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规模的海外投资被视为“中国崛起”的新标志，然而，海外投资规模的急剧扩大、资产份额的快速提升，也意味着海外投资风险的日益加大，中国要学会跨国投资的风险管理，提高中国的海外经济利益。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加速扩张及其带来的对国际资源和技术需求的不断上升，加上国家实现内外经济再平衡的需要，中国企业“走出去”已从传统的商品出口到海外上市和海外建厂，再到大规模的海外并购，进入到主动积极地进行全球战略布局的新阶段，继美日欧三大经济体之后，中国海外投的资本分量正变得越来越重要。然而，与不断壮大的投资规模不大相称的是中国跨境收购的失败率还比较高，中国对海外投资过程中还缺乏驾驭风险的能力。
其一是投资保护主义风险。近几年，发达国家以威胁国家战略安全为由，使中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海外资产并购频频受阻。美国经济分析局统计显示，中国对美国历年投资存量仅为23亿美元，是美国外资直接投资存量的千分之一。深处债务危机困扰的欧盟对中国企业的并购深感不安，近期欧盟有意效仿美国在1975年成立外国在美投资委员会（CFIUS），希望设立一个新机构负责对外国企业投资和收购本国企业、有可能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行为进行审查，必要时可以加以阻止。此外，部分国家新出台的法律提高了外商直接投资的成本，使中国海外投资遇到阻碍。与制止关税战相比，遏制投资保护主义的难度要大得多。世界贸易组织（WTO）可以裁断全球贸易争端。但全球还没有一个与WTO相等同的机构来解决投资争端，这种风险更难驾驭。
其二是海外投资成本上升风险。当前，中国的海外投资一个非常重要的需求是为了购买发展所需的资源、能源，但是，未来海外投资的成本可能被大幅抬升。中国每年就从澳大利亚进口大量的资源，根据上海有色网的统计，目前，我国除了是澳大利亚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2010年澳大利亚向中国出口的锌精矿占中国当年锌精矿进口总量的35%，排第一；铝土矿约占24%，排中国铝土矿进口量的第二位；铅精矿以13%的占比仅次于秘鲁、美国，排在第三位。然而，近期，继欧盟率先通过碳排放交易体系之后，澳大利亚总理吉拉德最近宣布，计划在明年7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征碳排放税，三年后还将引进碳交易排放机制，以降低澳大利亚碳排放，这也意味着今后对矿产资源丰富的澳大利亚进行直接投资，其投资成本上升的不确定性开始变得越来越大。
其三是海外投资战略缺失风险。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的排名更能说明问题，在全球128个参与排名的国家中，2003～2005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出绩效指数（OND）为1.139，全球排名第67位，而该指数2007年以后再次下滑。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出绩效非常低，意味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项目的技术含量不高、效益较差，严重缺乏海外投资的所有权优势。
其四是海外资产汇兑风险。在近年来人民币不断升值，外币特别是美元贬值的趋势下，我国企业海外投资面临的汇兑风险越来越突出。特别是2008年以来，传统的对冲工具等套期保值手段更加难以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所带来的高度不确定性风险，中国海外企业屡屡蒙受因汇率剧烈波动而带来的巨大损失。
其五是国家政局动荡等不可抗力风险。海外投资活动具有投入大、周期长的特点，中国企业在投资意愿高涨、投资规模迅速扩大的同时，必须重视日益复杂的海外投资环境。从我国目前海外投资项目看，80%以上分布在东南亚和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其中部分国家政局不稳。今年以来中东、北非局势持续动荡也让在非洲、中东等自然资源丰富地区拥有大量投资、工程承包、基础设施建设的中国企业蒙受重大经济损失。
因此，海外投资不能仅仅考虑规模和速度，而要考虑如何利用全球的分工体系和产业链，增强对外直接投资主体的要素跨国整合能力，以产业增殖链为纽带开展海外投资是必然选择。为了降低暴露风险，规避摩擦风险可采取“因地制宜”和“柔性进入”的海外投资战略。“因地制宜”战略就是在对重点国家和地区资源和能源状况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开发计划规划。对所投资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状况、投资环境、产业发展及市场情况加强风险评估与管理，积极建立风险评估预警体系，加快建立海外保险体系与风险补偿机制，从而提高海外投资的成功率和收益率。而“柔性进入”策略就是可以采取小份额股份购入的形式，比如，在矿产资源开采和使用上，持有20%以下的股份来保障长期供应；或者采取合资形式尽量避免绝对控股，这样可以减少并购敌意，进而为与东道国长期合作奠定良好的基础。未来十年，海外经济利益将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核心利益之一，而保护权益驾驭风险则最为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