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还是鲁迅？”在中国文化思想界，确实存在着这样的一个问题，只有瞎子才看不见。现在“鲁研界”的一些聪明的学者比如郜元宝，和一些愚蠢的学者比如陈漱渝，又在精心地打扮鲁迅了。看吧，过不了多久，鲁迅就会变成一个早就宣扬和谐社会、民主自由，笑容可掬的弥勒佛式的人物；当然，还是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革命家，还是那么多的“最”。这钦定的封号，是绝不会放弃的。
对一切在胡适的评价上稍微越了雷池一步的人，郜元宝无一例外地奉送一顶“贬鲁崇胡”的帽子。我则认为，学术上，没有什么“贬”，也没有什么“崇”，只有一个字，就是“求”，上下求索，实事求是，据理求真，尽量还原他们各自的本来面貌，尽量界定清楚他们各自的历史作用。贬与崇，都有政治的含义，不是学术争论中应当用的。我能容忍郜先生的借用，但绝不能容忍郜先生的罗织。就是涉及政治的话题，我也只把它局限在学术的层面。
正是基于这一立场，我在《少不读鲁迅 老不读胡适》一书中，提出了我的主要观点：“中国若不打算走向现代化则罢，若打算走向现代化，又要在文化上选择一个传承式的人物，只能是胡适而不能是鲁迅。”（见该书第309页）正是留下了这句话，虽说出书前编辑两次三番地删改，甚至整段整段地抹去，我还是欣然答应了。
作为作家的鲁迅，谁也不会说不要。作为教育人民，尤其是教育青少年的文化楷模、思想先驱，不管别人说什么，我是戚戚然以为不可的。道理，已在我的那本书中说清楚了，此处不赘。
在当今的中国，像这样关乎国民教育、国民素质的文化问题的讨论，必然会涉及政治体制的改革。在这方面，郜元宝是有话语优势的，他说这些都是“在体制的脂肪上搔痒”。我在前一篇文章中，没有多谈这个话题，只是提了个醒：
还有一句话，我看了很是沉痛。现在许多文化界的有识之士，在体制上做些努力，你也大加嘲讽，说他们是“在体制的脂肪上搔痒”。这像个有责任的文化人说的话吗？且容我问一句，如果有一天中国真要进行体制上的改革（中央领导同志的公开讲话中已露此端倪），你又何以自处？
看了这次的反驳，我才知道我是多么迂腐了。陈漱渝们，郜元宝们，从来就不会考虑这样的问题的。他们要的是当下，当下怎么中听，当下怎么顺应，当下就怎么来。何以自处？少操这份闲心，再与时俱进嘛。有一天中国真要进行体制方面的改革了，他们只要装模作样地研究一番，说鲁迅在他的《摩罗诗力说》里早就说过呀，说鲁迅在地下听了这个消息会多么欣喜呀。词儿多着呢，都是现成的，连编都不需要编。
毕竟是感觉到了一点将来可能遇到的尴尬，在这次的反驳中，郜元宝特意就这个话题做了辩解（这在郜的两篇文章中是唯一的一次）。他装作一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样子，嘟嘟哝哝地说：
因为一些人只看见体制建设的重要而轻易抹杀思想文化建设的意义，说一切文化批评都是“在文化的脂肪上搔痒”，我忍不住讥笑这种一厢情愿的体制幻想为“在体制的脂肪上搔痒”，韩先生则把我的意思歪曲为反对一切体制改革……
说得多乖巧，似乎只是反讽了一句，就像农村妇女吵架，那个说这个偷汉子，这个一定要回她一句卖什么似的。你说了人家，人家不能说你吗？委屈得跟个小媳妇似的。
