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山夜话》识小看《燕山夜话》，有政治眼，有文化眼。
曾彦修说：“邓拓的绝大部分随笔、小品文，大体上均是属于在独特的条件下以独特的方式来间接或直接反对极‘左’的文章。离开这点，就完全无法理解邓拓的杂文。”这是政治眼。
杜维明着眼于文本，认为“《燕山夜话》都是用优美的白话文写的。从文体上说，它们使人想起晚明的小品。这些文章历史引喻极为丰富，只有那些在文学欣赏领域有高度修养的人才能充分地正确评价它。”这可以说是文化眼。
曾、杜二位都是大家，所得当然都是大见识。我读邓拓，用的是“经济”眼。这里所谓“经济”，是经济实用的意思。窃以为，《燕山夜话》在60年代初那样“独特的条件下”出现，一纸风行，大受欢迎，是因为它大体适应了读者的两种需要，或曰两种读者的需要。其一，它介绍了大量与民生息息相关的实用知识，如《围田的教训》《地上水和地下水》《多养蚕》《咏蜂和养蜂》；也有饥民的向往，如《粮食能长在树上吗》《茄子能长成大树吗》，光看题目，就令人口舌生津，从现实走进童话。以上是适应读者的低层次需要。其二，《燕山夜话》中有许多精致的文史小品，如谈读书、练字的那些，出入古今，移步见胜，这是邓拓散文中的长项。这些小品，如邓拓所说，“在某些方面适当地满足了具有相当文化水平的工农兵群众的要求。”
七十年前，同样也是住在京城的鲁迅，“忽然想到”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也。”言辞激切，势如破竹；今日读来，仿佛先生此言是给后世，具体说就是给《燕山夜话》产生的时代把脉、处方。饥民遍野，赤地千里，而笼罩这一切的，是假话、大话、空话。现实这般严酷，“全都踏倒也”谈何容易！邓拓，以一介书生，两袖清风，殉道者的勇气兼史学家的良心，借京报一角，打开一条通向读者——人民——心灵的言路。他寻求真正的对话，而非据守书斋一隅，自说自道，炫售“学问”。他是要惠及民生民智的，所以每篇“夜话”都以读者当前的实际需要为依归。这不是一条普通的言路，而是一条洋溢着科学与民主，充满了生机与活力的希望之路。从这里出发，邓拓悲壮地走上祭坛，也豪迈地走向永生——邓拓不朽！
《燕山夜话》是一部讲真话的大书。它在上述民生民智两个层面上与读者对话获得的成功，不徒独步当时，抑且傲视古今，后世亦绝无嗣响。
《博览群书》 1998年第6期
【附记】
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河山集》中有一篇《黄河流域蚕桑事业盛衰的变迁》，原载于1962年3月16日《人民日报》。时值三年自然灾害，赤地千里，饥寒逼人，此篇从历史的叙述中展现一种理想的前景。史先生的苦心，大概与邓拓《树上可以长棉花吗》之类的“燕山夜话”近之。
读孙犁作品点滴
“骨灰盒”
好久没读到孙犁老人的作品了。可慰者，常常从大哥建民那里听到有关老人身体状况、饮食起居的消息。今天在2月25日的《人民日报》副刊上，看到老人写于去年11月1日的《题文集珍藏本》，连读两遍，兴奋不已。
这篇六百余字的短文，记述了1992年底百花文艺出版社社长和一位女编章给老人送《孙犁文集》的情景及老人的感受。这套新出版的文集装在一个纸盒子里，我曾经在解放南路的尔雅书店见到过，的确是“精美绝伦”“富丽堂皇”。孙犁这样写下他独特的感受：
我的文学的路，是风雨、饥寒、泥泞、坎坷的路。是漫长的路，是曙光在前、希望的路。
这是一部争战的书，号召的书，呼唤的书。也是一部血泪的书，忧伤的书。
争战中也含有血泪，呼唤中也含有忧伤，这并不奇怪。使人难过的是：后半部的血泪中，已经失去了进取；忧伤中已经听不见呼唤。
渐渐，我的兴奋过去了。忽然有一种满足感也是一种幻灭感。我甚至想到，那位女编章抱书上楼的肃穆情景：她怀中抱的那不是一部书，而是我的骨灰盒。
我所有的，我的一生，都在这个不大的盒子里。
