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困扰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不在于经济增速的放缓，而在于体制性障碍对经济肌体的侵害。中国经济需要二次体制改革，而新一轮的改革必须从改革权力体系，通过扫除体制性弊端，为经济增长释放出新的活力。
从很大程度上看，中国经济黄金增长得益于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的制度变革，它为中国经济增长注入了巨大的动力。20世纪80年代农村改革调动了农民积极性，大大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90年代国企改革为中国工业发展注入了活力；而加入WTO之后，中国的产品开始走向全球；这些都反映了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制度因素。
可以说，在改革开放的促动下，中国国民经济的蛋糕越做越大，一方面市场化正在加速；另一方面原有的权力体系也逐步强化，政府干预、权力寻租、资源垄断正成为固化的权力体系。
然而，一旦权力体系主导经济，就会出现分配失衡、资源错配、价格扭曲……就会导致市场信号失灵。事实上，我国在初次分配中存在许多不合理的收入扩大因素，最为突出的是某种形式的垄断。那些掌握着垄断性特权、垄断性资源的人迅速聚敛了大量的财富。而权力本身也是一种公共资源，因为掌握权力的人可以利用权力来干预收入分配、资源配置和各种社会经济活动，通过滥用权力和寻租等行为侵害其他社会成员的利益，发挥了巨大的财富调整力量。
这些年来，中国现代市场经济体系正在向前推进，但不能否认的是，我们距离成熟市场经济体系还有不小的距离，这其中一个比较明显标志就是要素价格没有完全市场化。从广义上讲，要素价格包括：资本（汇率、利率）、土地、劳动力、能源、矿产资源（税），此外还包括公用设施、环保和安全的成本。对要素价格的管制会让要素价格定价变得扭曲，而这也将导致投资冲动、资源错配、结构失衡、增长质量欠佳。与此同时，“强资本，弱劳动”也使得居民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并通过特殊利益集团，创造更大的寻租的空间。
另外，权力体系中最顽固，也是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房地产市场的种种“乱象”。当前地方政府寻租最明显的领域当属房地产。房地产是继价格双轨、金融等领域的又一寻租场所。由于土地产权是通过土地市场中的层层委托、分级代理来实现的，从委托人到最终代理人之间的代理链很长。过长的代理链及每级代理内部责权不清，为政府以行政手段介入国有土地资产运营、进行寻租提供了空间。在行政权力的支配下，土地供给价格不断攀升，居民住宅的价格也水涨船高，形成土地收益的逆向分配效应：低收入阶层被阻挡在住房市场之外，中等收入阶层置房成本加重，而财富大量向房地产商和有能力炒房的高收入阶层转移，结果是政府获取大量土地出让金，房地产开发商赚取超额利润，而真正的土地所有权人成为福利损失者，其产权利益被剥夺，使得土地收益分配主体严重错位，资源被错配。
因此，中国经济要想取得新的突破，就必须进行改革突围。尽管改革是一种利益的调整，会触及重重积弊，但只有改革中国才会发展。好的制度依靠的不是政府的经济反哺，而是重新树立契约精神，打破垄断，通过制度保障经济自由、产权自由和流动自由等，让更多的要素流动起来，应该扩大对内开放，让市场真正发挥其在配置社会资源，促进公平竞争，提高经济效率。我们期待着中国经济的二次转型，更期待中国经济走向成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