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林的文学研究与学术研究，注重细致的文本解析，力求见微知著、以小见大地提出一些实在的命题，具有一定的独特之处，正像作家李锐在给他的《思想在人生的边上》所作的序中评价的：“春林的声音是属于原野和高山的。春林没有亦步亦趋地跟着那片坍塌之物的喧嚣去学舌。在这个权力和金钱的狂欢节上，春林留下了自己冷静沉着的批判之声。在我看来，一个好文学家的成就，不在于他同别人合唱了多少相同的、流行的题目，而在于他有没有自己独特的坚持和发言。”李锐特别举到王春林对被当前文坛热闹所忽视的山西作家成一的长期而热情的关注，并赞叹他“与孤独者同行”的勇气和眼光。应该说，正是这种边缘姿态，使从事批评的王春林能沉下心来依着自己认准的路走，不为周围所惑，不受风尚驱动，在文坛话题争论成为批评主流和兴奋点而对作家作品的阐释成为被人轻视的支流末节时，在一些批评家日益失去细读作品的耐心而舍弃文本解读式批评时，他仍然初衷不改地、孜孜不倦地做着自己的作家作品评论。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倪吾诚简论——读王蒙的〈活动变人形〉》《游戏与人生——成一〈游戏〉解读》，到整个90年代对李锐小说、高岸小说、王蒙小说、张炜小说、史铁生小说、铁凝小说、钟道新小说、林白小说等所作的解读评论，王春林以数十万字作家作品的跟踪观照和把握，实际上一一评述着它们在文学链条上的地位和价值。在这个意义上说，他的文学评论有如系列性的作家作品史，给我们提供了一幅概略式的当代文学图景及其个人思考。
王春林有着批评发现的艺术敏感性，而且在评论对象的择取上非常重视其含金量，那些能引起他评论兴趣的大多是对社会、历史、文化、人生有深刻写照和思考的作品。比如史铁生的《务虚笔记》，是一部像卡夫卡、福克纳小说一样富有深刻哲学底蕴的作品，王春林有这样的评价：“是否同时兼具文学与哲学的因素，是否具有很深的哲学底蕴，乃是衡量文学作品尤其现代文学作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以是观之，则《务虚笔记》与史铁生皆应得到充分的评价和肯定。”如此有深度的作品，在王春林“以‘心’去认真地贴近、体会并聆听”，努力“贴近史铁生此书写作的本真境界”的解读之下，也就实现了深度的阐述：“所谓‘务虚’者，乃指作者对于个体与人类存在诸问题的苦思冥想，它最突出体现了这一文本所具备的深邃驳杂幽暗不明的哲理玄想色彩……《务虚笔记》正是通过对诸如有限与无限、必然与偶然、凡俗与奇异、绝望与追求、真实与幻觉等充满两难悖论色彩问题的追问探寻，突出地表现了当今现实世界中人类对生存境遇问题的深入思考与表达。”
2002年度获奖者：曹利军、李骏虎
曹利军1962年10月出生，两岁时患小儿麻痹后遗症，留下终身遗憾。高中毕业后由于身体原因不能考大学，参加工作后当过制药工、钟表修理工，1982年起开始从事文学创作。由于曹利军在文学方面的出色表现，被《忻州市报》破格调入，担任过政教部主任、月末版编辑部主任等职。他先后四次被忻州市劳动竞赛委员会记功，并授予“优秀文艺工作者”等称号；曾获得国家教育部与香港德敏集团联合颁发的“自学成才奖”。曹利军从事创作二十余年来，共发表各类文学作品二百多万字，先后出版有小说集《曹利军中短篇小说选》（1994年），长篇小说《血祭忻口》（合著，1999年）、小说《红尘手》（1999年）、小说《金太阳》（2002年），新近创作的四十六万字的长篇小说《步天歌》即将出版。曹利军的作品内涵深刻，视角丰富，语言有特色，在文学界广受好评。
《血祭忻口》是一部反映震惊中外的国共合作抗日重大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作品艺术地再现了周恩来、朱德、林彪、阎锡山、卫立煌、傅作义等国共两党两军众多的人物形象，场面恢弘，气势浩大，以精彩的笔墨和新鲜的视角，挖掘了战火硝烟中的人物心态。在《红尘手》中，曹利军以黄土高原上的一座小城为背景，展示了一幅纷纭繁复的社会与人生景图，正如有评论家分析的，“这部作品的成功之处和独特的艺术魅力，就在于作家以生动犀利的文笔，在浑厚凝重的社会场面与跌宕曲折的故事情节中，对人性与人欲、情感与情爱等诸多精神因素的本质与变异进行了透视与剥离。”
