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德拉进而提出了他著名的“媚俗”概念。在他看来，崇高与卑贱、天使与苍蝇、上帝与大粪之间绝非互不相关。但丑和恶本身并不是媚俗，媚俗是企图用完美和完善的基本信念进行伪饰，以达到取悦世俗社会和迎合公众趣味的目的。他直言不讳地说：“大粪被否定，每个人都作出这事根本不存在的样子。这种美学理想可称为‘媚俗作态’”，“媚俗就是对大粪的绝对否定”。小说通过女主人公之一的特丽莎在简陋的蹲坑便池上解大便时感到的“极端羞辱”，来说明人性的本能倾向就是不能忍受和接受人类存在现实的不如意之处、有缺陷之处——更不必说是肮脏之处了。昆德拉对现代化的卫生设施留给人的意象有这样的描写：“现代抽水马桶从地上升起，像一朵朵洁白的水百合。”这就是说，尽管人与粪便是共存的，但排污管道的巧妙设计可以使人不去在意自己的粪便，使它不进入人们的视线——因为只有能很好地遮掩粪便的存在，人们才能感觉怡然。这也正是“媚俗作态”的人性基础：不仅喜欢对自己和自己的处境乔装打扮，也喜欢那些经过了乔装打扮的人和事。昆德拉还在1985年获耶路撒冷文学奖的颁奖典礼上作演讲时更进一步地解释了“媚俗”：
“媚俗”一词描述了这样一些人的态度：他们不择手段地试图向绝大多数人讨好卖乖。要讨好卖乖，就得进一步确认人们喜欢听些什么，就得全心全意地为流行观念服务。“媚俗”就是把流行观念的愚昧翻译成美丽而富于感情的语言。它煽动我们，直至我们为自己、为我们所思所感的那些陈芝麻烂谷子流下同情的热泪。
可见，“媚俗”这个词在昆德拉那里，并不是指对低俗的事物及其趣味的讨好和迎合；恰恰相反，它与一种美化和提升的欲求有关。“媚俗”指的是：只允许从美好的方面来看待和理解人类存在现实的方方面面，为此不惜用做假来达到否认矛盾、掩盖真相之目的的自欺欺人的心理倾向和实践行为。毋宁说，它是以“雅”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俗”——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昆德拉为什么说“地球上人的博爱将只可能以媚俗作态为基础”。昆德拉深知人类对理想状态无可救药的迷恋，他指出：“我们中间没有一个超人，强大得足以完全逃避媚俗。无论我们如何鄙视它，媚俗都是人类境况的一个组成部分。”
但从报刊发表的文章上看，“媚俗”这个含义深刻的词，恰恰是在“对低俗的事物及其趣味的讨好和迎合”这一最肤浅的理解层面上使用的。这里，我可以举一个相关的例子。2006年3月23日第9版的《人民日报》上，登载了一篇题为《在时尚化中迷失的文学批评》的文章，对时下的文学批评界提出了批评。该文中有一个小标题是：“对崇高的庸常消解”。作者在这一标题下写有这样的一段话：
如果说对于西方文化的追赶是批评界时尚化的潜在隐患，那么，他们对于商业社会的媚俗则是批评界显在的表现。在世俗文化的强大挑战下，不少时候文学已降为一种庸常的讨好、取乐、消费之物时，批评界不仅没有发出批评的声音，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认同并纵容了文学与商业文化同步的庸常现象，消解了世俗关怀与世俗陷落之间的边界。
很明显，该文的作者正是在“庸常”的理解水平上使用“媚俗”一词的。“媚俗”在这种理解中，成了对“卑贱、苍蝇和大粪”的认同、纵容甚至是欣赏。
为了说明问题，我再举一个学者正确使用该词的例子。周国平在《救世和自救》一文中，对好像肩上额外承担了什么、其自圣激情溢于言表的那类宗教或道德型的文人颇有微词，怀疑他们是否真的摆脱了某种成全个人的隐秘欲望的支配。在他看来，若不是内心缺乏精神生活的牢固根基，这类人又何至于如此激情澎湃地摆出一副殉难的悲剧面孔呢？周国平在《探究存在之谜》中还质疑说：“尤其在现代，面对无信仰，一个人如何能怀有以信仰为前提的激情？其中包含着的矫情和媚俗是不言而喻的了。”
