。”足见影响之深远，故是役被宋人誉为十三处战功之一。不过，当顺昌之围初步得到解除时，却传来高宗的“御笔”，要刘锜“俾择利班师”。
待刘锜彻底粉碎兀术进攻，欲乘虚进兵时，秦桧又将他召还。
淮西宣抚使张俊屯兵庐州，当金兵南下时，奉命率军北上抵御，六月，从叛将郦琼手中收复亳州（今属安徽）。当时正值大水，张俊无心进兵，顾自引军退还寿春（安徽凤台），留雄胜军统制官宗超守亳州，“以兵千人与之，民皆失望”。不久，亳州即告失守。在淮南战场和川陕战场，韩世忠和吴璘的军队分别阻挡住了敌人的进攻，由于高宗、秦桧一伙不断传来“措置班师”的命令，他们才不得不停止进攻，准备后撤。
这次宋金战争爆发之前，岳飞不顾高宗的议和活动，一心想收复北方失地，他多次派人前往河北地区，招集和组织抗金力量，加强与华北抗金义军和各个山寨的联系，以贯彻他亲自制定的“连结河朔”的方针。是年夏天，当岳飞得悉金兵毁约南侵的消息后，积极部署军队，准备反击。岳飞首先派张宪、姚政率军队赶赴顺昌解围，自己随即亲率大军向中原进发。六月下旬，朝廷派司农少卿李若虚赶到德安府（湖北安陆）岳飞军前，向他传达了“兵不可轻动，宜班师”的命令，岳飞不从。李若虚看到岳飞的军队已经出动，便对他说：现在既已发兵，不可仓促班师，朝廷如果追究“矫诏之罪”，由我承担。
岳飞得到李若虚的支持，按原计划向北推进，又命原抗金义军首领梁兴、李宝等渡河，集结“忠义巡社”，攻取河东、河北州县。
此时顺昌之围已解，正在增援途中的张宪、姚政率领的部队，从光州（河南潢川）折向西北，袭取了蔡州（河南汝南）。闰六月中旬，岳家军主力进抵河南中部。十九日，经过激战，打败了迎战的金军韩常部，次日收复颍昌。
稍后，岳家军又相继收复淮宁府（河南淮阳）和郑州。
七月上旬，兀术抓住张俊自亳州南归、刘锜按兵不动、岳家军孤立无援的有利形势，及时组织力量，开始发动大规模的反扑。岳飞向刘锜告急，刘锜遣部将出兵牵制，进抵太康县（今属河南）。接着，岳家军与金军在郾城展开激战，再次将兀术的“铁浮图”和“拐子马”打得大败。金军转攻颍昌，岳飞命长子岳云率部增援。进军途中，岳家军在小商桥与金兵遭遇，骁将杨再兴、王兰、高林等将领和三百骑兵英勇战死。杨再兴的尸体焚化以后，竟得箭镞二升，足见他牺牲得多么壮烈。七月十四日，岳家军又在颍昌打败了由兀术亲自率领的三万多骑兵，取得颍昌大捷。宋军乘胜追击，一直打到了离开封只有四十五里的朱仙镇一带，在那里再次打败了负隅顽抗的金兵。
郾城和颍昌两战，是岳家军在这次北伐战争中具有关键性意义的两次战争，由于岳飞的出色指挥和身先士卒，由于全体将士的英勇杀敌，在敌强我弱的不利形势下，都取得了辉煌胜利，使金人不得不发出“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慨叹，并打算放弃开封，向河北撤退。有鉴于此，岳飞给朝廷上了《乞乘机进兵札子》，说金军屡败，兀术已命令军队陆续渡河北逃，“此正是陛下中兴之机，乃金贼必亡之日。若不乘势殄灭，恐贻后患。伏望速降指挥，令诸路之兵火急并进，庶几早见成功”。
此时岳飞的几万军队，不仅因遍布在河南中、西部的广大地区和陕西、河北河东的局部地区，使战线扩大，兵力分散，而且由于各路友军已先后得到命令，或停止进军，或正在后撤，如果岳飞一军前进，势必造成孤军深入的态势。岳家军要在没有后方支持，缺乏友军配合的情况下，深入敌骑纵横的河北大平原与金军主力决战，毕竟是极大的冒险。如果进而想收复已被中原王朝放弃已达二百年之久、敌人重兵把守着的燕云十六州，更是难上加难。何况，从临安府又传来一道道“不许深入”、“立即班师”的诏令。因此，岳飞不得不违心地拒绝了两河百姓要他继续北伐的恳求，下令留兵五日，保护人民南撤，然后奉诏“班师”。