《金太阳》的出版，标志着曹利军的小说创作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他用真诚而多彩的笔触，描绘了一个斑驳陆离而又发人深思的残疾人世界，表现了整个社会对残疾人的关爱和艰难推进的残疾人事业，挖掘了各种各样残疾人对真善美的执著追求和他们超越自我的艰辛历程，让健全人读后无不受到一种心灵的震撼和精神的洗礼。应当说，曹利军的个性、才华以及艺术追求在《金太阳》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新近完成的长篇小说《步天歌》，是曹利军对乡镇企业的兴衰，乃至中国经济十年发展历程的艺术性反思，无论在思想内涵还是表现手法上，都是一次新的探索，我们拭目以待。
1975年10月出生的李骏虎，现为《山西日报》文学编辑。李骏虎写作体裁多样，创作勤奋，是我省青年作家群中的佼佼者。他于1987年开始发表作品，1995年在《山西文学》发表第一篇小说后，创作势头一路走高，尽显其文学才华，《人民文学》《大家》《诗刊》《黄河》《山花》《文学报》《青春》等文学报刊，发表他的小说、散文、诗歌近二百万字，并在《中华读书报》《文学自由谈》《东方文化》《文论报》等报刊发表许多有见地的评论文章。其作品被收入《2002年度短篇小说精品》等书中，《中华文学选刊》《小说选刊》《短篇小说选刊》《读者》《青年博览》多有选载。出版有长篇小说《奋斗期的爱情》，短篇小说集《唱歌的女人》，随笔集《比南方更南》，已发表并即将出版的有长篇小说《漂》，评论集《坏话是有用的》将作为“《文学自由谈》青年评论家丛书”的一种于今年出版。
由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推出的长篇小说《奋斗期的爱情》，应当是李骏虎小说中的代表作。这是一部耐读、耐看、耐人寻味的作品，可以说，李骏虎是以自己的人生体验为基础，构思这部小说的，从主人公李乐身上，能够感受到他的许多影子。能把普通人写活最见作者功力，李骏虎就是这样的作家。《奋斗期的爱情》中的李乐、张亮、鲁小曼、郭芙等人，都是再平凡不过的普通人，在他们身上不可能有惊心动魄的事件发生，有的只是日常的琐事，惟其如此，才是真实的生活，才是一群城市中农村人形象的写照和精神共鸣的载体。正因为李骏虎把李乐他们活生生地展现在人们面前，我们才从这些人物身上较为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过去。如果说写《奋斗期的爱情》的李骏虎还是走在城市边缘上，那么，短篇新作《把游戏进行到底》《流氓兔》《新闻背景》《爱人不见了》《纸婚》《解决》《卡》等，则表明他已经完全融入了城市主流社会。
《把游戏进行到底》中的李乐，已经与《奋斗期的爱情》中的李乐有了本质上的不同。此时的李乐是一位典型的城市青年一族，不再为生存奋斗，不再把爱情看得多么神圣，他是有妇之夫，却与有夫之妇齐丽来往密切；他们都没有离婚的打算，追求的是一种情感游戏或精神寄托。应当说，像李乐这样的城市青年，非常普遍，是一种世纪之初的人生态度。同样，《新闻背景》中的李离、陈圆圆，也是李乐、齐丽一类人，只不过他们不是玩爱情游戏，而是玩工作游戏。俩人为了能在他们所供职的杂志社生存下去，精心制造了一篇耸人听闻的新闻在杂志上报道出来，达到了增加发行量同时玩弄同事的双重目的。这又是一种城市青年的人生态度——为了个人目的，所有的聪明才智都要发挥出来；什么道德，什么友谊，都必须服从于自己的需要。《纸婚》中的李离和刘小纯，却是在玩家庭游戏。本来是一对和睦的夫妻，妻子刘小纯却总是对丈夫李离猜疑，经常以不同形式“考验”丈夫，最终竟暗中请心理医生测试丈夫，让李离真正体会到了认识女人的不容易。《爱人不见了》《解决》等，又是从其他角度表现青年男女的人生态度。
李骏虎对李乐与齐丽、李离与陈圆圆、李离与刘小纯这些城市青年的人生态度既没有欣赏，也没有谴责。不过，对于小说家而言这已经够了，他的职责是只需把生活的本来面目展示出来，至于如何评价，那是读者的事。李骏虎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展示这些城市青年的人生态度时，在一种非常客观、非常自然的叙述中，包含着许多文化的、哲理的、伦理的内质，留给读者很大的思考空间。
