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鉴与感悟
年岁渐增，读书容易走神，幸好偶尔能听见年轻人说读书，感觉生活并不沉闷。如果没点中文系的底子，比如对那些人名一知半解的掌握，恐怕不太清楚张嘉玮海量的信息量意味着什么：那是知识的力量，因为恰到好处，所以热气腾腾。
念真情
吴念真
那些即将消失的行业、不被重视的乡镇，或者，值得敬佩的小人物。说来好玩，我写东西从没想过有一天它会变成课文。自己写的东西变成课文，其实是一种罪恶，因为孩子们得去背一些无用的东西，很无聊，比如吴念真生于几几年，干过什么屁事。不过还蛮欣慰的是，有天一个记者朋友来找我，她女儿无论如何都要跟着来，说她想看看课本里头“那个还活着的作者”。另外还有一个朋友，他的小孩要他把课本带来让我签名，我一翻开，书上“作者：吴念真”旁边已经写上“牛奶花生伯伯”，因为我在台湾发过一个牛奶花生的广告。签完之后他爸爸给他打电话说，你要不要和吴念真伯伯说谢谢？小孩就和我说，伯伯，谢谢。我说不要客气，签个名而已。小孩说，不是不是，我要另外谢谢一件事，你写的那篇课文都不用背，考试也不太考。
《香火》是我人生写的第一个剧本，和林清玄、陈铭硒合作编剧，对我来讲非常重要。后来出版社希望把这个剧本改写成小说，因为其他两个人很忙，所以只好由我去做这件事。现在看这本小说，觉得有点丢脸，所以我自己也不保存，没想到大陆有读者手上竟然有一本，吓我一跳。这说明一件事，就是写作的人千万不能干坏事，证据再怎样也抹不去。
大概是工作的关系，我的身份一直在转换，每个接触到我的人好像都会设想出一个符合他们所想象的样子。有个朋友看了《一一》，记住的是NJ那个样子，觉得我应该就是NJ的那个性格。所以有次座谈会上他说，我们一直觉得NJ是很安静的，可是你一直在讲话。我说，予岂好讲哉，予不得已也，我总不能一直坐在这里装NJ吧？如果到台湾去，你还可能在电视上看到我的很多广告，看到一个神经病在那边卖东西。甚至，有个朋友一次从大陆到台湾找我，一下飞机就打电话给我说，我到了，而且已经看到你了。我说怎么可能。他说，计程车上面！因为计程车上面有我的LED灯泡广告。每个人都会从不同的角度看到我，所以有的时候自己也搞不清楚，到底哪一个是自己。
这一年对我来说，更是一种奇妙的经验。我本来很怕网络，有个小朋友在纽约热心地帮我弄了个“脸书”。粉丝到了六七千的时候，他说导演，你要不要上去和大家打个招呼。谁知道一打招呼就不得了了，非常多的人就进来了。微博是去年开启的，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沟通管道。一本书丢出来，我们彼此并不认识，却有很多人毫不吝啬地把他们的感受丢给我，这老让我觉得受宠若惊。
《台湾念真情》是一本意外的书。1996年我拍完第二部电影，到威尼斯去参加竞赛，是影展的开幕片，第一天的第一场。演完之后就没事了，我就到处去走，带我太太去看电影。影展的电影都很生硬，而且没有字幕，有点无聊，我们就想去看看意大利的电影院长什么样子。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意大利对我来说，是启发我电影梦想最重要的一个国家。我二十几岁第一次看《偷自行车的人》，台湾的翻译是《单车失窃记》，记得看完之后，觉得以后有机会我一定要拍电影，拍一部像这样的电影。那个电影真的让我感动，胜过一本小说。
没想到那一天在意大利，一个广场里头有将近十家小电影院，竟然没有一部意大利电影，都是美国电影。我那时觉得很悲哀，觉得大多数国家的电影环境都被好莱坞打乱了，强势文化已经把全世界统一了，包括吃的，包括穿的，包括音乐，很可怕。我那时候就跟我太太讲说，如果连意大利都没有电影的话，台湾怎么还会有电影？因为台湾电影也在没落。那时候想，要不然就认认真真思考一些事情，改变一下生涯？于是就开了个小工作室拍广告。但是拍广告很无聊。后来有个电视台刚成立，老板约我见面，问我说，如果找你做电视的话，你会想做什么？我一听就很开心。因为老觉得台湾经常不把眼光放在台湾本地，比如台湾很多人念的课本，地理课本、历史课本，都跟本地无关。台湾的地理课本，里面只有一课叫《台湾》。以前我们要背非常多大陆地理，比如湘桂黔铁路从哪里到哪里，结果现在发现根本都是错的，因为早就延伸很远了，而且现在都有新的动车、高铁。
