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宗一朝四十二年（1022-1063），从表面上看，国家尚称稳定，社会经济继续向前发展，学术文化非常繁荣，各种人才辈出。在对外关系上，宝元（1038-1039）、庆历（1041-1048）间虽有几次与西夏大的战争，但时间并不长，只能称是边患而已，与辽朝也维持着相对的和平局面；在国家内部，改良派与反改良派之间的斗争虽然十分剧烈，党争比前朝更加严重，农民起义、士兵兵变时有发生，但这些尚不足以威胁到赵宋政权的存亡。总之，整个国家似乎显得比较太平。
仁宗之世，政风宽和，对官员尤甚，由此造成功过不分，赏罚不明，号令不行，朝廷上下因循弛慢之风盛行。如果拨开表面上的所谓盛世，从骨子里看，赵宋政权实则面临着深刻的危机。其主要表现为：随着封建统治腐朽性的加深，“三冗”更加严重，国家财政状况开始恶化，几乎已达到入不敷出的程度，“积贫”局面正式形成。由于封建剥削的加重，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化，农民起义呈现出此起彼伏之势，幸亏规模都较小，且采取军事镇压和分化瓦解的策略，故而尚未蔓延成为燎原烈火。随着军队战斗力的进一步削弱，与国力并不强大的西夏几次战争都以失败告终，北宋的“积弱”局面至此也正式形成。
在这样的形势下，宋代士大夫中的一些有识之士，不断发出改良政治的呼声，到庆历年间（1041-1048），遂有范仲淹领导的改良运动的出现。“庆历新政”失败后，北宋社会危机更加严重。嘉佑八年（1063）三月，仁宗去世，英宗继立，由于英宗的健康状况一直很差，在位时间不过四年，故在政治上不可能有所作为。因此，英宗一朝的政治，除了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进一步深化以外，其他与仁宗朝并无大的不同。
第一节 仁宗朝前期的政治
一、刘太后临朝听政
乾兴元年（1022）二月，真宗病死，遗诏太子赵祯（1010-1063）于柩前即皇帝位，是为仁宗，尊皇后刘氏为太后，权处分军国事。十月，葬真宗于巩县皇陵，陵名永定陵。次年改元天圣（1023-1031），意为由“二圣人”即皇帝与太后共同执掌朝政。当时仁宗只有十三岁，政权实际上掌握在刘太后手中，从而开始了刘太后临朝听政的时代。直到明道二年（1033）三月刘太后去世，她掌权时间长达十一年之久。死后谥曰“章献明肃”。
刘太后先世为太原人，后徙益州（四川成都）。父通，事太宗为虎捷都指挥使，早卒，她因此被育于外祖家。蜀人龚美以锻银为业，携刘入京师，时真宗为皇子，将她选入王宫。真宗即位后，她由美人逐渐晋升，大中祥符五年（1012）被立为皇后。刘后不仅有姿色，而且多才艺，“性警悟，晓书史，闻朝廷事，能记其本末”，是有宋一代最具权术和怀有极强权力欲的后妃之一。
仁宗生母李宸妃，杭州人，本是真宗后宫的一名宫女。仁宗生出不久，即被刘后据为己子，终刘太后之世，仁宗竟浑然不知自己实为李氏所生。因此，尽管他登上了帝位，李氏依然处于先朝嫔御之列而默默无闻。明道元年（1032）二月，李氏病故，临死前夕，才被进位宸妃，于是后世遂有“狸猫换太子”的故事。由此足见刘太后手段之狠辣和权势之盛。
刘太后很早就预闻朝政，真宗晚年，久疾不愈，前后事多遗忘，于是政事皆取决于后。前面提到的寇准、李迪罢相，以及杀周怀政，实皆出自其意。
刘太后虽庇护丁谓，却有自己的原则，即不允许任何大臣弄权，一经发现，绝不姑息，心腹内侍雷允恭之死和丁谓的遭贬黜，皆由于此。
