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对西夏战争的失败，标志着北宋“积弱”局面的正式形成。当时宋朝虽号称大国，却十分害怕辽和西夏。如庆历四年五月初一日，枢密副使韩琦、参知政事范仲淹等对仁宗说：昨元昊叛命，王师数出不利，而北敌举数十万众，谓元昊是舅甥之邦，中国不当称兵。国家以生民之故，稍增金缯，以续盟好。今元昊虽暂求通顺，后如物力稍宽，则又有长驱深入、并吞关辅之心……朝廷若从其和，则北敌邀功，下视中国；若拒绝之，则元昊今秋必复大举，北敌寻亦遣使，问所以拒绝元昊之故，或便称兵塞外，张势胁我。国家必于陕西选将调兵，移于河北。河北未战而西陲已虚，元昊乘虚而来，必得志于关辅。此二贼交结之势何以御之？这段奏议，充分暴露出北宋在军事上的虚弱无能，在与辽、西夏接界的数千里边境线上必须时刻防止对方的侵扰，由于战线长，军队虽多仍然捉襟见肘，常常处于被动挨打、疲于奔命的境地，根本谈不上主动地向他们展开进攻，从而宣告了北宋“积弱”局面的正式形成。
三、“积贫”局面的形成和阶级矛盾的尖锐化进入仁宗朝，“三冗”变得更加严重，给国家财政造成极大危机。
一是冗兵。仁宗宝元（1038-1039）以后，为了对西夏用兵和防止辽朝的进攻，也为了对付不断发生的农民起义，天下禁、厢军人数从真宗朝末年的九十一万二千人猛增到一百二十五万九千人，国家的军费负担空前沉重。宝元二年九月，据太子中允、直集贤院富弼奏称：“自来天下财货所入，十中八九赡军。军可谓多矣，财可谓耗矣。”军队人数虽然增加，但是战斗力却继续下降，为此只能通过增加兵力加以弥补，从而造成恶性循环。
二是冗吏。据《宋史·食货下一》记载：真宗朝时，宗室、官吏受禄者共九千七百八十五人，到宝元以后，受禄者增加到一万五千四百四十三人。这里所谓的“受禄者”是指每个月都能从朝廷领到俸禄的官员，如果将未领职事的官员（他们没有俸禄）也包括在内，官员人数要大大超过这一数字。景佑年间（1034-1037），知制诰李淑上奏：“太平兴国初，文武朝官班薄才二百人。咸平初，已四百人。天圣元年，遂逾千人。去岁覃恩，以臣料之，又轶天圣之数矣。”造成官僚队伍大为膨胀的原因，主要的不是科举取士，而是恩荫太滥所致。北宋前期的恩荫，与唐、五代时相比，一是条件降低，范围扩大。唐、五代时原则上只允许五品官以上子弟、六品常参官之子方可荫补为太庙斋郎。宋初基本上沿袭此制，可是从太宗朝起，荫补条件逐渐放宽，荫补范围不断扩大。首先是给各级地方官派遣到京城进奉贺表的子弟以荫补权，“悉授以试衔及三班”，这样就突破了以往只有五品以上的官员方可获得荫子弟的特权。宰执大臣不仅可以荫子弟，也可荫及缌麻以上亲（即五服以内亲）和门客。到真宗朝时，在东封、西祀等活动以后，往往要大规模地荫补官员子弟，并将各路转运使和提点刑狱的荫补权加以固定。
大中祥符二年（1009）又下诏：“诸路转运使副、提（点）刑狱、朝臣、使臣许荫弟、侄、孙者，从其请。”换言之，即使是一般的监司官，不仅可以荫补子弟，也能荫补侄、孙。大中祥符四年下诏：“郎中及带职员外郎已上，遇汾阴赦，乞保任其子，并依例施行。”这看似特许，但封建社会常将特许发展成为惯例，此道诏书的规定后来确实也是如此。宋代的员外郎是正七品，至此，正七品官员的子弟也享受到了荫补权。其次是荫补名目繁多。除了上面所说的进奉人恩以外，还有郊祀恩、圣节恩、转品恩、改元恩、致仕恩、遗表恩等多种名目。所谓圣节恩，即遇皇帝生日时所实行的荫补。所谓郊祀恩，即遇皇帝每三年举行一次祭天地的仪式时所实行的荫补。以上两种荫补制度皆确立于太平兴国二年（977）。
所谓转品恩，即允许官员由低品转高品时荫补亲属，它与改元恩一起，也始于太宗朝。据章如愚《山堂群书考索》后集卷一七《官制门》载：“太宗淳化，始因改元恩霈，文班中书舍人、武班大将军以上，并许荫补。如遇转品，即许更荫一子，而奏荐之广自此始。”不过，改元恩较为特殊，转品恩则经常实行。所谓致仕恩，即官员在致仕后所赐予的恩荫，如在任上死去，也可享受致仕恩。所谓遗表恩，即侍从以上官员，在死后由其家属给皇帝上了遗表以后所赐予的恩荫。以上两种荫补制度，则开始于真宗朝。此外，尚有对武人戍边时或官员为国捐躯时的特殊荫补，真是五花八门。各种荫补人数，少则一二人，多则十余人，至于外戚所得荫补人数，往往可以达到百人以上。长此以往，便造成了范仲淹所说“假有任学士以上官经二十年者，则一家兄弟子孙出京官二十人，仍接次升朝，此滥进之极也。今百姓贫困，冗官至多。授任既轻，政事不举；俸禄既广，刻剥不暇”的情况。
