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的文学成就与人生悲剧
如今中国文坛上有那么一批作家，居住在繁华都市舒适的寓所，身着名牌服饰，出入于灯红酒绿之处，吃完鲍鱼，喝够洋酒，然后坐到电脑前敲出一部又一部或者表现当代人孤独感、性苦闷，或者设计痴男怨女情爱纠葛故事，或者想象历史名人逸闻逸事的小说和电视剧剧本，赚上比较可观的稿酬和版权费，再去享受高质量的生活。至于别人活得好不好、大众的利益是否受到侵犯以及社会生活中有什么重大问题，根本不去过问或者表示出一点关心。由此现实，我想到了已经逝世三十多年、同样是作家身份而且名气很大的赵树理的生存态度。
一
上个世纪30年代末期，抗日战争爆发后，赵树理义无反顾地加入到抗战行列，成为牺盟会的一名特派员，深入到阳城县山区，走村串户，发动群众，很快组织起一支抗日队伍，开展起轰轰烈烈的抗日斗争。不久，他奉命担任烽火剧团团长，亲自改编出上党梆子历史剧《韩玉娘》和《邺宫图》，带领团员们四处演出，鼓励群众与侵略者斗争的信心。后来，上级领导根据赵树理的特长，调他去做报纸副刊编辑，他先后编过《黄河日报》路东版副刊《山地》，《人民报》副刊《大家干》，《新华日报》华北版副刊《中国人》。他非常投入地编这些副刊，形式以快板、鼓词、民谣、小故事为主，把读者对象定位于广大普通群众，走通俗化、大众化道路。这也是他后来多年坚持写作通俗化、大众化作品的起因之一。这些副刊的稿件基本上是他一个人编写，把以往读书积累的知识全派上了用场。他结合时事政治编写成形式活泼、短小精悍的大众化读物。功夫不负苦心人。赵树理付出了劳动，收获也颇丰。这几个副刊都曾赢得过众多读者。当时赵树理的领导杨献珍到了70年代末期在回忆《山地》时这样说：
其时，赵树理负责办《黄河日报》（路东版）副刊《山地》。他多才多艺，精通上党梆子，各种曲艺形式的节目，他都能编、能导、能演。他以种种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用地地道道的群众语言，去反映当时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斗争，把《山地》副刊办得生动活泼，通俗红火。每逢《黄河日报》（路东版）发到各县，贴到城门洞，往来行人抢着看《山地》，交通常常为之堵塞。我也是从《山地》副刊上，加深了对赵树理创作大众文艺的本事的了解。他的文章浅显生动，干净利索，连“啊”、“了”、“吗”等虚词都不随便用。文风朴实幽默，措词严谨，老实讲，我很佩服和赞赏。
赵树理本人在“文革”初写的《回忆历史，认识自己》“检查”中专门谈到了《山地》：
……那小报的一版副刊名叫《山地》，由我担任编辑，我便利用我熟悉的那些民间艺术形式来攻他们。老实说，我是颇懂一点鲁迅笔法的，再加上群众所熟悉的民间艺术因素，颇有点威力。这报专往他们所到的地方张贴，贴到哪里读者挤到哪里……
赵树理编《中国人》报时，把编好的稿件送去印刷，工人们一面印一面读；他则在一旁边抽烟边听大家阅读，听到工友们有念着不顺当的词语，当即修改，直到通畅为止。同事们曾写过一首打油诗：
《中国人》报，
《中国人》报，
一个编辑姓赵；
他编，他写，他校；
别看报纸小，
作用可得了；
写篇小鼓词，
快板句句妙；
小评论，小报道，
大半作品老赵包。
对这首诗，赵树理倒认为说得很中肯，也符合实际情况。有人叫好，他不得意；有人不屑一顾，他不计较，按自己的路子往下走。
文人相轻，古来有之。大城市有，解放区也免不了。那些立志追求高雅文艺的文人，不知出于何种心理，总是跟赵树理的通俗文艺过不去，他们说，赵树理缺少深厚的文学修养，写不出高雅作品来，只能写些低层次读物。靠他的作品，文艺创作就完了。听到这些说法，赵树理不置可否。他心里明白：那高雅的东西我也不是没写过，水平不比现在的差。只是那种作品的读者范围太小，看着普通民众缺少当代作品读的状况，我的选择没错。
