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篇作品的问世却是有过一些波折的。当时，赵树理写完并修改好后，便交给了他的领导、中共北方局调查研究室负责人杨献珍。杨献珍读后感觉很好，并让北方局妇委书记浦安修同志和彭德怀同志看。两人都认为是好作品，可以出版。但是，书稿付印却受到耽搁。据杨献珍《从太行文化人座谈会到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出版》一文中回忆：“《小二黑结婚》书稿交到太行新华书店后，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这时的太行区文化界思想仍然有些混乱，也还存在着一种宗派主义倾向。如当时刊印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用的是最粗的稻草纸，而印徐懋庸注释鲁迅的《理水》，却用的是从敌占区买来的最好的纸张。有些自命为‘新派’的文化人，对通俗的大众文艺看不上眼。《小二黑结婚》久久不给出版，我便去找彭德怀同志，向他说明情况。彭德怀同志听后，就在一张纸上写了几个字，记得是‘像这样从群众调查研究中写出来的通俗故事还不多见’，以示支持。这个题词由彭德怀同志亲自交给了北方局宣传部长李大章同志，由他转交太行新华书店，小说才得以出版。彭德怀同志热情的题词，即印在《小二黑结婚》一书的扉页上。小说在十月份出版后，受到太行区的广大群众热烈欢迎。仅在太行区就销行达三四万册，获得了群众的好评。太行山各村庄很流行秧歌剧，许多村子的群众自动地把《小二黑结婚》改编成秧歌剧，自演自唱，可见群众之喜爱了。”
从杨献珍的上述回忆文章中可以看出，赵树理写《小二黑结婚》实践文艺的通俗化、大众化，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是在彭德怀、杨献珍这些领导同志的支持下才走下去的。赵树理写《小二黑结婚》的意义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是真正为了教育人民群众认识封建迷信的危害，并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其二，是通过调查研究获取到创作素材，体现了文艺创作与现实生活的密切关系；其三，是选择了通俗易懂的艺术表现形式，确实能让普通群众读懂、听懂。彭德怀、杨献珍等领导同志读过《小二黑结婚》的原稿之后，发现赵树理的创作实践体现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应当成为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方向，因而全力支持。由于赵树理在根据地的文艺队伍里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作家，在文艺界有关通俗化、大众化争论中是少数派，彭德怀同志为《小二黑结婚》题词，不光是对赵树理的支持，也是对一些不热心通俗化、大众化文艺道路文化人的批评。事实证明，《小二黑结婚》既是赵树理的成名作、代表作，同时也开创了中国文艺创作的一条道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这篇作品的价值与影响的认识，将会越来越深刻。
《小二黑结婚》引起的强烈反响，带给赵树理许多荣誉，但他并没有满足，又思考写作新的作品。那时，根据地农村的中心工作是减租减息，这是触动农民根本利益的大事。边区政府对此项工作作了全面部署，实际落实却非常复杂。土地所有者从个人利益出发，当然不愿意减租减息；农民由于多年的传统观念束缚，对减租减息持怀疑态度，害怕政策不能长久；各级抗日政府派出的工作人员，有一些出身于城市的同志对农村情况不熟悉，工作粗糙，使得减租减息不能正常发展……赵树理感觉这是个大问题，应当用小说的形式表现出来。于是，他根据自己下乡时获得的素材，写出了《李有才板话》。
《李有才板话》的印刷出版非常迅速快捷，用不着赵树理去催、去问了。原因很明白：一方面由于《小二黑结婚》的轰动效应，赵树理获得了很高的知名度，读者经常到新华书店询问：“赵树理出没出新作品？”作为出版机构，太行新华书店自然也愿意出版读者喜欢的书；另一方面，《李有才板话》确实写得有特色，读过手稿的编辑，钦佩赵树理对生活认识与理解的独特，对表现矛盾与主题的深刻，尤其创作手法，更是新颖，绝少有人能做到，相信出版后定能再现轰动效应。如此好书，完全应当尽快出。还有一个原因，赵树理已经是新华书店的专职作家，没有理由不出他的书；如果稍有怠慢，赵树理可以交给别的出版机构去出，那他们可就丢面子啦。况且，要让彭总知道后再过问，更不好收拾局面，那可是个领导责任了，谁也担不起。