刘太后深知真宗朝的弊政，为挽救财政危机，不得不有所更张。天圣元年（1023）正月，应权三司使李谘奏请，命有关官员与三司同议裁减冗费，接着便在全国范围内削减各类“圣节”醮斋的规模和数量，并罢去天庆（按：指正月初三日“天书”降日）等五节的“天下赐宴”。三月，刘太后以为，以往“诸处营造，内侍直省宣谕，不由三司，而广有支费。且闻伐材采木，山谷渐深，辇致劳苦，宜检约之”，故下诏：“自今传宣营造屋宇，并先下三司计度实用功料，然后给以官物。”天圣七年六月，玉清昭应宫被大火焚毁，只存下一二小殿，枢密副使范雍度太后有再建之意，上奏谓：“先朝以此竭天下之力，遽为灰烬，非出人意，如其所存又将葺之，则民不堪命，非所以只天戒也。”右司谏范讽亦言：“山木已尽，人力已竭，虽复修，必不成。臣知朝廷亦不为此，其如疑天下何！愿明告四方，使户知之。”其他大臣也助雍、讽等言。刘太后才下诏“以不复修宫之意谕天下”。至此，基本上停止了新宫观和寺院的兴建。
在用人上，刘太后秉承宋真宗所谓“异论相搅”的策略，尽可能起用不同观点的大臣为宰执，以防止政权落入一人一派之手。自丁谓罢相后，宰相只存冯拯一人，乾兴元年七月，刘太后擢参知政事王曾为相。天圣元年九月，冯拯因疾罢相，不久去世，刘太后立即将与王曾意见相左的王钦若自江宁召至汴京，重再拜相。天圣三年十一月，王钦若病卒，又擢曾经因立班上下而与王曾产生过矛盾的张知白为相。不过，无论是王曾或张知白，在政治上都有出色的表现。尤其是王曾，此人乃咸平五年（1002）进士第一人，历官知制诰、翰林学士，大中祥符九年（1016）出任参知政事，进入执政行列。天禧元年（1017），以辞会灵观使罢政，表明他对道教宫观一职之不齿。后来复除参知政事，时真宗病重，王曾对刘皇后的专权也想加以限制，但没有成功。
真宗死后不久，王曾拜相。史言其为人“方严持重，每进见，言利害事，审而中理，多所荐拔，尤恶侥幸”，“进止皆有常处，平居寡言笑，人莫敢干以私”。
任相七年间，对刘太后超越礼制的排场和对外戚无节制的加恩，“多所裁抑，太后滋不悦”。由于他不居功自傲，不结党营私，言谈做事皆小心谨慎，刘太后一时也奈何他不得。天圣七年六月，昭应宫火灾，终于为刘太后找到了将他罢去相位的借口。景佑二年（1035）二月（时刘太后已死），王曾再次被擢为宰相，四年四月，因与另一宰相吕夷简产生矛盾而再罢相。宋人对王曾的评价甚高，认为：“王旦德量为世所宗，然真宗封祀，旦依违其间，不能谏阻，而王曾以辞会灵观使罢政，故韩琦、富弼重曾过于旦。以琦、弼之功业德量而欣慕曾若是，则曾之贤由此可知。”
天圣六年二月，宰相张知白去世，三月，仁宗在东宫时的旧臣张士逊升任宰相，不过此人年事已高，虽能奉公守法，却政绩平平。次年二月，知开封府吕夷简为宰相。此后，吕夷简曾长期为相，前后长达十三年之久，成为宋朝立国以来任相时间仅次于赵普的一位权相。应当说，吕夷简曾是一个有能力的大臣，早年，在知滨州时，即向朝廷奏免天下农器税，对宋代农业的发展具有一定贡献，权知开封府时，治理严格有序，颇有声望，这些都得到真宗的赏识。吕夷简对大中祥符年间的“天书”下降和大建宫观等事也多有谏言。真宗死后，太后欲将他生前的服玩置于自己宫中，吕夷简即上疏加以劝阻。尤其是明道元年（1032），李宸妃卒，为葬礼规格，他与刘太后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此事表明了他作为一名宰相的责任心和远见卓识。据《宋史·后妃上》载：初，章献太后欲以宫人礼治丧于外，丞相吕夷简奏，礼宜从厚。太后遽引帝起，有顷，独坐帘下，召夷简问曰：“一宫人死，相公云云，何欤？”夷简曰：“臣待罪宰相，事无内外，无不当预。”太后怒曰：“相公欲离间吾母子耶！”夷简从容对曰：“陛下不以刘氏为念，臣不敢言；尚念刘氏，则丧礼宜从厚。”太后悟，遽曰：“宫人，李宸妃也，且奈何？”夷简乃请治丧用一品礼，殡洪福院。夷简又谓入内都知罗崇勋曰：“宸妃当以后服殓，用水银实棺，异时勿谓夷简未尝道及。”崇勋如其言。
后章献太后崩，燕王为仁宗言：“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
仁宗号恸顿毁，不视朝累日，下哀痛之诏自责。尊宸妃为皇太后，谥庄懿。幸洪福寺祭告，易梓宫，亲哭视之，妃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太后，以水银养之，故不坏。仁宗叹曰：“人言其可信哉！”遇刘氏加厚。
