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静的学者
——高增德先生印象记
我在喧嚣浮躁的现实中讨生活，一心向往的却是安宁和平静。
有一天，我冒昧地打了一个电话，征得同意后，径往坞城路山西省社科院，叩开了高增德先生的家门。
落座“速朽斋”，南窗一盆虎刺梅在午后的阳光下开得正艳。西墙一排书柜爆满了，一直涨到了屋顶。汗牛充栋，就是这样的景观吧。丁东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写道：“高先生当兵出身，没有完整的学历，却钟情于真正的学术文化。……他积累资料功夫甚勤，他的书房就是一座20世纪中国学者的资料库。”
我的“敲门砖”是高先生的《鸿儒遍天涯》，这本书是高先生的个人文集，汇集了他近年来撰写的有关20世纪中国社会人文科学的渊源、流派、师承、文化环境等方面的文章，共七十多篇。这些文章的学术视野很广。
高先生皤然老矣，但神定气闲，谈锋甚健：“山西要破两个情结，一是娘子关情结，二是根据地情结。前者保守封闭，后者僵化。这两个情结不破，山西没有希望。”
高先生服膺陈寅恪、钱锺书那一类学者，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圭臬。他自己就是一个敢于独立思考、敢于讲真话的学者。
高先生自甘寂寞，不愿成为公众注意的新闻人物。
20世纪70年代末，他受命筹备、主编《晋阳学刊》，走过十年不平坦的道路，使这份杂志在中国期刊史上留下光彩的一页。他僻处一隅，构想、组稿、主编《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权威媒体和权威学者称之为“社会科学发展史的一部文献”，“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他艰苦编纂、举债出版《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大辞典》，此书涵盖20世纪全球华人社会人文学者。张岱年先生说，此举“可以宋代张横渠论治学来评价：‘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当之无愧也。”近年他又主编了六卷本《世纪学人自述》，再次引起学界和媒体的关注。当他得知此书出版的消息后竟老泪纵横，觉得压在心头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
二十多年来，高先生对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的贡献煌煌而不朽，这里面该有多少艰辛、挣扎、心酸、苦难？而他只淡淡地说：“我是木匠做枷，自作自受。”
我对高先生说：“‘五四’前后，在旧文化阵营中有一批山西学者文人，堪称一时之选，但他们身后寂寞，其名不彰，其学术、诗文更鲜有问津者。我想搜集他们的著述、行状等资料，为他们立传，使一般具有文化情怀的人们便于了解。”
我还说，前几年我搜集了辛亥革命后曾任山西民政长的赵城张瑞玑不少资料，写了一篇《张瑞玑其人》，在《文汇读书周报》发表后反应不错，由此促成了《张瑞玑诗文集》的出版，于是更加坚定了这个决心。只是自己身在学术圈外，孤陋寡闻，才识更浅，甚感难以为继。
高先生认为这个想法不错，可以让近代的山西学人走进当代，走进普通读者当中。他说：“要写就写走出娘子关，在全国有影响的。”然后，他靠在椅子上，从南到北数起来：平陆张贯山，河津李亮工、晋城郭象升、榆次常麟书……我说沁水还有个贾景德，高先生摇摇头说：“他不是学人。跟阎锡山当了多年秘书长，他是个官人。”
高先生接着鼓励我：“学术研究也不神秘，选好题，用功就是了。我才干了二十年就小有气候了。”显然，高先生把我做的事划归学术研究了。我认为不可，也不敢。高先生微笑着说：“正在做，已经开始了。要成熟一个写一个。我这里的资料你都可以用，可以复印。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嘛！”