这是诗啊！这些很有感情、力透纸背的文字，出自一位八十岁老人之手，谁读了能不受到感染。我读孙犁的诗，觉得是散文化的；读他的散文，却常常有诗的感受。先生本色是诗人。想想看，在冬日清晨的阳光里，一位年轻的女编章，怀中抱着一个“骨灰盒”，正神情严肃地从一座住宅楼下拾级而上；那盒子里装的不是阴冷的骨灰，而是马上就要见到的，一位带着血泪和忧伤，争战、呼唤了一生的文学老人的精魂。——这意象多美！
《书林秋草》等
夜读孙犁《书林秋草》，先生之文，或短章，或巨制，都是真善美的极致。随便取出一本，拣出一篇，甚至随便指到一处，就可以兴味十足地读下去，直至终篇。这是只有大作家才能达到的境界。
孙犁《谈赵树理》，文字不长，颇中肯綮，近被选入山西职高教材。我想，孙犁写此文无意超越什么，心里怎么想，就用最俭省的文字表达出来，告给读者。令人赞服的是他独到的识见，这是长期修炼才能得到的。今晚重读这篇写于二十年前的文章，依然感到清新。尤其把赵树理放在抗战的大背景下，阐述作家与大时代的关系，是不可移易的定论。
重读《铁木前传》。孙犁倾注在人物身上的感情像醇酒似的，首尾对童年的赞美如诗如歌，真美！记得铁凝在《四见孙犁》中说过她年少时几乎能背会《铁木前传》。我早年读铁凝的《哦，香雪》，对那种语言的纯净印象极深，原来是受孙犁的影响。欣赏孙犁就是欣赏美。
读孙犁的《无为集》，在书后写了如下一段话：刚读过他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记邹明》，文中说：“我老了，记忆力差，对人对事，也不愿多用感情。以上所记，杂乱无章，与其说是记朋友，不如说是记我本人。是哀邹明，也是哀我自己。”本书中凡记人的篇章，皆可作如是观。《大根》刚发表时已在《羊城晚报》读过，为其精炼所震，剪存之，并在报纸空白处写道：“千把字，十数人，大根一生。添一字则多，去一字不成。枯木逢春发新枝，大根可喜可贺；夕阳虽好近黄昏，孙犁独哀独愁。”十年后，一场大雪过后，我又取出《无为集》，在书前写道：读刘大櫆《论文偶记》二十：“文贵简。凡文笔老则简，意真则简，辞切则简，理当则简，味淡则简，气蕴则简，品贵则简，神远而含藏不尽则简，故简为文章尽境。程子云‘立言贵含蓄意思，勿使无德者眩，知德者厌。’此语最属有味。”耕堂劫后所为文，我时时取读，简而有味，当得刘氏之论。
读《知堂书话》
一
看《文汇读书周报》上钟叔河先生为《周作人散文全编》写的序，一时兴起拿出好几年前买的钟叔河编订、我称之为“钟版”《知堂书话》来看。过去虽也看过一点知堂的文章，但可能是阅历或者别的什么原因，总没感觉到他文章的妙处，所感到的只是琐碎，清冷。这回似读出一点味儿来了。
除了跳过一些偏僻的引文，接连读了四十多篇。对知堂文章的妙处开始有了点体会：行文琐碎，似不着力，但有柔劲之美，就像太极高手，从容舒缓，内功却了得。“柔劲”这个词是我读《儿童的书》时忽然想到的，以为颇能准确地传达我的感觉，具体是因为读了下面两段话：“向来中国教育重在所谓经济，后来又中了所谓实用主义的毒，对儿童讲一句话，一眼，都非含有意义不可，到了现在这种势力依然存在，有许多人还把儿童故事当作法句譬喻看待。”“空灵的幻想与快活的嬉笑，比那些老成的文字更与儿童的世界接近了。……总之儿童的文学只是儿童本位的，此外更没有什么标准。中国还未曾发现了儿童，——其实连个人与女子也还未发见，所以真的为儿童的文学也自然没有，虽市场上摊着不少的卖给儿童的书本。”这里没有铜板铁琶金刚怒目，但所说的意思至今读来感觉还是掷地有声的。读其他篇大都能读出这种“柔劲”的感觉来。还有一点感觉到的是，知堂的文章平实中有生气，绝无“衰弱庸熟”的文句。
二
知堂衡文重趣味。对日文书籍的介绍，大都没有中文译本，凡引文都出自他的亲手所为，这种本事在别人那里是少见的。他又通希腊文、英文等。1923年他介绍与谢野晶子的《爱的创作》：“普通的青年都希望一劳永逸的不变的爱，著者却以为爱原是移动的，爱人各须不断的创作，时时刻刻共相推移，这才是养爱的正道。”这种观念有益于世道人心，是救治今日婚姻家庭的一剂灵药，这书不知现在有无译本。