这里，“媚俗”是指欲掩饰自己复杂而真实的内心世界、为取悦和迎合公众社会只愿意看到人类存在现实的美好一面的心理而极力要扮演精神纯洁、境界崇高和心地单纯的“理想”社会形象的那种作秀冲动；即要刻意表现得比自己本来的样子更好、更干净。这是一种力避与“卑贱、苍蝇和大粪”发生任何关联而趋向“神圣化”的心理意向和行为方式。
这才是“媚俗”一词的正解。
就文化人而言，当其自我感觉良好，以“上帝的选民”顾盼自雄而刻意摆出“社会良心”的舞台造型、扮出“指路状”或“精神引领人”的姿态时，就与“媚俗”搭上了关系。“媚俗”就是迎合他人的口味，不择手段地讨好多数人，为取悦大众而规避真实的自我；就是做事高调，缺乏平常心，过于朝“好的方面”努力；就是忍不住要在一面可以美化人的镜子前搔首弄姿，并为自己的映像所感动。换言之，媚俗就是要为获得他人的评价和肯定而活，就是置身于充满激情的“表演秀”中难以自拔——民间有“装神弄鬼”一说，指的就是这种用力过度、哗众取宠的演出方式。
2008年1月
大快朵颐与禁欲式的自虐
2008年2月19日，刚过六十岁的香港著名演员、人称“开心果”的“肥姐”沈殿霞在香港去世。我对现在的影视明星所知甚少，但早些年就从电视上知道她是一个颇有些名气的主持人了。记得从屏幕上见到她第一眼时我就惊讶于她的肥胖，认为是一种病态，特别是过度的肥胖；想来是因为胃口太好又不能控制的缘故。有人说：一个人走过怎样的人生，他的身体是不会骗人的。以体貌特征观测人之健康，在我看大抵不会有错。自她生病的消息传来，就更加印证了我的认识。“肥姐”去世后，我又从网上发布的各种相关报道中了解到她在病中仍不能克制美食的欲望，非但不按医嘱改吃清淡食物，还多次出外觅食，上至火锅下至饮茶都不放过，尤爱贪吃大闸蟹——竟然一次能吃六只！我就知道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命数，有时是无可奈何的。性格决定命运。这话真是一点都不假。一个人终要为其口腹之欲的享受付出相应的代价，但这也是非常公平的交易。
沈殿霞的例子是我们风行到极致而充满了风险的所谓“现代文明生活方式”的一个缩影。
与此相反的是完全漠视物质生活，只以精神追求及其旨趣为重的另一种人生。它在文学界的代表人物应当非路遥莫属。
路遥是第三届茅盾文学奖的得主、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的作者。他信奉的是“只有在无比沉重的劳动中，人才会活得更为充实”的人生观。他为自己选择的是一种头悬梁、锥刺股式的自虐的生活方式。
在披露自己的生活方式时，路遥说，早在《人生》的写作中，他就分不清白天和夜晚，每天工作十八个小时，“浑身如同燃起大火。五官溃烂，大小便不畅通”。在写《平凡的世界》时，他带上了自己“最主要的‘干粮’——十几条香烟和两罐‘雀巢’咖啡”。作息时间通常是凌晨两三点上床，有时甚至拖到天亮才睡；午饭前一个钟头起床。起床后头一件事就是先接连吸三五支烟。洗完脸后喝一杯浓咖啡，才能“彻底醒过来”。午饭后开始工作，直到吃晚饭。晚饭后休息一两个小时又投入构思和写作。工作时一天要吸两包烟，“直抽得口腔舌头发苦发麻，根本感觉不来烟味如何。有时思考或写作特别紧张之际，即使顾不上抽，手里也要有一支燃烧的烟卷”。路遥的女儿路茗茗在事隔十多年后回忆父亲时也印证了这一点：“我小的时候父亲抽烟很多，一根接一根。父亲以前每天两三包。他习惯在晚上工作。……爸爸说烟就像自己的伙伴。在孤独的晚上就像自己的朋友一样。”
路遥对自己是苛刻的，他要求自己在四十岁前要拿出既让自己感动，也是规模最大的一部作品，以便向世人证明那种认为他已经不可能写出比他的《人生》更具有精神高度的作品的认识是错误的。为此，他在写作中“体会最深的倒不是欢乐，而是巨大的艰难和痛苦，每一次走向写字台，就好像被绑赴刑场；每一部作品的完成都像害了一场大病”。但为了文学上的光荣，他勉力着“要对自己残酷一点”。他清楚自己做的是一次“朝圣”的旅行，“要进行的其实是一次命运的‘赌博’，而赌注则已是自己的青春抑或生命”。