由于刘太后采纳了吕夷简的建议，妥善地处理了李宸妃的葬礼，防止了最高统治集团内部有可能产生的尖锐矛盾和激烈斗争，稳定了政局，吕夷简在这里所起的作用当不可低估。
明道二年（1033）三月，刘太后去世，从而开始了仁宗亲政的时代。
二、宋夏之战和北宋“积弱”局面的形成
自真宗朝起，随着北宋军事力量的衰落，西夏对北宋的扩张日趋严重。
早在咸平五年（1002），李继迁攻下北宋的灵州（宁夏灵武）后，便将此地改称为西平府，次年将统治中心迁此。灵州一带是黄河中上游最肥沃的地区，是北宋控制西北地区的枢纽，也是宋朝购买西北边马的必经之路，它的失陷，对北宋影响很大。咸平六年五月，李继迁死，子德明继位，他继续向辽称臣，被辽封为夏国国王。德明鉴于对宋长期战争，力量消耗太大，同时为向西扩张，避免两线作战，在景德三年（1006）也向宋称臣，宋朝封他为定难军节度使、西平王，赠金帛缗钱四万贯匹两，茶二万斤。德明乘机进行内部整顿，于次年将王都迁到兴州（宁夏银川），并击败回纥，占领了甘州（张掖）和凉州（武威）等地，力量进一步壮大。
明道元年（1032），德明去世，子元昊继位。元昊是党项族的杰出领袖，他雄才大略，善于用兵，继位后继续向西扩张，先后攻占瓜州（甘肃安西）、沙州（甘肃敦煌）、肃州（甘肃酒泉），又越过河西走廊，向吐蕃所在地的青唐（今青海东北部西宁地区）扩张，建成了一个实力不小的民族政权。与此同时，他改变了父德明的政策，认为“先王大错，有国如此，而乃臣属于人”，于是向宋廷要求平等的政治地位，“许以西郊之地，册为南面之君”。宝元元年（1038），元昊自称皇帝，国号大夏，建都兴庆府，并大规模扩充军队，不惜走上穷兵黩武的道路。北宋统治者不能容忍元昊称帝，下诏有能捕元昊者，赏定难军节度使，并积极进行军事部署，准备征讨。元昊先发制人，自康定元年（1040）起，不断发动对宋的战争。多数战役是以北宋的失败告终。其中以发生在康定元年的三川口（在陕西延安西北）之战、庆历元年（1041）的好水川（宁夏隆德西）之战和二年的定川寨（在宁夏固原西北）之战最为激烈。
这三次战役皆以宋军的失败告终，每次战死和被俘的宋军将士都在万人以上。
北宋多次战败后，采用知延州范仲淹的主张，对西夏实行清野固守的政策：增调禁军二十万、厢军十万、乡兵十万，防守陕西；在边境地区修筑许多城寨，驻兵防守；整顿州兵，将延州地区一万八千人的军队分为六队，分属六将带领，日夜操练，提高战斗力；帮助解决边境各族人民的土地问题和生产困难，以争取他们的支持，并依靠土兵（蕃兵）共同对付西夏，守卫边境。
北宋虽然打不赢西夏，但西夏毕竟是一个小国，连年战争也打得筋疲力尽，不仅得不到实际的胜利果实，而且还要付出大量军费，又失去了以往北宋给予的岁币，终于造成财用不足，民怨沸腾。加上西夏与辽邦交破裂，辽在与西夏接境地区修筑城堡，使西夏受到威胁。元昊在各种压力下，被迫接受北宋提出的议和建议。庆历四年（1044）十月，宋夏签订和议：元昊取消帝号，由北宋册封为夏国主；北宋每年给西夏绢十五万三千匹，银七万二千两，茶三万斤；重开保安军（陕西志丹、吴旗两县）和高平寨（甘肃固原）两处榷场，恢复民间贸易往来。史称“庆历和议”。宋、夏议和以后，大规模的战争得以停息，这对汉族和党项族经济文化的交流，对祖国西北部地区的开发起到了有益的作用。后来元昊仍继续向外扩张，领土多时达到二十二州，包括今宁夏、陕北、甘肃西北部、青海东北部、内蒙西南部及新疆部分地区，对北宋始终是一个威胁。
就在宋夏战争吃紧之际，辽朝也趁火打劫，他们借口索取关南之地，恫吓要对北宋用兵。北宋派富弼出使辽朝进行谈判。庆历二年，宋辽双方重新签订和约：每年给辽的绢、银各增加十万匹两，共达五十万匹两，并改岁币为“纳币”，两国间的和好总算又得以维持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