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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雪平 1965年生，江苏苏州人。1982年考上南京农业大学，1992年在该校获农学博士学位，1992年至1994年在原浙江农业大学博士后流动站工作，出站后留在校生物技术研究所工作。现为浙江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副院长，生物技术研究所所长，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GeminiviridaeStudyGroup成员，中国植物病理学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先后赴英国苏格兰作物研究所、美国Danforth植物科学中心及德国联邦育种中心进行合作研究。
主持国家杰出青年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高等学校优秀青年教学和科研奖励基金、教育部跨世纪人才基金、英国皇家学会中英合作项目和国家重点基础研究（973）项目子专题等20多项课题研究。去年又被列入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重大发现
在国际上首次发现一种新的木薯双生病毒，证明它是由两种已知的双生病毒基因组之间的重组产生的。这是国际上有关植物病毒种间基因组重组并导致病害流行的第一个明确报道。
记者印象
40岁男人如日中天。
可40岁的周雪平走在大街上，不会有多少人看得出，他所承载的如日中天的学术分量——因为他真的就像邻家大哥，中等身材，金丝眼镜，一副看了就让人觉得相识、看过又让人不太想得起来的长相，满大街都是。
可跟他聊过，相处过，家有小女的老人会有一念：这样的人，做女婿最合适——厚道，肯吃苦，有韧性。
这样的人才，一定自小天资聪颖；这样的成就，一定一路冒尖，事事春风。
可是，周雪平偏不是。
一个勤奋多于天时地利的学者，一个从小很不起眼的农家孩子的成才，也许更能给我们普通人以鼓舞。
我更像只丑小鸭
回顾从儿时到大学，其实我更像只丑小鸭。
而丑小鸭要蜕变的第一步就是“吃苦”；有了苦作底色，接下来尝什么都有点甜了。
我出生在苏州农村，家里本来就穷，加上爷爷得了肺病久治不愈欠了很多钱，所以家里更苦更穷。父母从不管我学习，就管干活。我呢，除了读书，也是干活。我7岁时能每天割一亩稻；割到手酸，割不动了，只好用力拉镰刀，结果刀锋划在腿上，一道一道全是口子。
初中吃饭住宿，父母给我随身带的是炒麦粉。连糖精也买不起，只好盐拌着冲开水吃——闻着香，吃起来难以下咽。
读高中时，我的衣袖都是接起来的，里面的棉袄是姐姐的。那时最怕感冒，因为买不起手帕。
没有爆发力就比耐力
我所读的镇初中是临时成立的，师资不理想，所以尽管我在班里成绩数一数二，但只考上了普通高中。
由于初中打的基础差，高中学习可想而知。结果前两次高考都失败。第三次高考结束，我已经准备回家做木匠了，因为父母再也负担不起我的学费，没想到我被南京农业大学植物病理专业录取，这个专业还是班主任帮我填的。
大学一、二年级，我看了很多书，选修了很多课，花了很多时间，学得很辛苦，成绩依然平庸，勉强挤到中游水平。在三年级下半学期，才开始慢慢冒尖。
到考研究生时，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方向，读硕读博越来越有劲。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觉得“自己比别人慢一拍”：别人快毕业了，我才跨进校门；别人已出国深造，我才本科毕业；别人已学成归国，我才获得博士学位。
但是，我的生长经历也证明：平庸不要紧，起步晚不要紧，就像跑步，没有爆发力，可以靠耐力，关键是要学会坚持。
大学是一定要读的
我女儿现在读初二，我基本上不干预她的学习。
为什么并不是所有厚道、肯吃苦、有长性的人都会有大建树呢？我觉得，关键是有没有更大的成长空间，能不能找到更好的起点和平台。
对我来说，大学就是一个关键的起点和平台，有更多选择机会和自主权。
从中我不断寻找到新起点，构建新平台，然后才有了一个又一个的制高点。
所以，大学是一定要读的。
找到新的事业感情
很多大学生问我，是不是一定要出国才会有大建树。我想不是的。
但是，走出国门去交流，反过来可以映照自己的国家，找到一种新的事业感情，事业动力。