他要完成的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工作量太巨大，中间几乎成了一种奴隶般的机械性劳动。眼角糊着眼屎，手指头被纸张磨得露出了毛细血管，搁在纸上，如同搁在刀刃上，只好改用手的后掌”。每天都有限定的任务必须完成，“完不成就不上床休息”。而吃的又是什么呢？路遥选中的写作蛰居地是一处偏僻的山区煤矿，那里“没有蔬菜，鸡蛋也没有，连点豆腐都难搞到。早晨我不吃饭，中午一般只有馒头米汤咸菜。晚上有时多吃点面条，有时和中午一模一样”。没有时间去河对面的矿区小卖部去买些更合适的食品。
路遥是这样不无悲壮地描述自己的苦行僧生活的：“每天中午吃完两个馒头一碗稀饭，就像丢下襁褓中的婴儿一样匆忙地赶回工作间。在准备当天工作的空当，用电热杯烧开水冲一杯咖啡，立刻就坐下工作。晚上吃完饭，要带两个馒头回来，等凌晨工作完毕上床前，再烧一杯咖啡，吃下去这说不来是夜宵还是早点的两个冷馒头。”当他在凌晨的万般寂静中完成了一天的写作时，“从桌前站立起来，常常感到两眼金星飞溅，腿半天痉挛得挪不开脚步。躺在床上，有一种生命即将终结的感觉，似乎从此倒下就再也爬不起来”。
挨到第一部的初稿完成后的抄写和二稿时，由于“一天有时只凑合着吃一顿饭，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路遥感到“体力已经明显地不支，深夜上楼的时候，手扶着栏杆，要在每一个拐角处歇一歇，才能继续往上走。”
刘元举在《路遥的生活观》一文中谈到了他因事造访过返回西安修改《平凡的世界》第二部时的路遥在陕西作协院里的写作间：那是一个低矮狭窄的土屋；“写字台”由“一块门板架在两把椅子靠背上”搭成。上面铺着一堆稿纸，一边堆着一大堆咖啡的小袋子。屋角里也堆着这样一堆咖啡袋。同是陕西作家的王观胜，在《一种生活方式的消亡》中曾这样介绍路遥的午餐：常常到院外的集市上买一棵大葱就着一个馒头就糊弄过去了。经年累月的不停息的超负荷劳作，使路遥的手在写到《平凡的世界》的最后一段时，已僵得像鸡爪，无法握笔。书终于写完了，他是如释重负地将笔掷出窗外的。这时的路遥已经精疲力竭，每天会坐在作协收发室的那个椅子上晒太阳，晒着晒着就能睡着。路遥虚弱至极，竟“连马路都不会过了”。
我在网上见过路遥的照片。其中的一张当是此一时期他健康状况的真实写照。照片上的那个人才四十岁，却已显得垂垂老矣，像一只疲惫不堪的老蛤蟆，手拿一支烟，虚浮的脸上布满了嗜烟无度和生活紊乱的痕迹。那是路遥在陕西前辈作家柳青墓前的留影，似乎也预兆着他不久之后将踏上的不归之路。
张贤亮和路遥在上世纪80年代初曾见过一面。他对路遥的印象是：“一脸愁云”。他曾应邀到路遥家小坐，亲眼目睹了路遥家里的简陋，“和他坐在一起就和在农村炕头上盘腿而坐没有区别；西安这座城市立即消失了”。张贤亮对路遥的评价是：“一生辛苦，不懂得物质享受，大概没有过过一天快活的日子。”贾平凹在纪念路遥逝世十五周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在《平凡的世界》获奖后，他向路遥表示祝贺；记得路遥对他说了自己站在领奖台上的真实感受：我把他们都踩脚下了！——但路遥也注定了会因不惜将自己踩在脚下去摘取高高的文学桂冠而倒下！这命运正是由他本人所选择和造成……
沈殿霞和路遥分别代表着生活方式的两个极端。当然，沈殿霞自身条件并不好，她要从香港演艺界脱颖而出，没有坚韧顽强的毅力肯定是不行的。路遥也是如此，在他写出《平凡的世界》之前，没有人相信这个文学水平和艺术素养在他那个时代都不被看好的淳朴的作家能写出这样的作品。这里我们不谈其成就——那是有目共睹的，只想谈谈他们对待自身健康的态度和行为方式。无论如何，大快朵颐和禁欲式的自虐均不足取。如何在灵与肉的追求中寻找一种平衡是人生的大智慧。享受人生的过程，不管是立足于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都应以善待生命为旨归。生命是宝贵的，它对于我们每一个人都只有一次，而且是唯一的一次。而太过沉溺于物质享受和太过沉湎于精神追求而不能自拔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2008年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