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日，上海总工会召开各工会代表大会，130余人出席。对于开市问题，工商学联合会作了多次讨论。会议认为，商人开市，标志着民族资产阶级退出“三罢”，反对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已经开始分化。在这种情况下，工人肩负的责任更重，要继续坚持罢工。事实上，长期罢市也做不到，关键在于以何种条件为前提开市。李立三提出对总商会要求两个条件：一是负担工人生活费若干。二是仍然对英、日经济绝交。会议议决：“商界开市与否，工界决不依赖；工界要坚持到底，决不上工，有上工者，大家一致对待”，并扩大罢工范围。
上海总工会随即发出《通告》，向全市工人宣布：“商界要开市了。我们工界决不要受商界的影响，要表示我们工界的热忱毅力。反对外国屠杀，我们工人是最勇敢的奋斗者。为全国人民的利益，我们工人不怕牺牲一切，始终为民族利益的忠实保卫者。”
《通告》最后说“：我们要下定决心，不得总工会命令，不达完满目的，则头可断，工不可上！工友们，坚持！坚持！”
商界开市后，帝国主义和北洋政府集中力量镇压工人运动。
22日，北洋政府宣布上海“戒严”，禁止集会结社和游行示威。派邢士廉为“淞沪戒严司令”。邢士廉的戒严司令部，就设在共和新路上海总工会旁边。
30日，是五卅惨案周月纪念。当日，上海各商店下半旗，以志哀思。追悼大会于下午2时10分开始。上午10时，远处市民即陆续进入西门公共体育场。到会者均臂缠黑纱，手持小旗，上书“坚持到底”、“务得最后胜利”等字样，人数达20万之众。到会团体，“多如过江之鲫，不胜枚举。大致则以工人最居多数，次为学生界”。大会场中搭有祭坛，上面挂满挽联、挽额。祭坛中以白布书何秉彝等23位烈士英名和无名氏8人。右设血衣亭，书“血泪”二字，左设遗像亭，书“杰雄”二字。何秉彝等烈士血衣，“枪痕宛然，血迹斑斑，过者抚视徘徊，莫不叹息”。大会主席为邬志豪，主祭虞洽卿（叶惠钧代表），陪祭严谔声，司仪王汉良，总指挥林钧，副总指挥李立三。主席致辞后，起哀乐。主祭就位献花，行三鞠躬礼。读祭文毕，全场高呼口号：“取消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国民绝交！”“烈士不死！”工人范国安、洋务工会王星章在大会上相继演说，“均以抵制仇货，努力一致相勖”。追悼大会结束后，少数工人团体又结队在肇嘉路、中华路、民国路等处，自行游行。沿途分撒各种传单，高呼口号。追悼大会从气势上把反帝斗争又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罢工运动引起了当局的恐惧。7月23日，淞沪戒严司令部以“维持秩序”为借口，悍然查封了坚持罢工斗争的上海工学商联合委员会、海员工会和洋务工会。
4000多海员包围了淞沪戒严司令部，质问军阀当局为什么要查封工学商联合委员会、海员工会和洋务工会？要求立即启封。否则，中国轮船全体海员立即罢工。
军阀当局慑于海员的威力，不得不下令启封。动用武力镇压工人的目的没有达到，军阀当局就让虞洽卿从经济上卡工人的脖子。虞洽卿扣着存在总商会的救济金不发，激起了群众公愤。上海总工会决定派内外棉纱厂工人去找虞洽卿交涉。在工人有理有利有节的争取下，虞洽卿不得不把救济金发给了工人。
军阀当局从经济上没有卡住工人的脖子，就利用工贼、流氓，捣毁上海总工会，抓罢工领导人李立三、刘少奇。