原来，仅郭象升的著作手稿及手抄本，高先生就辗转搜寻复印了五种十余册，每一册都是珍品。我手里只有民国八年（1919）刊刻的《郭允叔文钞》。我想借一册《云舒随笔》，高先生爽快地答应了。这使我至为铭感。高先生与我素昧平生，竟如此慷慨。这一册薄薄的《云舒随笔》在我手里顿时变得沉重起来。
离开“速朽斋”时，我看到门厅里挂着王元化先生的一幅字：“呕血心事无成败，拔地苍松有远声。”我在“速朽斋”所领受的，岂只是书斋的安宁和主人的平静？
高先生正好要去看老朋友张颔先生。张颔先生住北城，他住南城。怎么去呢？高先生说：“坐电车。我过七十了，可以免费。”依然是神定气闲，我却感慨起来。现在屁大的官都有专车，博雅如高先生者却只能挤公交车。还好，“可以免费”，毕竟社会是进步了。
我还是幼稚，多此一议。其实人生到了高先生这样的境界，宝马香车早已不足为怀了。
《山西日报》 2003年3月18日
收藏历史细节的老人
1997年10月，我意外地收到从古城洛阳寄来的一封信。寄信者还附了一份自己的简历。看后心里一热，遂放下手头的工作，恭敬、认真地回了封信。
寄信者叫张广祥，是1947年从赵城南下的一位老干部。信里说他看过我写的有关赵城人文史料的文章，而他也热心于此。
我小时候就听说，临近解放，我们那一带南下干部特别多。河南、四川，最远的到了云南。站在老家的窑顶上，呆想着马队、大炮，跨河翻山的滚滚铁流，心里一片茫然。那时全面胜利在即，斗争还是非常惨烈。张广祥有篇文章，记述刚到河南，就有五位同志壮烈牺牲了。他是幸存者，一直在地方工作。1991年离休。
离休前他是洛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兼洛阳市地方史志编委会常务副主任，河南省地方史志协会理事。离休后一直受聘为《洛阳市志》《洛阳年鉴》的顾问。起初我感到纳闷：这样经历的一位老人，怎么会干起史志编纂这个行当？还是在洛阳这个九朝故都？
后来陆续收到他编著的几本书：《洛阳修志实录》《随感与求实》《英雄的赵城儿女》和两册《太岳一分区赵城县革命史料》。我才明白，从青年到壮年，张广祥度过了“激情燃烧的岁月”。不同的是，他苦心自学，动笔也勤。以他的资历和身份，台上台下经常要讲讲话、发发言，我看了他那些讲稿，文风很正，立论实在，有啥说啥，没有沾染一点党八股。肯定是他自己写的，绝非秘书代劳。我在机关工作多年，深知官场积弊，像他这样的真是如麟似凤，不禁为之一叹。
他在花甲之年成为九朝故都洛阳史志界的实际领导，深孚众望，自是得其所哉。
我最感兴趣的，是他收集整理的那些赵城人民革命史料。
老年人总是耽于回忆。广祥老人的可贵在于，二十年来以一人之力，唤起、组织、撰写、编印群体的血与火的回忆。他的目光盯着六十多年前太岳革命根据地，盯着抗日烽火中“英雄的赵城儿女”。朝于斯，夜于斯，这几乎成了他离休后全部志趣和心力所在。
特别是他收集、编印的赵城人民抗日史料，保存了一些重要的历史细节，弥足珍贵。
八百年前的平阳，是金代著名的北方刻书中心。其时有一位潞州女子崔法珍断臂募捐刻印大藏经，历经三十年始功德圆满。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范成法师继在西安发现宋刻《碛砂藏》，并联络叶遐庵（恭绰）居士等影印出版之后，又四处访查，终于在1932年夏，经一位老头陀告知，才在赵城广胜寺发现这部金代雕版的大藏经。因刻于金代，藏于赵城，故称之为《赵城藏》或《赵城金藏》。这是20世纪中国佛教典籍最重大的发现之一。消息轰传海内外，尤其在日本佛学界引起震动。赵城广胜寺由此也闻名天下。
抗战中，离广胜寺两公里就有一座日寇的碉堡。住持力空法师是30年代初从定襄县长任上出家的，兼具爱国情怀和文化情怀。他纂修的《霍山志》至今为僧俗称道。当他察觉日寇觊觎大藏经的祸心后，径向赵城抗日县政府报告。县政府得知是国宝，不敢懈怠，即往上报。1942年4月25日，赵城抗日县政府根据太岳区党委的命令，精心组织，不费一枪一弹，一夜之间就把四千三百多卷国宝大藏经安全转移了。解放后这部大藏经一直珍藏在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但是对于抢救大藏经的经过，后来的公开报道和文艺作品却众说不一。连抢救的时间也被人硬说成是1938年，有的更随意渲染，说是日寇捆绑惨杀了十几个僧人，我军牺牲了八名战士（赵朴初《佛教答问》亦袭用此说），“血染的经卷”，云云。