三是冗费。仁宗朝时，虽然停止了类似东封、西祀的闹剧，但各种冗费仍有增无减。当时除每年要给辽和西夏的银绢七十余万两匹以外，各种费用也大量增加。景德中，每次郊祀，内外赏赐金帛、缗钱合计为六百零一万贯，到仁宗朝则增至一千二百余万贯。
严重的“三冗”，给国家财政造成了极为沉重的负担，中央政府虽然动用历年积蓄，也很难维持，地方政府则大多入不敷出。以开封府的出入计，宝元元年（1038），岁入金帛一千九百五十万，支出二千一百八十五万；庆历二年（1042），岁入二千九百二十九万，支出二千六百十七万。后者所以没有出现赤字，除了收入大幅增加以外，还因为该年并非郊祀之年的缘故。为此，从中央到地方，只能加强对农民的剥削，以转嫁财政危机，从而造成“内则省庭，外则转运司以至州县，勤劳供职，严峻用刑，所急之须，惟财是务。
尽农亩之税，竭山泽之利，舟车屋宇，虫鱼草木，凡百所有，无一不征。共知困穷，都为赋敛”的局面，这样就加剧了阶级矛盾。到庆历年间，以农民和士兵为主体的民变和兵变不断发生，不但“一年多如一年，一火“伙”强如一火“伙””，而且从以前统治力量较薄弱的边远地区，发展到统治力量较强大的京畿附近。庆历二年四月，仁宗下诏说：“如闻京东、西盗贼充斥，其令转运司委通判或幕职官与逐县令佐，择乡民之武勇者，增置弓手两倍，仍令流内铨选历任无赃罪、年未六十者为县尉，督捕之。”说明北宋的武装力量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已穷于应付。
在庆历三年前后所发生的民变和起义中，以开封府饥民起义、王伦领导的沂州（山东临沂）士兵起义、京西张海和郭邈山领导的起义、湖南桂阳监瑶族人民起义、王则领导的贝州（河北清河）士兵起义的影响较大。其他在江淮、两浙、荆湖、陕西、京东西、河北、四川等地，都有小股民变发生。由于各地厢军本来就不任军事行动，而禁军又大都部署在宋辽边界和抗击西夏前线，内地兵力十分空虚，所以一旦发生农民起义，守城官员大都一逃了之，因而上述起义的人数虽都不多，但波及面却很广，往往几个州甚至几个路都为之震动，对赵宋统治形成了很大的威胁。在这种形势下，正如列宁所说，“统治阶级不可能照旧不变地维持自己的统治”。改革现行政策，以摆脱困境，就提到了北宋统治集团的议事日程。
第二节 庆历新政
一、“庆历新政”的历史背景
近人谈北宋变法，一般都从以范仲淹为代表的“庆历新政”开始。实际上，由于北宋的“积贫积弱”从太宗朝后期已开始出现，阶级矛盾也是从那时开始尖锐起来，因此，早从真宗朝初年起，一些有识之士就陆续发出了要求进行改革的呼声，王禹偁就是其中的一位杰出代表。贫苦农民家庭出身的王禹偁，以进士踏上仕途，他不仅是诗文革新的旗手，不畏时忌的史家，更是关心民瘼、敢说敢为的政治家和北宋政治改革的先驱。前面已经提到，太宗至道三年（997年）五月十八日，也就是真宗刚即位二个多月，时任刑部侍郎、知扬州的王禹偁就上疏言五事，大意为：一、“谨边防，通盟好，使辇运之民有所休息”；二、“减冗兵，并冗吏，使山泽之饶稍流于下”；三、“艰难选举，使入官不滥”；四、“沙汰僧尼，使民无耗”；五、“亲大人，远小人。”这道奏疏的主旨是改革政治，减少三冗，可谓切中时弊。仁宗宝元二年（1039），又有与王禹偁出身类似，时任天章阁待制、同判礼院的宋祁提出“三冗三费”论，他说：何谓三冗？天下有定官，无限员，一冗也。天下厢军不任战而耗衣食，二冗也。僧道日益多而无定数，三冗也。三冗不去，不可以为国……何谓三费？一曰道场斋醮，无日不有……二曰京师寺观或多设徒卒，或增置官司，衣粮所给，三倍它处。帐幄谓之供养，田产谓之常住，不徭不役，坐蠹齐民。而又别饰神祠，争修塔庙……三曰使相、节度，不隶藩要，贪取公用，以济私家……
