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是具有正财富收益的债务国，而中国是具有负财富收益的债权国，中国需要重新审视债权国地位。
从收益率上来看，作为国际债权大国的中国已经陷入了“斯蒂格利茨怪圈”。所谓“斯蒂格利茨怪圈”，是指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将本国企业的贸易盈余转变成官方外汇储备，并通过购买收益率很低的美国国债回流美国资本市场；而美国在贸易逆差的情况下大规模接受这些“商品美元”，然后将这些“商品美元”投资在以亚洲为代表的高成长新兴市场获取高额回报。这实际上是一种失衡的国际资本循环方式。
国际头寸表显示，在对外金融资产中，中国储备资产占了71%，在2.46万亿美元的对外金融负债中，外国直接投资占了62%。当前中国对外负债（FDI）的回报率远高于对外资产（外汇储备购买美国国债）的收益率。以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计算，我国储备资产的收益约为3%～5%，外国直接投资在我国的收益平均在20%左右。按此估算，3.04万亿美元的储备资产年收益约1013亿美元，1.53万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的年收益为3060亿美元，相差近3倍，凸显出我国“负债高成本、资产低收益”的窘境。
此外，作为不成熟的债权国，中国无法以其自身货币进行放贷，因此，大量贸易顺差带来的是货币不匹配和储备资产贬值的风险。作为全球最大债务国的美国，债务不但没有对其形成制约，反而成为美国维持金融霸权的工具。美国的经常项目账户与资本项目账户高度对称。美元国际循环依赖于两个“交换”：贸易渠道投放，金融渠道回流；金融渠道投放，贸易渠道回流。经验表明，美国经济严重依赖于资本流入进行债务融资。从历年美国资本流入情况来看，美国三分之一的对外不平衡是通过“金融调整渠道”来弥补的。
美国金融霸权体系的建立绝非一朝一夕，事实上，伴随着国际货币体系的更替，美国早已完成了角色的转换。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美国在全球金融格局中扮演着银行资本家的角色：即通过向全球提供流动性来维持美国的贸易顺差，在实现比较优势的同时，获得相应的贸易和信贷利益。另外，美国通过在商品输出带动下的资本输出分享他国的贸易和投资收益，这是银行商业资本获取利润的主要方式。
根据美国经济研究局数据，美国目前持有外国资产已经高达10.4万亿美元，而外国持有的美国资产是17.4万亿美元。也就是说，这其中的10.4万亿美元可归因于和美国的资产置换，余下的7万亿美元可归因于外国通过贸易顺差挣来的美元财富。数据显示，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后的30年间（1973～2004年），美国持有的外国资产平均回报率为6.82%，而外国持有的美国资产回报率只有3.50%，两者相差3.32个百分点。以目前10.4万亿美元的资产大置换规模来算，美国每年得到净收益3450亿美元。这个来自金融渠道的财富增加值，已经远远超过了实体经济渠道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加值。
从经济学规律来讲，国际资本应该从资本边际收益低的国家流向资本边际收益率高的国家。但是，作为发展中国家、资本边际收益率低的中国反而成为美国资本的供给者，这种资本悖论反映出的恰恰就是全球金融分工体系严重失衡的局面。这样看来，债务或是债权并非是一国金融话语权的决定因素，中国成为一个真正的债权大国的路途还十分遥远。因此，中国要扭转这种被动的“负债权国”地位，必须加快金融改革，推进全球货币体系改革，加强人民币在全球储备体系中的地位，同时也需要进一步改变外储的资产负债配置结构，变中国对美国国债投资为中国对美国实体经济投资，提升中国经济金融竞争力，增强国民财富效应，才能真正提升债权大国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