新华书店负责人收到《李有才板话》原稿，很快送给时任边区宣传部部长的李大章审阅。李大章读完后认为：这部小说反映出这个新社会的某些农村或某些角落的某一阶段的生活特点。内容新颖现实，形式接近民族化，从旧形式中蜕化出来，又加了新的创造。他亲自动笔撰写了《序言》，交书店尽快安排印刷出版；随后，又在《华北文化》杂志上发表了《介绍〈李有才板话〉》的推荐文章。
《李有才板话》发行后，受到读者欢迎的程度，不比《小二黑结婚》差。山东、东北、香港等地的出版机构纷纷重印；延安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全文转载，并配发多篇评论文章。赵树理的知名度更高了，原来对他坚持通俗化文艺道路有偏见的一些文化界人士，在现实面前不得不改变看法，承认赵树理的通俗化、大众化、民族化创作确实是一条路子。理论家冯牧在《解放日报》发表《人民文艺的杰出成果——推荐〈李有才板话〉》，评价说：“……是我们所看到的最早地成功地反映了解放区农民翻身斗争的作品，是我们正在茁壮成长的人民文艺的杰出成果。”远在国统区大都市的郭沫若和茅盾两位文坛巨匠，先后读到了《李有才板话》，称赞赵树理的创作很有特色。郭沫若在给友人的信中兴奋地写道：“……从未读过这样的好作品。”茅盾撰文认为，《李有才板话》“标志了向大众化的前进的一步，标志了进向民族形式的一步”。
赵树理接下去又创作出了《孟祥英翻身》《李家庄的变迁》《催粮差》《福贵》等小说，他凭着自己的实绩，在中国文坛打出了一片天地，声誉与日俱增。一位叫做杰克·贝尔登的美国记者去晋冀鲁豫边区采访时，明显感觉到赵树理是解放区除了毛泽东、朱德之外名气最大的人物，于是，提出要访问赵树理，边区有关方面满足了他的要求。贝尔登跟赵树理见面是在1947年春节前夕。那天，大雪纷飞，赵树理忘了换一身干部服，还是像平时一样穿着棉袄，戴着毡帽，像个私塾先生，让贝尔登颇感意外。好在他并没有在乎这些，热情地与赵树理攀谈，气氛很快就融洽了。赵树理用了差不多两天的时间给贝尔登讲述了自己四十多年的人生旅程、从事文学创作的前前后后以及对文艺通俗化、大众化的看法。
贝尔登没想到赵树理的经历那么坎坷，做人那么诚实，因此，大受感动，到后来两人竟像老朋友一样交谈。他问赵树理：你的作品印过很多版，发行量非常大，稿费收入一定可观吧？如果在美国，你会成为富翁的。可我看你的衣服像贫穷农民，面色营养不良，估计生活并不怎么好。你能谈谈这个情况吗？
赵树理回答：我的书出过多少版，我也不知道，反正哪儿也出。至于版税、稿费，我没有得过，也不去讨要。我是不谈稿费的。
贝尔登很吃惊地问：用你们共产党的观点对照，这不是剥削你了吗？
赵树理说：这不算剥削，因为我的工作岗位就是用笔写作。谈到我的生活，比以前要好多了。除了写作，我还做编辑，大家共同劳动，分享果实。出版社每天发给我一斤半小米、半斤菜，还给我一些医药费，因为我身体不好。我每年领一套棉服，领一套单衣。抗战前，我只有一条薄被子，几件单衣，所以我总是受冻。过去我从没有烤过火，现在我有炭烧。出版社还供我女儿上学。我老婆能种菜，每个星期还能做一双鞋。她用五百块钱买做鞋的材料，做成鞋可卖得两千块钱。这种生产在抗日前是搞不成的，因为日本的便宜货把我们挤掉了。我现在简直没有什么负担，可以更自由地从事写作。
听了赵树理的这一席话，贝尔登似懂非懂。这样的作家大概是他走了大半个世界，见到的最特殊的一个。看来，美国人想研究明白中国人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
为了认真研究、全面总结赵树理的创作，晋冀鲁豫边区文联于1947年7月下旬到8月初，用了半个月时间，召开边区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与会者结合郭沫若、茅盾、周扬等人评论赵树理作品的文章，讨论了赵树理的创作道路和特色。赵树理应邀在会上介绍自己的创作过程和体会时说：我并不是什么大作家，不过是为农民说了几句真话，是要摆个地摊儿，夺取农村封建文化阵地……