“庆历新政”前夕，枢密副使韩琦上疏，提出了“宜先行者七事”：清政本；念边事；擢贤才；备河北；固河东；收民心；宫洛邑等。又陈八事，大略谓：当今救弊之术，不过选将帅，明按察，丰财利，抑侥幸，进有能之吏，退不才之官，去冗食之人，谨入官之路。然数事之举，谤必随之。愿委信辅臣，听其措置，虽有怨谤，断在不疑。则纪纲渐振而太平可期，二敌岂足为国之患哉！
此外，御史中丞张观，枢密副使富弼，谏官欧阳修、余靖、蔡襄等人也提出了一系列巩固国防、改良政治的主张。
以上这些改革建议，都是庆历新政的前奏。
如果说，到仁宗庆历年间，随着“积贫积弱”局面的形成，北宋统治集团已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因此企图通过改革政治以寻找出路，成为所以要实行“庆历新政”的重要历史背景的话，那么，这一时期北宋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党争，作为新政主角的范仲淹，也被深深地陷入其中。这样，必然使后来的“庆历新政”阻力重重，预示着它将会遭到失败的命运，这当是它另一个历史背景。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其先邠州（陕西彬县）人，后徙苏州吴县，遂为吴县人。仲淹二岁丧父，母改嫁朱氏，从其姓，名说。既长，知其世家，辞母去应天府（河南商丘）读书，依着名学者戚同文学。读书时生活十分贫困，至以糜粥为生，仍用功苦读，其精神非常感人。考取进士后，始还其姓，更其名为仲淹。贫苦出身的范仲淹与纨绔子弟不同，他为官清正，有远大抱负，一生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己任。由于他无私，所以亦无畏，敢于上书直谏，只知国家利益而不问其他。天圣七年（1029）十一月，当他还只是一个秘阁校理时，就针对刘太后将以冬至受朝，天子率百官上寿一事，上疏反对，他说：“天子有事亲之道，无为臣之礼；有南面之位，无北面之仪。若奉亲于内，行家人礼可也；今顾与百官同列，亏君体，损主威，不可为后世法。”又奏：“请皇太后还政。”在刘太后权势显赫、不可一世的年代里，范仲淹竟敢如此切直言事，不怕冒犯，确实需要很大勇气，由此也可见其人格之一斑。
刘太后去世后，仁宗想乘机罢去太后生前所任大臣，吕夷简为独揽朝政，力赞仁宗这样做。仁宗将此事告诉郭皇后，郭后说：“夷简独不附太后耶，但多机巧善应变耳。”四月，大批官员被罢任，吕夷简同时也被罢去相位，以使相出判澶州。当宣读诏书时，“夷简方押班，闻唱其名，大骇，不知其故。
而夷简素厚内侍副都知阎文应，因使为中诇。久之，乃知事由皇后云”。由此，结下了吕夷简对郭皇后的怨恨。与吕夷简罢相的同时，仁宗又擢中书侍郎兼兵部尚书、平章事张士逊，资政殿大学士、工部尚书、判都省李迪为宰相。不过，仁宗并没有忘记吕夷简，半年后，又召他入朝为相。
仁宗宠张美人、尚美人，欲以张氏为皇后，而太后在世时偏将郭氏立为皇后，因此帝后之间感情不睦。明道二年十二月，一次郭皇后与尚美人发生争吵，起批其面，仁宗救尚美人，郭皇后误批仁宗颈。仁宗就借题发挥，欲废郭后，吕夷简立刻大力支持。朝廷众多官员纷纷上疏反对废皇后，由于“夷简先敕有司无得受台谏章疏”，所以时任右司谏的范仲淹与权御史中丞孔道辅率大批御史、谏官“诣垂拱殿门，伏奏皇后不当废，愿赐对以尽其言”，然而皆被挡在门外。“寻有诏宰相，召台谏谕以皇后当废状。道辅等悉诣中书，语夷简曰：‘人臣之于帝后，犹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固宜谏止，奈何顺父出母乎！’众哗然，争致其说，夷简不能答。”在吕夷简的挑动下，次日清晨，仁宗下诏罢去孔道辅的御史中丞，出知泰州，罢去范仲淹的右司谏，出知睦州，后徙苏州。于是朝廷里围绕支持或者反对范仲淹等人，分裂成两派，以范仲淹为首的一派则目吕夷简为奸臣，朋党之议始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