我就跟电视台老板讲，我想拍一个东西，就讲台湾的各乡镇。因为台湾的每个乡镇，地名的起源都包含非常多的历史。比如说台南是一个开发比较早的地方，郑成功曾经在那边登陆，在那边经营，所以那边很多地名叫“新营”、“柳营”，因为有兵士在那里自耕自足。很多地方有特殊的来历，但我们可能不知道。比如说我家是属于瑞芳镇，瑞芳镇有个地方叫三貂角，台湾人叫三貂岭。学校老师说，为什么那个地方叫三貂角？因为山上有三只貂。其实那根本是胡说八道，台湾那么热，怎么可能会有貂？人还没热死，貂就先热死了，怎么可能？我们查证这个经过，问台湾的耆老，老一辈的人会跟你说，那是西班牙人起的啊。这才知道是“Santiago”。西班牙人习惯用他们老家的地名为新发现的地方命名，所以到处有Santiago，美国也有San- tiago，台湾人一念就是“三貂、三貂”这样。基隆那边有个海湾叫三沙湾，其实那边也没有沙，为什么叫三沙湾呢？因为是“圣萨尔瓦多”。所以很多地名是和这些有关。我就想做一个关于各乡镇，它们的起源、出产是什么，演变到现在人口是多少，人均年龄是多少，年税收多少，年支出多少，这样可以看出一个乡镇的起源、兴盛、衰败和此刻面临的是什么问题。
电视台一听我这么讲，头都大了，这个要做多久？一个乡镇几乎就可以做一个节目。他们说不行啊，大概没有那么多空间，太庞大了，你能不能简单一点点。我说好，简单一点，那就压缩小一点，我们来看看台湾那些即将消失的行业、不被重视的乡镇，或者，值得敬佩的小人物。就用这个非常简单的出发点。
刚开始的时候比较难收集资料，可是没想到这个节目播出差不多到第二个月，第五集、第六集之后，所有资料全部集中来了。因为很多人就会告诉你，我们旁边有个人是什么样子，我们那边是怎样，我们就这样去接着做。这个节目做了三年半，后来变成那个电视台的一个指标，大家觉得这个电视台做这个节目，好像很爱台湾，所以就继续重播。 《台湾念真情》 做了三年半，重播两次等于七年，加起来十年，很多小孩子是从小就一直看这个节目看到大的。
这些节目在播出之后，当然会让很多人，比如卖香肠什么的生意变得非常好，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让一些人的生活得到改善。我举一个例子。有一次我去澎湖，本来是要拍那里一些比较古老的碉堡，荷兰人在那里弄得一些碉堡。拍到澎湖大桥的时候，看到一些警察，就像大陆的城管，在那里赶那些摊贩，有点凶。我这种人就是一旦看到这种场面就积极地过去，警察看到我就说不要拍不要拍，我说你干吗那么凶，对两个老先生老太太那么凶，他就说没有没有，他们不能在那卖东西。警察看我们来了，就走了。我们把那两个老人带开，问他们为什么不进里面卖，他们说租金太贵了。这时候有人注意到他们两人都戴口罩、戴手套，本能地就觉得有古怪，为什么太阳下要戴手套。后来跟他们回到了家，他们把手套、口罩拿下来，两个人都是有问题，鼻子凹陷，手指头只剩半截，可能早年是某些特殊疾病的患者。这样的一对夫妻，是在澎湖认识的。我们后来知道这个男的本来是在台湾，是被日本人丢到那边去的，很小患了病就被丢到那边去。他们两个人很穷，没有生活来源，就在海边捡贝壳，腌螺肉卖给观光客。后来他们发现澎湖那边的仙人掌会长出一种果实，红红的，他们拿那个东西做成冰拿去卖，他们在桥上就是卖这个东西。我就临时跟同事说，我们就来拍这两夫妻，拍他们怎样摘仙人掌然后做冰。仙人掌上面都是刺，摘起来很辛苦，我也跟着在那儿摘，他们就教我怎么摘，怎么做冰。在这样聊天的过程中，他们当然会想知道某些事情，那个老人就问我说，你住哪里，我说我住新店。他问我说，那现在从台北公馆坐火车到新店要多少钱。我跟他讲，三十年前就没有火车了。可见他的故乡是在新店那边。就这样拍下来，很多细节都不好意思在节目里面讲，因为怕可能会伤害到他们。
后来有一阵子，很多年轻人到澎湖去玩，有个观众给我写信说，导演，那对夫妻应该谢谢你，他们现在生意非常好。他们把你跟他们的合照放大，放在他们的摊位前面，而且在墙上用很大的字写上“吴念真推荐：澎湖第一家仙人掌冰”，只要过澎湖大桥就能看得见。我觉得很开心，因为如果能让这样的人生意很好，不是很高兴吗？
