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扰动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稳定的主要因素有通货膨胀、资产泡沫、流动性泛滥及不为调控所动的高房价……这一系列问题到底有怎样的内在关联？这些问题是货币性的还是结构性的？它们折射出中国宏观经济怎样的深层次问题？如果没有梳理清楚上述问题，就很可能是“盲人摸象”，也难以找到根本性的解决方案。
货币投放过多是不争的事实，但是过剩的货币为何没有进入到实业循环，而是流入资产领域，这恐怕就不仅仅与货币有关，而与实业产业衰退导致的空心化相关。
泡沫经济往往与实业空心化如影随形。日本“二十年增长型衰退”、亚洲金融危机乃至美国金融危机以及欧洲债务危机等一系列危机，其背后都有经济泡沫化和经济空心化的踪影。“广场协定”之后，日本国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无论是内销还是出口，制造业商品价格大幅下跌，严重侵蚀了企业利润，落入了所谓的“三明治陷阱（生产成本和销售价格两头受挤压）”。
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在经济转型期追求GDP高速增长的思维惯性，宏观政策屡屡失误。为缓解日元升值压力，日本实行低利率，把经济资源引导到资产投机和信用扩张，刺激了房地产泡沫和股市泡沫。1990年资产泡沫破裂，日本当局直到1995年才承认经济衰退，采取措施已晚，经济泡沫最终破灭。
而至今仍在持续发酵的美国金融危机就是美国经济长期空心化所埋下的恶果。当前美国经济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以金融及相关服务业为主导的第三产业远远大于第一、二产业；而在价值结构上则表现出金融资产不断膨胀，金融衍生产品是GDP的7倍左右，金融、房地产服务业创造的产值占美国GDP的比例由20世纪50年代的11.4%上升到2007年的20.66%。相比较而言，美国制造业在GDP中的比重从1990年的24%下降到2007年金融危机前的11.6%，制造业产出和劳动生产率也长期呈现下滑趋势，产业空心化所导致的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越来越走向失衡并引爆美国金融危机，而今无论美国如何进行货币刺激，实体经济仍是一蹶不振。
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当前也面临着经济泡沫化和实业空心化的潜在风险和巨大挑战。30多年来中国长期持续的高增长主要得益于“要素红利、市场化改革红利和全球化红利”的巨大贡献。然而随着这三大红利的逐步衰减，中国主要依靠低成本优势的超高速增长逐渐回归常态，“大进大出”式的循环发展模式也似乎走到了尽头。2011年是中国新的“五年计划”的开端，也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岔路口。
从目前来看，这三大红利的衰减并未马上反映在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回落上，却反映在近年来中国产业资本逐步流向资产领域和虚拟经济的现实上。尽管中国的制造业占GDP的48%，几乎占到中国总体经济规模的半壁江山，但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遇到瓶颈，一方面出现了大量过剩产能，而另一方面又出现产业空心化迹象。
近年来温州热钱、温州炒房团响彻全国走向世界的背后，折射的正是温州正在遭遇产业空心化的巨大挑战。温州是私营经济做实业起家的前哨，拥有全国数一数二的市场意识。然而近年来，温州技术创新的瓶颈和产业升级压力使得大量实业企业纷纷外迁，经济空心化的趋势日益严重。温州乃至浙江的投资不足问题非常突出。近十年来，浙江投资率增速一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到2008年全国达57%，浙江为44.0%。2009年全国为65%，而浙江仅为47%。同期，温州投资率始终徘徊在31%～37%之间，比长三角城市平均水平低13.6个百分点，居末位；投资增速比长三角城市平均水平低10.6个百分点，也居末位。
温州仅仅是一个缩影，近年来，由于红利的减少，制造业行业利润率越来越薄，不仅靠实业起家的众多民营企业纷纷“逃离”实体经济，一些大型国企也“不甘寂寞”。当资产领域产生预期利润率大大超过甚至成倍超过制造业的利润率时，它就会导致制造业的空心化，就会导致沉淀于工业和农业的大量资金游离出，流向房地产行业。
中国经济的确到了经济转型的“危机时刻”，中国不缺的是资本，但中国缺少一种企业家精神、缺少实业报国精神、更缺少创新精神。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而言，无论如何都要以“实业立国”为根本，金融、投资应该建立在强大实业基础之上。未来，中国应以技术创新、延伸产业链来推动产业升级，实现实体经济的再造，因为只有实体经济强大了才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