1941年冬天，一个寒冷的日子，太行区抗日根据地山西黎城县的五六百名“离卦道”教徒，拿着木棍、火枪、大刀之类的武器，高喊“打倒共产党！”“消灭八路军！”的口号，突然包围了黎城县抗日政府机关。八路军一二九师和地方民兵闻讯后，迅速出击，反包围了教徒，击毙了几名领头人物，众教徒群龙无首，才放下武器解散了。
黎城“离卦道”暴乱，震惊了驻在太行区的八路军总部。总司令朱德非常重视这件事，指出：在军事上，我们的武器比敌人差，但我们却打了胜仗；在文化战线上，我们掌握着真理，但敌人倒占了上风。我们的文化战士应当运用武器，也打胜仗。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部会同中共晋冀鲁豫边区党委，根据总司令的指示，认真讨论，认为出现“离卦道”暴乱事件，关键是对广大群众的文化宣传不得力，必须要在这方面下大力气，用新的文化思想教育群众，但首先是要扭转宣传文化工作人员的认识。
1942年1月16日到19日，双方联合在河北省涉县曲园村召开了文化人座谈会。一二九师和晋冀鲁豫边区所属各单位的文化人，从事宣传文化领导工作的干部，总共四百多人参加了座谈会，是抗战以来这个地区规模最大的一次专门讨论文化问题的会议，人们称为“文化战士大聚会”。以写通俗文艺作品小有名气的赵树理是会议确定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做了认真的发言准备。一二九师政委邓小平亲自出席了大会，在开幕式上作了讲话，希望文化工作者要认真总结“离卦道”暴乱事件的教训，树立为广大群众服务的观点，用健康的文艺作品教育群众，让群众了解共产党和八路军是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党和军队，积极投身到抗战中。
开幕式之后是分组讨论。文艺创作组对一些问题的争论非常激烈，一位年轻的诗人慷慨激昂，阐述着文艺创作的崇高，用诗结束讲话：“我日夜追赶着激动，我求助于艺术之神，让我这只孤雁，在漳河的岸边，飞腾吧！”多数从大城市来抗日前线的文艺创作者热烈鼓掌，兴奋地议论：“艺术高于一切，通俗作品只能算一般读物。”“高雅的作品只要思想内容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也能达到为人民服务的目的。”
身穿家做棉袄，打着裹腿，戴一顶旧毡帽子的赵树理感觉有必要谈谈自己的看法，在乱哄哄的气氛中站了起来，大声说：“我来说几句。”
会场上认识他的人没几个，多数人只知道有个编《中国人》小报的通俗文艺家赵树理，没见过他的面，于是小声询问：“这是谁？怎么像个老农民？”
认识他的人介绍：“他就是搞通俗文艺的赵树理。”
“啊，他人也挺通俗的，像他编的《中国人》报！”
赵树理没有在意大家的窃窃议论和那些瞧不起的神色，不慌不忙地从怀里掏出一本黄连纸封面的小册子来，说：“我先给大家介绍一本‘真正的华北文化’《太阳经》。”他朝大家晃了晃，接着翻开书本高声念起来：“观音老母坐莲台，一朵祥云降下来，杨柳枝儿洒甘露，搭救世人免祸灾……”
会场上的人们哄堂大笑，有人叫道：“这不是封建迷信吗？你念它是什么意思？”“这也是你的通俗文艺作品？”
赵树理扫了会场一眼，又拿出几本来让大家看：“这一本叫《老母家书》，这一本叫《麻衣神相》，还有《洞房归山》。我的意思是，我们今后的文艺创作，形式上应当向这些书学习，因为老百姓对它们是熟悉的。关键是我们要有新鲜的进步的内容，这种形式最适合工农的要求。我建议，我们应当成立一个‘通俗文艺社’，更多地写一些给老百姓看的东西。”说到这里，他把那几本书举起来，提高声调说：“这种小册子数量很多，像敌人的‘挺身队’一样沿着太行山爬上来，毒害着我们的人民，我们应当起而应战，打垮它，消灭它，夺取它的阵地！”