有一天，澎湖县政府到台北来促销当地名产，竟然写着他们两夫妻。我怕在台北没有人来买，就跟他讲说，我去帮你卖。他们那天准备了三天份的冰要卖，我就在那儿帮他们挖冰，帮他们吆喝，看到队伍排得很长，很开心，一直在那挖。挖到黄昏，天哪，三天份都快卖完了。我叫他儿子说，你现在去坐飞机，再去拿。然后我继续帮他们卖。卖到结束，我整个手起水泡破掉了，因为不好挖，那是需要技巧的。手虽然痛了几天，但心里高兴。这些人到最后都变成非常好的朋友，一直到现在。他们不把我当成是一个节目的主持人，只是把我当成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朋友。
不过，有时候朋友也会变成灾难。他们每逢过年过节都寄东西来，怕我饿死。然后一直跟我讲，台北的海鲜不能吃，有毒，你们那的海水都有污染，我们澎湖最干净。有一年过年，老先生给我打电话说，导演，我帮你寄六条鱼过去。我说不要开玩笑，我们家就三个人，他说六条鱼而已啊。结果到了下午，我太太打电话给我，语气呈现一种疯狂状态，说，货车载了六箱东西来！我说只有六条鱼啊。她说不是，是六箱啦。因为是活的石斑鱼，他把它们装在塑料袋里，加海水、打气，每一条用纸箱装，差不多是这么大。我回到家，天哪，从厨房到餐厅，六箱在那边。我太太完全惊恐，因为是活物。夫妻俩开始讨论说，怎么办，怎么让它们死啊？打电话给朋友说，来拿鱼来拿鱼。他说明天再去。当晚我们就把塑料袋全部打开，看看它们会不会缺氧而死。早上起来看，它们还在游。又叫我朋友说，你赶快来拿。
我朋友就来拽了三箱走。还剩三箱啊，一直到下午，那鱼才有点像快要死掉，我们俩就一直在那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把它放到冷冻柜，结果一放进去又活了，又跳起来，因为冷嘛。冰箱门整个被撞开掉下来。所以那个除夕前的下午就像噩梦般的。
去年某天，那个老先生的太太从澎湖打电话跟我讲，导演，我先生住院了，很严重，他拒绝吃饭。我问为什么。她说他觉得活够了，太劳烦大家了，他准备走了，不肯吃饭，你要不要去劝劝他？我说，你怎么之前不讲。她说你太忙啦。我就赶快杀过去，看到他躺在床上，奄奄一息。我说，你怎么不吃东西。他就说，不要了，可以了。然后把我的手一直握住，说谢谢啊什么的。我说，你要吃饭，因为你以前跟我讲，说你儿子结婚的时候要我当证婚人，我说你如果不吃饭，你不参加你儿子的婚礼，我也不参加你儿子的婚礼。我觉得很开心的是，看护拿了一碗豆浆给他，他竟然就这样吸起来。看到那一幕我觉得，人跟人之间如果这样，真的是足够了，他是为了给我面子这样做。后来他过世了，我跑到澎湖去送葬。
做节目的过程中，遇到这种事情非常非常多。比如说我另外采访过一个炒鳝鱼的，他很臭屁。他认为他炒鳝鱼的技术非常好，每次炒一盘鳝鱼的速度是二十七秒，正负差三秒。讲这种话不是很讨厌嘛，就是他从作料第一滴下去到当当当、锵锵锵，盛上来，啪！一定是二十四秒到三十秒之间。我真的不相信。我说好，那我镜头就固定在那边，你炒十盘。结果是真的，是二十七秒，正负三秒。我就拍了一个这么臭屁的炒鳝鱼的人。后来他就把播出的这一段做成循环带，放在他店门口。结果他隔壁的店家就托人跟我说，吴念真你真的很吵，害我们从早上十点一直听到晚上十点。
炒鳝鱼的生意变得非常好。他也是把我当朋友看待，只要什么时候电视上看到我，就一个电话打过来：导演，你最近身体不太好哦，脸色不太好，你应该吃什么吃什么吃什么。然后，忽然就寄一堆东西来。让我最感动的是，有一年我妹妹意外过世，报纸上登了，他们看到我去处理妹妹的后事。第二天，我就接到他打电话说，导演，妹妹的事情我知道了，你要保重哦。他说，我不认识她，但是我想来问候她。我说不要，你在台南。他说不，我已经在台北了。我说你现在在哪里。他说你要告诉我妹妹现在在哪里。我只好告诉他。然后我去灵堂。
当时我只能强忍住，因为他把台南的习俗全部带到台北来了，带了两支好长的蜡烛，各种属于台南祭拜方式的祭品，跪在那边，正在和我妹妹讲话。我觉得真的是……人生难得的经验。节目可以做到这样子，和这些人变成这样的朋友，真的是一种缘分，也是一种福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