北伐中原，收复失地，这是岳飞终身为之奋斗的夙愿，可是岳飞知道自己的这个夙愿已永远不可能得到实现，因而在回师时悲愤地说：“所得诸郡，一旦都休。社稷江山，难以中兴。乾坤世界，无由再复。”深深惋惜自己“十年之力，废于一旦”。七月十九日，岳飞的军队不得不从郾城退兵，大军自蔡州南下，回到了原来鄂州驻地，岳飞自己则取道顺昌渡淮前往临安府。到七月底，岳家军浴血奋战数十天所获得的颍昌、郾城、淮宁、蔡、郑诸州，皆复为金人所夺取。
二、收三大将兵权
宋高宗和秦桧所以要将这次北伐战争半途而废，害怕金人的反攻是一个原因，而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对武人的猜忌所致，即担心诸大将在战争中继续壮大自己的势力，最后造成尾大不掉的局面。
众所周知，南宋政权建立伊始，就处于内外交困、腹背受敌的境地。外部是金兵步步南侵，大片国土沦丧，高宗君臣望风溃逃，惶惶不可终日；内部是散兵游勇四出骚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所存无几的军事力量，亦崩溃难制，无可凭借。面对这种形势，南宋小朝廷是求和不得，欲战无能。为挽救危亡，不得不倚重武臣，暂时收起宋初以来那一套抑制武人的做法，以利用他们去抗击金兵，平定内乱，建立起半壁江山。
这样势必造成武人势力的崛起。在军事上，他们取得了自行扩军和带兵作战的实权；在政治上，武臣得以参与机务，特别是在其驻地拥有很大权力，从而出现内轻外重的局面；在经济上，武臣因从事各项商业活动和不断获得赏赐而成为暴发户；在生活上，许多武臣的生活日益糜烂，他们官邸豪华，妻妾成群，奢侈享受远远超过了文臣。同时，确实也产生了一些武将跋扈的行为。在南宋士大夫中，由于受到重文抑武的传统影响，面对这一事实，不论他们在政治上属于何种派别，都引起了一阵恐惧和不安，因而不分青红皂白地尽斥诸大将为“跋扈”，力主削弱武人力量，收夺他们的兵权，简直已经成为南宋文臣的共识。建炎四年（1130）正月，给事中兼直学士院汪藻奏疏以为：
金人为患，今已五年，陛下以万乘之尊而怅然未知税驾之所者，由将帅无人，而御之未得其术也。如刘光世、韩世忠、张俊、王之徒，身为大将，论其官则兼两镇之重，视执政之班，有韩琦、文彦博所不敢当者；论其家则金帛充盈，锦衣玉食，舆台厮养，皆得以功赏补官，至一军之中，使臣反多，卒伍反少。平时飞扬跋扈，不循朝廷法度，所至驱掳，甚于外患。他所说的这些现象，除岳飞、刘锜等少数将领以外，对当时南宋的大多数将领来说确实也是事实。如韩世忠想买新淦县官田，“高宗闻之，御札特以赐世忠”。吴玠兄弟也在剑外疯狂掠夺土地。至于奢侈放纵，荒淫贪色，当推刘光世、张俊为首，即使韩世忠、吴玠也不能免。另外，发生于建炎三年三月的苗、刘之变和绍兴七年（1137）的淮西兵变，更被时人视为武人专横跋扈而引起的两个严重恶果。
自绍兴三年起，南宋政府为抗击金和伪齐军队的南下，实行分区防御的战略，主要分为淮东、淮西、京湖和川陕四大战区，分别由韩世忠、刘光世（自绍兴七年八月起改由张俊）、岳飞、吴玠四大将分任宣抚使以行统率。可是，诸将在战争中往往缺乏协调，有时还会产生一些矛盾和冲突，这更成为一些对武臣怀有偏见之人的攻击口实和收夺兵权的理由。如绍兴九年二月，吉州免解进士周南仲在上书中言：