不，绝不是一句顺嘴的回敬。在那篇大文中，郜元宝对这个命题有周到的界定与阐发。说是这些人，“从海外的林毓生，到国内的朱学勤、李慎之、谢泳、石山等先生”，以为“只有体制建设才是实质性的。体制好了，生活于其中的可以自然学好；没有好的体制，单进行文化批判，就会堕落为现代文学的只会骂人”。且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样做，“其实就是抛弃文化与文学的研究，抛开对心理、灵魂的关注，借文化研究之名进行变相的体制研究”。
多少年前，王蒙因指斥一个青年评论家为“黑马”而遭人耻笑。这个历史的教训还不深吗？郜元宝这是在大喊：这里有一群“黑马”，他们在“借文化研究之名进行变相的体制研究”！
不必再狡辩了。就是在这次的回应中，上面我已引了，你不是也说他们是“一厢情愿的体制幻想”吗？给我的感觉是，中央还没有把这个口子堵住，你就先把它堵死了。元宝先生，你真的以为多少有识之士在体制改革上泣血稽颡的吁请，全是“在体制的脂肪上搔痒”，全是“一厢情愿的体制幻想”吗？
即便全是幻想，难道这种为了国家民族前途而进行的真诚的努力与惨痛的付出，不值得中国大地上每一个有良知的文化人敬重吗？我们可以不做这样的事，可以掩袖欣喜或是暗自窃喜，就是在心里骂几句傻瓜也不为过，但这样的话怎么能说出口呢？真的一点文化人的气节都不要了吗？
几何学上有坐标一说。两条直线垂直相交，给出相对应的数字，能够确定一个点的位置。郜元宝也有一个坐标，一个文化坐标，他的那一组数字是恒定的：从艺术上说，数鲁迅最高；从思想上说，数鲁迅最深；从革命性上说，数鲁迅最强。中国近世以来的文化人，谁也比不上鲁迅。倘若有人说谁比鲁迅还行，那他就是在宣扬“一种破坏文化的逻辑”。
至此，我们不妨说，郜元宝先生手里的冲锋枪，只在一只手里拿着，另一只手里还拿着一个类似瞭望镜似的“文化坐标”；只要从这个坐标上往前一望，望见谁偏离了他的文化坐标，便一梭子子弹扫了过去。这个时候，他是不在乎什么年龄不年龄，朋友不朋友的。作为受狙击者，我不能说他的枪法不准不狠，那样说，对元宝先生太不恭敬了，再为自己辩解，也太无聊了，那不是我的性格，也不是我的做法。像上次提醒元宝先生一样，这次我还是要提醒一下：不管如何英勇，如何献身，抽个空儿，也得看看自己的脚下是不是那么坚实。不能说整个阵地固若金汤，你脚下就坚如磐石；整个防线炮轰不倒，你自个就刀枪不入。至少战争史上没有这样的先例。
写到这里，该结束了。我还有个歉要道。上次的文章中，为了和元宝套套近乎，我说了“咱哥俩不定什么时候还会遇上的，到时候我们都不要手软”。这次在《中华读书报》上，郜先生说我这是“从《水浒传》上学来的古老的恫吓”。我收不回我的话，但我诚恳地向你道歉。和一个浑身是胆、雄赳赳的学者说这样的话，是错的。人家不吃这一套。还有一句话，也是不对的。我说：“你是当今的博士，我不过是个过了气的老大学生——我上大学的时候，你大概小学还没毕业吧。”事实上是我上大学的时候，你还没有出生。把你的岁数说大了，你肯定也不高兴。只有一条我仍想保留，我们还是朋友，好么？
只是从今往后，我们之间只讲道理，再也不说什么年纪，再也不套什么近乎。你有多么年轻，我就有多么年轻。反过来，我有多么年迈，也把你看做多么年迈。
我知道你的力量有多么大，多么强，你不是一个你，而是代表了一种文化的坐标，一种文化的逻辑。与你对阵，我从没有抱获胜的念头，只求平等地战上几个回合；就是倒下了，也心甘情愿。就是倒下了再也起不来，第二年春天这个地方，也不会长出鲜艳的花儿，让你去吟颂什么莺歌燕舞、山花烂漫。我不委屈你，但我也绝不委屈自己。
二〇〇七年一月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