翻陈子善编的《闲话周作人》，谈人的居多，没有一篇是专门谈知堂文章之妙的，只张中行的《再谈苦雨斋》有一点点，说得颇为精到，我把它录在“钟版”《知堂书话》上了。张中行说：“像是家常谈闲话，想到什么就说，怎么方便就怎么说。布局行云流水，起，中间的转移，止，都没有规程，好像只是兴之所至。话很平常，好像既无声（腔调），又无色（清词丽句），可是意思却既不一般，又不晦涩。话语中间于坚持中有谦逊，于严肃中有幽默，处处显示了自己的所思和所信，却又像是出于无意，所以没有费力。”
张中行先生到底是文章大家，又是语文教育家，这段话几乎把知堂文章的妙处括尽了，尤其是“既无声又无色”这六个字极精当，若是再要加两个字，那就是“柔劲”吧。
三
知堂介绍早川孝太郎乡土研究专著《猪鹿狸》的文章，透露了知堂的为人：己所欲也不强施于人。他说：
其中我所顶喜欢的还是这《猪鹿狸》，初出时买了一本，后来在北平店头看见还有一本又把他买了来，原想送给友人，可是至今没有送，这也不是为的吝啬，只是因为怕人家没有这种嗜好，正如吃鸦片烟的人有了好大土却不便送与没有瘾的朋友，——我以鸦片作比，觉得实在这是一种嗜好，自己戒除不掉也就罢了，再去劝人似乎也可以不必。
这也是知堂的幽默。
四
《兰学事始》比较中日医学界对待西学（自然科学）的态度，结论是：“从这里看来中国在学问上求智识的活动上早已经战败了，直在乾嘉时代，不必等到光绪甲午才知道。然而在现今说这话，恐怕还不大有人相信，亦未可知。”语气和婉，内含刚健，是“柔劲”的又一例证。
我近来读《知堂书话》，读得很慢。《知堂书话》极少提到同时代人，有之，则如章太炎、梁启超、郭沫若、郁达夫才够得上。知堂的文章不摆架子，有什么说什么，有多少说多少。里面藏着褒贬，但绝无吹捧、讥笑、呵斥、詈骂，绝无伪善或者伪恶，绝不故作高深，表现谦虚状。
2009年3月
《山西文学大系》第五卷的缺失
《山西文学大系》第五卷，选录的是“清代与民国初期”山西文学的代表作家及其作品。我从这卷书中了解到前此未尝与闻的八九位作者；另有几位作者，以前仅知其名，这回也读到了他们的诗文。编者的首创之功和搜集之劳，是应该尊重和感谢的。但是在我看来，这卷书无论选文还是选人，都有一些可议之处，谓之“两失”亦无不可。
现略陈敝见。
先说选文之失
试举两例：孙嘉淦和吴雯。
孙嘉淦（1683—1753），字锡公，号静轩，兴县人。本卷仅收他五十四岁写的《三习一弊疏》，是不够的。乾隆元年（1736）孙嘉淦的这篇奏折，在其官宦生涯中是一次重要的转折，为他赢得一世美名。吾晋大儒郭象升曾说：“清代经世之文，孙嘉淦《三习一弊疏》第一”。选这一篇当然无可挑剔。但这篇奏折以劝世之言取胜，不足以代表孙的文采。最能体现孙嘉淦文学之美的，当推他四十岁写的那篇一万六千字的《南游记》。
康熙五十八年（1719）夏天，孙嘉淦母亲病重，他从翰林院告假归省。到秋天母亲就去世了。时隔不久，“荆妻溘逝，稚子夭残”。连遭打击，孙嘉淦悲痛孤绝的心境可想而知。1720年秋天，他骑着一头小毛驴，从老家吕梁山深处的兴县出发，像《诗经》说的“驾言出游，以写我忧”去了。
他在山西、河北一带浮沉累月，直到暮冬。飞雪千里，阴风怒号，“不自知其悲从中来也。因而决计南行，返都中治装。”
次年，即1721年农历二月二十四日，他和一位名叫李景莲的朋友结伴出京，踏上南游的征程。
孙嘉淦这次南游，“四海滨其三，九州历其七，五岳睹其四，四渎见其全”，游历了大半个中国。《南游记》首尾相衔，一气呵成，纳万千气象、上下古今于一篇之中。嘉庆年间，此文即被誉为“千古之奇文至文”，论者谓有“迁固之谨严，徐庾之新艳”。
以下略抄几段，以见其文字之妙：
姑苏控三江、跨五湖而通海。阊门内外，居货山积，行人水流，列肆招牌，灿若云锦，语其繁华，都门不逮。然俗浮靡，人夸诈，百工士庶，殚智竭力，以为奇技淫巧，所谓作无益以害有益者欤。
由兰溪至浙东，嘉杭之间，其俗善蚕，地皆种桑。家有塘以养鱼，村有港以通舟，麦禾蔚然茂于桑下。静女提笼，儿童晒网，风致清幽，与三吴之繁华又别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