幸亏当事人还在！
张广祥辗转与当年主持抢运工作的赵城县委书记吴辰、县长杨泽生、公安局长刘骞取得联系，请他们写出事情的经过，题为《一场闪电式的胜利总体战》。拿到这篇当事人的回忆后，张广祥分寄给散居六省的十多位知情者订正，再把意见反馈给吴、杨、刘三位。往复数次，始成定稿。一段重要史实中重要的历史细节，就这样言之凿凿地留给了后人。没过几年，三位当事人都相继去世了。
历史的真实性和丰富性存在于细节之中。没有真实细节的历史是空疏的，苍白的。然而历史决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广祥老人的史德足为今日之某些治史者借镜。
我从广祥老人的书中看到这篇回忆录，随即复印下来，请山西省史志研究院钟启元女士，登在她主编的《党史文汇》月刊上。老人收到杂志后很高兴，引我为同道。
《关于日寇1938年3月23日（农历）制造李村惨案的调查》，记载了日寇侵占赵城后的第一笔血债。这是广祥老人书中最撞我心扉的一页。
这一天，日寇在李村杀害了二十多人，还有四人受伤致残。书中写道：“日寇刚进村碰见王丙寅老汉，便对他拳打脚踢刺刀穿，随后放火烧了村中大庙，又把王老汉扔进火里烧死了。李银元的妻子才十八岁，日寇将她的衣服剥光，还强迫她跳舞。王香儿的父亲、丈夫都被杀害，三岁的儿子受惊吓几天后也死了，她也发疯了。”
我家在马牧，离李村五六公里，以前竟从没有听人说起过这件惨案。父老们健忘呢，还是麻木？我一字一句读着上面的“史料”，心嗵嗵直跳，好像要跳出来。
——这样的历史细节怎能忘记！
赵城最早是那位给周穆王驾车有功的造父的封地。春秋末期为晋国正卿赵简子的食邑。城南十公里处有一座“国士桥”，又叫“豫让桥”。相传豫让曾匿身桥下，谋刺联合韩、魏灭掉智伯，终致三家分晋的赵襄子，为待他以国士的故主智伯报仇。“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即出自这位著名刺客之口。隋代置赵城县治。宋代抗金名将宗泽曾任赵城知县，对“民性强悍”的赵城绅民极为赏识。他还出于边防建设的需要，根据自己的“眼中形势胸中策”，上奏朝廷，建议将赵城升县为“军”（与府、州同级，隶属于路）。清道光年间，赵城发生了历史上有名的曹顺起义。辛亥年山西民军起义，赵城人张煌担任奋勇队队官，他领着几个赵城人冲在最前面，杀死巡抚陆钟琦，革命宣告成功。
赵城就是这样一个英雄豪杰辈出的地方。
抗战八年，赵城人民同仇敌忾，不畏强暴，英勇杀敌，流血牺牲，在太岳山区谱写了一幅壮丽的历史画卷。这些在张广祥数十万字的史料中俯拾即是。他还在一本史料中用七十四个页码，记载了一千多名烈士的姓名、籍贯、生卒年月。这是珍贵的地方文献，是开展国民教育最好的乡土读本。它可以作证，中国人决不向任何灾难低头。它警示后人，任何时候也不能忘了历史，不能忘了培养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深刻的忧患意识。
我和广祥老人相识七八年了，从未见过面。通信也少，只是偶尔打个电话。乡音极浓，底气十足。印在书上的照片，头发全白了，根根直立，腰板挺得很直。一眼就能看出，这是个能任事，有决断，善良，诚笃，典型的赵城汉子。
编纂赵城抗日史料着实让他快乐。八十岁的人了，依然充满激情，活得年轻。有时也寂寞，让史料的事弄得不顺心。心情实在郁闷，无法排解了，他就独自到无人处，大喊几声，回来后继续干。
从来没有听他谈过什么私事。每次在电话里都是说赵城的史料，还有相关的人和事。有一回告诉我，他花了四百元请人把几块刻着烈士名字的纪念碑拓下来。我说有碑在，拓它干啥？
“要是将来碑也毁了呢？”
隔着黄河太行，电话那边传来一个苍老、劲脆的乡音。
我一时语塞。
《文汇读书周报》 2005年7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