李骏虎的散文写得既有思想，又有文采，情感浓郁，文笔优美，尽显他的文学天赋。比如2001年2月发表的《淡蓝色的情人节》，就是最好的体现。他在文中写道：情人节“是一个勾起人淡淡忧伤的日子，它提醒你在奔波喧嚣的生活中暂时安静下来，被几缕细细的愁绪缠绕，沉浸到心灵深处的似水温情里，回味曾经的美好或者遗憾。此时，粉红色的浪漫早已变成淡蓝色的忧郁，那就是情人节的背景。情人节的感觉，不再是爱情，而是一种情绪，一种曼妙的神往，与眼下的幸福与否无关。大多数人的情人节，就是这样的基调，它让你下意识地去回忆一个人，一些事，或者一个背影，一抹浅笑，并因此而微微惆怅。”
李骏虎的评论文章写得非常有锐气，有棱角，敢于对文坛各种不良现象直言不讳。比如他说：“如今批评界，的确有这样几位人物：尔等本是江郎才尽的作家，却不甘寂寞，兼考虑银子问题，遂坐吃老资格，说三道四无事生非。这些位充其量不过是业余的批评家，却正因为水平业余，才正好扯出‘文学批评大众化’的大旗来做虎皮。”他对前几年曾经红过一段的《十作家批判书》，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变说理批评为形象描述，其态度不在启智和明理，而在刻意损人和在骂人的快意中自炫。所谓‘抹着矫情的文化口红游荡文坛’和‘纵万般风情，肾亏依然’这样的标题，让人看到为批评而批评的不正常手段，和哗众取宠的说客嘴脸。所谓大者无声，小丑跳梁。《十作家批判书》《余秋雨现象批评》这样一味迎合大众忘却批评宗旨的畅销书，使一些批评家堕落为说客，使批评远离了美好的初衷。如果批评仅仅是为了给大众提供娱乐读物的话，那么这样的批评不但不能改善文学创作的环境，而且会使其走向死亡和毁灭。”
2002年9月
山西青年作家：一支颇具潜力的队伍
山西的作家队伍，是一支阵容强大、实力雄厚、结构合理、成果丰硕的劲旅，在全国文坛令人瞩目。这支队伍中的青年作家，已经初具规模，成长为举足轻重的力量，成长为备受瞩目的文学新锐，主要有葛水平、李骏虎、王保忠、玄武、韩思中、小岸、刘慈欣、杨遥、李来兵、李燕蓉、杨凤喜、曹向荣、阎文盛、手指、孙频等。
这批青年作家大抵在三十岁到四十岁上下，创作时间有长有短，创作实绩也参差不等。但是，这支年轻的作家新军潜力不小，他们中的几位佼佼者已经在全国文坛具有了比较大的影响，在一些全国性重要文学评奖如“鲁迅文学奖”等，以及有着广泛影响的报刊评奖中榜上有名，是各类权威性文学选刊上的常客。
我以为，这一代山西青年作家的成长，比起他们的前辈来，在文学生态方面还是有些艰难的。文学创作进入新世纪之后，随着市场经济大潮的全面冲击，整个文学态势逐渐失去往日的辉煌，开始趋向边缘化，像20世纪80年代凭一部作品就可以一夜走红、就可以获取到意想不到的名声和地位的局面，已然成为历史，笼罩在文学界和作家头上的光环悄然消失，一些有成绩的作家纷纷弃文转行，而大批文学青年的作家梦也被现实打碎了。就是在这样一种不合时宜的时代背景和文学气候之下，这批青年作家没有放弃文学，而是执著地、不为时潮所动摇地踏上写作之路，使得山西的作家队伍避免了“断代”现象。这批青年作家大部分生活在基层，供职于小城市，生活条件并不宽裕，只能在工作之余从事创作，有很多困难。可贵的是，他们矢志不移地坚持笔耕，写出了一篇又一篇作品。经过十多年的努力，这批作家逐步寻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特色。现在，他们的创作正趋向成熟，势头看好。
从创作思想和表现方法上考察现在的山西青年作家，无疑，他们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山西前几代作家的创作传统。比如他们对急剧变革的现实生活的热切关注，对普通民众生存命运的体验与表现；比如他们在艺术表现方法上基本使用的是现实主义手法，同时也注意吸收其他创作方法中有益的成分。但是，这一代青年作家刚刚涉足文坛的时候，正是国外各种文学理论乃至整个社会科学思潮和国内各种文学主张盛行之时，客观上对他们的创作会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当然，这种影响既有正面作用，也有负面效应，总的看，却是有利于他们在继承前辈作家传统基础上，形成比较开放的、具有时代精神特征的创作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