我在浙大读博士时，并没想过要出国，自己也从没主动联系过出国事宜。
我想，只要能做事，不在乎国内国外。
1994年，我接待了一位英国皇家学会院士兼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因为是同行，我们交流得很投机。他后来发信给研究所，希望邀请一位从事植物病毒的学者，我得以第一次出国。那时，很多同龄人已经学成回国，所以对于我又是“慢一拍”。
在国外，我看到邀请我出去的这位外国院士几乎天天从早上8：30干到晚上6点。他已经很有名了，但仍然在努力，仍然是研究所里最认真的一个。这给我很大的震动。
于是，出国15个月，我在国际前沿刊物上发表了5篇论文。归国后，该院士主动写信给我们的校长，高度评价我的工作。
这只说明，人的成功就是靠努力。
给学生开抗“病毒”处方
植物有很多病毒，像番茄、辣椒，有十几种常见病毒。我们要首先鉴定检测发现病毒，才能谈防治。
我想，人才的培养也有异曲同工之处，一生的成长，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细小“病毒”浸染，关键是要有好的防御机制来保证健康成才。
今天的学生，我觉得更需要有爱国报国的情怀。
我以为，大情怀会有大发展，才能有大建树。我当年找到自己的研究方向，因为看到它直接可以为我们农业大国所需要，是朝阳产业。但十几年前，会有多少人期望与“农”字打交道，并在“农”字专业上有所建树呢？
上个世纪90年代，“出国热”、“下海热”，在商业利益驱动下，有很多学者抛下做了一半的研究，改换门庭。
我想，搞科学，如果为利所趋，那么，科学研究就会夭折。目前我带的硕士、博士生有28人，其中3人今年毕业。对今天的学生，我一直拿自己的座右铭要求他们：“谦虚好学，埋头苦干，淡泊名利，献身科学。”
“要知道很多东西来之不易”；“任何时候都不灰心”；“聪明人少，勤奋人多”；……
这是我自己的成长秘方，也是常常给学生开的抗“病毒”处方。
2005年6月19日14版
许祝安：幸运之神最后降临
本报记者沈伟红
第一印象
中午时分，记者走进许祝安教授的家，厨房里飘来一阵阵鸡汤的清香，女主人正在家里准备午餐。
这是两室一厅的新房。虽然面积不算很大，但是由于位于地理位置优越的浙大求是村，并且是学校给予优秀青年学者的破格之举，所以许祝安教授感到非常幸运。
客厅的沙发、茶几、书柜里都堆着书。记者细细一看，哈哈，原来是《淘气包马小跳》、《蓝猫淘气三千问》、《名车梦幻百年史诗》……许祝安笑着说，这些书都是7岁儿子的，他是超级书迷。
女主人很随和，很好客，也很健谈。当许祝安教授说起他以前在老家读书时候的故事时，女主人也拿着凳子坐在一旁，饶有兴趣地听着。
这是一个温馨和睦的家。
当记者的话题从许祝安教授的学术领域，转入到家庭教育时，他们两口子的意见就始终表达得非常一致：“由于孩子天性就比较安静，不好动，所以我们一直想办法让孩子动起来，玩起来，希望他轻松快乐地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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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祝安，出生于1966年3月，浙江临安人。1983年9月～1988年7月，就读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物理系，获理学学士学位；1988年人物专访类
8月～1994年8月，浙江大学物理系凝聚态物理专业硕博连读，获博士学位；1994年9月～1996年11月，浙江大学物理系讲师；1996年12月～2000年6月，浙江大学物理系副教授；1997年8月～2000年2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物理系访问学者；2000年7月至今，浙江大学理学院物理系教授；2001年1月至今，浙江大学博士生导师；2005年3月至今，教育部长江特聘教授。2003年，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许祝安通过磁热电效应的研究，发现在高温超导体的赝能隙态存在某种类磁通涡旋激发。该实验结果有力地显示出在超导临界温度以上存在着较强的超导涨落，支持了相应的超导理论模型，具有很重要的科学意义。研究论文在着名刊物《Nature》发表（第一作者），现已被他人引用130余次，多次得到《Nature》上的评述性文章的介绍，引起国际同行的广泛关注。
成功在《Nature》发表论文