今之诸军，相视若冰炭，相疾如仇雠。假使一军深入，其谁为应？
一军陷阵，其谁为援？刘光世窃琳馆之清名，张俊负跋扈之大恶，岳飞、吴玠、韩世忠之流，裹粮坐甲，首鼠两端。所以然者，无主帅故也……太宗尝谓宰相曰：“朕指使将帅如偏裨列校。”盖抑其权势不使过制尔。今日诸将尾大不掉，陛下已失于初矣，尚此不决何耶？
实际上，早在绍兴元年（1131）二月，翰林学士汪藻就向高宗提出了“示之以法”、“运之以权”、“别之以分”的“驭将三说”，并提供了“精择偏裨十余人，各授以兵数千，直隶御前而不隶诸将，合为数万，以渐销诸将之权”的策略。
绍兴十年七月，又有左宣议郎王之道投匦上书，要求高宗以文制武，收夺诸大将兵权，他说：“臣愿陛下自谋诸心，选择耆徳素负天下之望者，谋及龟筮，谋及士庶，授以斧钺，俾统六师。自阃以外，咸得专之，臣见一戎衣而天下定，不得专为有周美矣。愿陛下断自宸衷，而必行之。”高宗虽非中兴明主，却富有政治头脑，此人心狠手辣，深谙祖宗家法，对武人的猜忌和防范决不会在诸臣之下。同时他也明白，收回兵权与向金朝投降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只有与金人媾和，才能收回诸大将兵权；只有收回诸大将兵权，才能确保议和的顺利进行。而要实现这两个愿望，则有一个时机问题。虽然王之道之言甚合自己心意，且收兵权的活动也正在秘密策划之中，但高宗害怕提早泄露天机会造成严重后果，所以借口“之道恣睢妄行，全无忌惮”，给了他一个“送吏部与远小监当差遣”的处分，以稳定诸大将之心。
绍兴十一年（1141）正月，金将兀术借助隆冬季节，统领近十万金军渡过淮水，攻占寿春、庐州。派另一军陷滁州（今属安徽），进迫和州（安徽和县），以便在那里渡过长江。二月，金兵南下至柘皋镇（在安徽巢湖东北），被淮北宣抚副使杨沂中、宣抚判官刘锜、淮西宣抚司都统制王德等军队打得大败。
知建康府叶梦得团结军民数万人，分据沿江要津，也挡住了兀术所率轻骑的进犯，金人无法渡江，被迫退兵。宋军乘胜追击，收复了庐州、寿春等地。柘皋之战因而被宋人誉为十三处战功之一。
淮西之战以后，高宗深信南宋已有力量防守江淮，收三大将兵权的时机已经成熟。当年四月，他采纳给事中、直学士院范同的调虎离山之计——“皆除（三大将）枢府，而罢其兵权”的建议，在参知政事王次翁的积极参与下，以酬赏柘皋之捷为名，把韩世忠、张俊、岳飞召到临安。高宗任韩世忠、张俊为枢密使，岳飞为副使，改诸大将屯兵为御前诸军，从而割断了他们对前方军队的直接统领关系。对于朝廷这个突如其来的举措，韩世忠和岳飞皆无思想准备，惟有张俊，“初与桧约，俊主和议，尽罢诸大将，悉以兵权归俊，故俊力助其谋”，带头交出所管军马。与此同时，高宗给各支军队下诏明白宣示：“凡尔有众，朕亲统临，肆其偏裨，咸得专达。”不久，淮东、淮西、京湖三宣抚司被撤销，三宣抚司统制官以下官兵都冠以“御前”两字，并直接听命三省、枢密院取旨调发。至此，高宗终于解除了他的心腹之患，一举收回了三大将的兵权。秦桧因收兵权有功，由右相升任左相，封庆国公。
三、淮东视师和高宗、岳飞矛盾的发展
秦桧知道，坚决反对与金议和、力主北伐中原的韩世忠和岳飞，对失去兵权决不会感到满意，他们两人的关系颇好，在军队中的势力也根深蒂固，不可等闲视之。因此，在收回三大将兵权后半个月，即命张俊和岳飞前往韩世忠军队屯驻地楚州（江苏淮安），“按阅御前军马，专一措置战守”，以便寻找岔子，先将韩世忠搞得身败名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