会议结束前，边区文联副理事长陈荒煤作了题为《向赵树理方向迈进》的总结性发言，集中了大家的看法，详细分析和高度评价了赵树理的创作：“十余年来，树理同志坚持通俗化工作，在小报纸副刊、在街头、在剧团，写过不少小说、快板、小戏及其他文字，生活与工作都曾遭到相当的挫折，但始终如一坚持了夺取封建文化阵地的志愿，工作中从未计较过个人的名誉、地位，也不想把自己的创作当做‘艺术’——那种脱离群众的艺术。也不是为了表现自己，为了成为一个作家，才立志写作。他写作的动机和目的，都是为了群众的，为了战斗的，为了提出与解决某些问题的。”他明确提出：“应该把赵树理同志方向提出来，作为我们的旗帜，号召边区文艺工作者向他学习、看齐！”
赵树理很不愿意会议把他作为学习榜样、作为一面旗帜、作为一个文学创作方向提出来，他很清楚自己的位置和作用，他需要创作出更多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不需要名誉、地位。会后，他一如往常，生活方式不变，穿衣吃饭习惯不变，经常下乡的习惯更不变。
三
新中国成立后，赵树理随工作单位——华北新华书店《新大众》报社进了北京。古都北京文化氛围浓厚，各路人才聚集，让赵树理这个太行山里来的农民大作家，既感到新奇，又有些不适应。他特意穿上了一身干部服，摘掉多年爱戴的毡帽。可是，他说话浓重的晋东南口音，他待人处事的方式，却无法脱去乡村味。北京人的生活方式，文人圈的清谈阔论，让他常常产生困惑。而他的工作环境更是与太行山迥然不同。他所在的《新大众》报社脱离华北新华书店，先改称《大众日报》，不久又归属到全国总工会，更名为《工人日报》，同时成立工人出版社。赵树理本是写农村题材的作家，却被任命为工人出版社社长兼《工人日报》副刊主编。他自知不适合做这些工作，便交给他的老朋友、时任《工人日报》总编辑兼工人出版社副社长的王春全面负责，自己则一方面写点作品，更多的精力用在了文艺活动上，诸如参加第一次全国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和文学、曲艺界代表会，被选为全国文联常委、全国文协（即后来的全国作协）常委、全国曲协副主任；以文艺界的正式代表身份出席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与各界代表一起商讨新中国建国纲领，选举国家领导人；1949年10月1日，他作为政协会议的代表，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荣幸地登上了天安门前的观礼台；之后，他对组织大众文艺创作产生兴趣，多方奔走，在中国文联和北京市委负责人周扬、李伯钊等人支持下，成立起北京市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担任主席，主持了好多活动，吸收了一大批人员，京剧名家梅兰芳、马连良、荀慧生和通俗小说大家张恨水等都入了这个会；他创办了通俗化杂志《说说唱唱》，专门发表大众化作品，发现和培养出陈登科等一批青年作者。到了1951年初，中宣部领导为了让赵树理集中精力读书写作，调他到中宣部文艺处，摆脱了大量杂务；他先读了一段时期书，不久便离京回山西深入生活，后来把工作关系调到中国作协，成为专业作家。
在生活方面，赵树理有了固定的收入，工资、待遇都不低，买了房子，接来了家属。按说，他完全有条件过舒适的日子，况且，他从20年代起已经颠簸了几十年，也应当享受城市相对安逸的生活了。可他骨子里流着的农民血液，让他无法与城市融汇。他关注的仍然是农村的状态和农民的生活。从1949年进京，到1965年举家迁回山西，十五年的时间里，他有一多半是在晋东南农村生活的。他跟农民们吃住在一起，如鱼得水般愉快。他把自己当做农民中的一员，操心庄稼收成好坏，研究农业政策的实施，帮助农民开展文化娱乐活动。他选择这种方式，一方面是为了体验生活，获取创作素材；另一方面是要同农民一道，寻找过好日子的途径，让农民能尽快从千百年的贫穷落后中摆脱出来。因而，他总是心甘情愿地充当农民的代言人，时时处处维护农民的利益。看到农民生活有起色，他就特别欣慰；发现农民政策有误，农民利益受损害，他就忧心忡忡；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惦记着的仍然是农民过着艰苦日子。可以说，在中国现当代作家中，没有几位像赵树理这样与农民的利益息息相关，这样期盼农民过上好日子的。特别是在失去理智的“大跃进”年头，浮夸虚假风气甚嚣尘上，农民的利益潜伏着严重危机。多数作家尝过了挨批受整的苦涩，对此现状采取观望态度，唯有赵树理敢于站出来为农民的利益说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