赵树理的发言引起了激烈争论，有赞成的，也有不同意见。他再一次站起来阐述自己的看法：“我搞通俗文艺，还没想过伟大不伟大，我只是想用群众语言，写出群众生活，让老百姓看得懂，喜欢看，受到教育。因为，群众再落后，总是大多数；离开大多数就没有抗战的胜利，文艺也就没有对象了。”
二
赵树理的通俗化、大众化观点还是不被一些从大城市来的文化人认同，说他是庸俗化。但是，赵树理没有放弃自己的主张，仍然坚持走这条路。不久，他发起成立了边区“通俗化研究会”，就文艺通俗化、大众化的一系列问题进行理论探讨。同时，他也在创作中实践通俗化、大众化。1943年5月，他完成了著名的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这是确立赵树理在中国文坛上重要地位的作品之一，也是中国解放区文艺创作的代表作之一。
《小二黑结婚》的素材是赵树理1943年初到辽县（今山西左权）下乡时获得的。当时他住在抗日县政府所在村里。一天，房东家来了个亲戚，愁眉苦脸，满腹心事。善于跟群众接近的赵树理与这位老乡拉呱儿起来，才知道老乡是到县上来告状的，说是自己的侄儿岳冬至被几个村干部打死了。赵树理问是因为什么原因？老乡说出了经过——原来，侄儿岳冬至是村里的民兵小队长，与本村的一位漂亮姑娘智英祥谈恋爱，但他们的家长却都不同意。岳冬至的父亲为了省钱，给他收了一个九岁的童养媳；智英祥的母亲贪图钱财，得了贵重礼物后将她许给一个富商。同时，几个村干部也看上了智英祥。智英祥不听从母亲的决定，也拒绝了村干部的追求，一心与岳冬至好。于是，村干部怀恨在心，设计圈套将岳冬至打死。赵树理非常同情这位老乡，帮他到县政府有关部门立案，并跟随调查人员到岳冬至村里了解情况。最终是案件告破，坏人得到惩处。
赵树理从这个事件中看出农村封建思想的严重性与基层村干部的低素质问题，感觉应当用小说的形式表现出来，以引起人们的重视。同时，这也是落实边区文化人座谈会的一个实际行动。他考虑，如果只表现案件本身，肯定不会有多少深刻意义，最多是个坏人逞凶、好人受害的老故事。应当抓住封建迷信与婚姻自主这对矛盾设置情节。这样，作品就能切合人民群众的生活现实，蕴涵比较广阔的社会意义；而且，也容易出故事，出人物。写好了，影响将是很大的。他联想起自己的父亲也是迷信的受害者，特别在儿女的婚姻大事上，一手包办，有些做法实在可笑；还有那许多农村妇女信神信鬼的事，封建迷信的毒害不可低估。想着想着，他兴奋起来：对，就以这个问题为小说的主导思想。下来就是人物了，要选一对青年男女，现成的岳冬至和智英祥是基础；另外，要创造两个深受封建迷信毒害的老一辈人，他们在目前农村中很有代表性；还要设置两个专门使坏的人物……他的思路越来越清晰，故事和人物都成熟了。不久，便写出了《小二黑结婚》。作品中的主人公小二黑和小芹的原型取自岳冬至和智英祥，但小二黑和小芹绝不同于岳冬至和智英祥，结局不是悲剧，而是自由恋爱取得了胜利，成为大团圆。这样写，既宣传了破除迷信、婚姻自主的思想，也符合人们的阅读心理愿望。另两个重要人物二诸葛和三仙姑，是赵树理在多年生活积累中对人物观察形成的形象，用来做小二黑的父亲和小芹的母亲，增强了故事性、喜剧性和典型性。
《小二黑结婚》是赵树理实践通俗化、大众化创作手法的杰作，艺术上是十分成功的。主要表现为：首先是塑造出了一系列经典人物，包括小二黑与小芹，二诸葛与三仙姑，金旺与兴旺。这些人物一个个生动形象，活灵活现，各具特色。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非常符合生活的本来面貌。其次是情节结构上，特别富有故事性，做到了有头有尾，首尾连贯，环环紧扣，波澜起伏，能在一个大故事里套几个小故事，这就大大地增强了可读性。第三是成功地使用了传统的白描写法，通过正面描写、侧面烘托等方式，突出了人物性格。还有一点是语言叙述有特色，他以农民口语为基础，却又不拗口，简洁自然，清新活泼，个性强烈，表现了他深厚的语言功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