1997年8月，许祝安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物理系作访问学者。在那里，他遇到了一位非常优秀的导师与合作者N.PhuanOng教授。
普林斯顿大学的两年半时间，是许祝安终身难忘的。
在他经历了无数次实验挫折之后，几乎已经决定要放弃当初选定的课题，可就在最后一刻，幸运之神翩然而至——1999年，在他准备回国前半年，他和合作者终于找到了新的实验方法，成功地探测到了超导临界温度之上温度区域的类磁通涡旋激发，证实了理论界对于高温超导体赝能隙态的一个学术猜想。
从1999年10月直到新千年的钟声敲响，许祝安几乎每天都在实验室奋力拼搏，每天工作十几小时，争分夺秒来完成他的研究工作和论文的撰写。
在完成艰苦的实验工作之后，许祝安和Ong教授决定将论文投给《Nature》杂志，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研究成果是本领域一个突破性的科学进展。
论文是2000年3月4日许祝安回国前寄出的。他回到杭州不到一周，就接到Ong教授通过电子邮件发来的喜讯，论文已经通过《Nature》的第一次筛选，被编辑认为是“有科学意义”的，而通常这第一道关的淘汰率高达80%。
4月底，又传来第二个喜讯，两位Nature审稿人都同意发表该论文，只需就个别问题作些修改。
8月3日，论文发表。
无论对许祝安还是Ong先生，都是平生第一次在《Nature》上发表论文。
成功的喜悦之后，许祝安也是深有感触。他说：“要作出一流的科研成果，既要有好的想法（学术思想），也要能坚持下去。”
其实回想当时的情景，几乎可以用“背水一战”来形容。因为出国研究两年时间，居然只字未成，他正在焦急地考虑该如何“交差”？
许祝安说，当时他真是做最后一拼。他也完全可以选择做些“更容易出论文”的实验，发表1～2篇普通的SCI收录论文来表明自己作访问学者期间的工作成绩。
许祝安说起他在普林斯顿的导师Ong先生，称他是一个非常自信和有个性的学者。特别是在回国日期日益临近，但是科研成果仍旧迟迟未现的“痛苦时刻”，导师仍旧对他们的研究充满信心：“祝安，我愿意跟你打个赌。我赌你这次一定会成功，我赢了你要请吃饭啊。”最后成果出来了，请吃饭的还是Ong先生。
实验工具亲手制作
记者问许祝安教授的学生：“许祝安教授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学生不假思索就说：“许老师动手能力特别强，会自己设计和制作实验工具。”
许祝安教授指着实验室一些圆圆方方的实验设备，告诉记者：“由于每个实验都有不同的要求，所以有些小的实验工具是需要度身定制的。我们要自己绘出图纸，然后请人加工，而有些时候还是自己亲自动手改造才能满足实验的要求。”
原来，当年他在中国科技大学读书时，就遇见一位动手能力非常强的师兄。来到浙江大学读研究生时，导师张其瑞教授更是一位理论功底厚和动手能力很强的大师。这些都使许祝安受益匪浅。
因此，无论是带硕士生还是博士生，许祝安都要求他们要会动手，勤动手，包括手把手教学生画设计图，制作一些专门的测量工具。
“如果物理系毕业的学生，不会修家里的电灯，那真是笑话。现在有的学生在做实验时，一旦发现仪器有故障就束手无策，根本不会去检查一下，是否是因为插头松了或者是保险丝断了等简单的故障。”许祝安说。
儿子3岁就能读报
说到儿子许宏荆，许祝安笑呵呵地说：“他3岁的时候，就自己看报纸了。”
儿子2岁的时候，能认出上百个汉字。然后，小家伙就喜欢上了看书，幼儿园里看，回家看，吃饭的时候也拿着书不肯放。
等到3岁的时候，已经基本上能看报纸了。有一回许祝安发现儿子连“喆（音zhé）”这个字都认得，感到非常奇怪。一问才知道，原来看电视的时候，儿子不光是看故事情节，也在认下面的字幕。
接着许祝安又说起自己小时候认字的故事。也是因为喜欢听故事，但是《三国演义》爷爷总是讲一半忘一半，所以他就找来书想自己看，可是家里的那本全是繁体字。看不懂怎么办？不怕，找来字典，一边看一边查，结果一本《三国演义》看完了，基本上所有的繁体字他都能认得了。
为学生搭建国际平台
记者去采访许祝安的时候，他正在忙着安排一位学生出国交流研究的事情。
今年2月，他所带的一位女博士生获得了去日本国立材料研究所短期交流的机会。她访日期间作的学术报告得到了对方专家的好评，参加的实验也取得了新的结果。
5月底，亚太强关联电子体系国际会议在北京召开，与会的人员都是国际上有名的专家学者，因此他决定带着4名博士生去参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