8月22日，“上海工团联合会”职员、工贼孙广仁来到上海总工会，要见李立三，说有事商量。李立三见孙广仁没话找话，东拉西扯，知道来者不善，借口上厕所，找来总务主任刘少奇，让他收拾好文件，以防万一。后来，孙广仁喊了一声，一群流氓冲了进来，声言他们是罢工工人，是来要救济费的。因为上海总工会“贪污”了救济费，要委员长李立三出来答复。他们冲进办公室，见人就打，要抓李立三、刘少奇，“接收”总工会。
孙广仁四处寻找，都没有找到李立三、刘少奇，非常纳闷：真是怪事，李立三、刘少奇明明在这里，怎么转眼就不见了呢？
原来，刘少奇迅速把文件账收好，便离开总工会，去向中央报告去了。李立三在工人的掩护下，从房顶上出去，到隔壁的松沪戒严司令部报警。
李立三问戒严司令邢士廉的参谋长：“你们组织了多少工贼、流氓打总工会？”
参谋长若无其事地说：“没有啊。都是你们工人自己打的。”李立三一听这话，知道葫芦里装的什么药，马上给上海总工会五个办事处打电话，叫他们赶快派工人纠察队来，保卫总工会。工人纠察队从四面八方赶来。看到这个阵势，工贼、流氓逃窜了。
8月23日，上海总工会发表《告全体工人》文告，揭露这次事件的真相：
“昨日下午五时半，突有流氓五六十人，携带手枪、铁棒、刀枪等，打入总工会，大叫‘杀杀杀’。当场打伤总会职员朱宝庭、王有为、叶若吾、罗石冰、黄培元，张鸿奎、叶景象等8人，内5人有性命危险，会内什物捣毁一空。工友们，他们捣毁总工会，谋害总工会重要职员，是预先安排好了的。这次打总工会的流氓，由工团联合会周仲华带领，显系敌人利用工贼，非将总工会重要职员打死不可。工友们，起来拥护我们自己的总工会。敌人是想捣毁我们的总工会，打死我们的领袖后，即强迫我们无条件上工。打我们，杀我们，开除我们。工友们，起来自卫吧！总工会的职员，是替全体工友谋利益的，决不怕死。打死一个还有10个，打死10个还有百个、千个、万个。”
文告最后宣布：“今日总工会依旧照常办公。”
从8月初开始，斗争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民族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的压力下，已经先后开市。学生因为放暑假，纷纷回乡。只有工人孤军奋战。但罢工的持久使救济费的筹集日渐困难。筹集经费维持罢工成为总工会的头号工作。
从7月5日开始，总工会就致函各报馆转各地官、商、民、学，呼吁速汇寄巨款来沪，以维持大局。31日，又致函工商学联合会，提出可以回家的工人即发若干费用，劝导其回家；或是迁移部分工人到杭州、宁波、无锡、镇江、南京等处解决生计。这两项主张说说尚可，办起来却不容易。随着“罢工的日子慢慢地过去，某种厌倦的情绪在罢工者中间到处显得突出”。从工会组织的状况上说，众多的工会几乎是一夜之间出现的。上海总工会忙于应付局面，“对整理各工人的组织及教育工作，没有十分注意，况在事实上亦都做不到”。为发放救济费，总工会为未能筹集到足额费用而无法实现。7月27日至8月9日，运输工会组织码头工人为华商出货，讲定罢工结束之后，每人发给4天救济费共4元。检查出货委员会未能足额筹集到经费，只发1元，3万多码头工人坐待终日得不到现款，上千人分别到总工会索要救济款。运输工会不得不自闸北共和新路总工会会所迁至该会第一分会内避风。五六百名码头工人坚守总工会门外，“不论何人一概不许出入”，直至夜间12时，始能派人出外筹到款项，发放了救济费才得解围。
这时，上海总工会所面临的形势，正如邓中夏所指出的那样：“军阀既一天天进逼，资产阶级一天天的反动，小资产阶级一天天的动摇。”同时，工人经过长期罢工斗争也需要休整，因此，原先所制定的目标和策略，不得不根据形势的变化及时相应的调整。
为了保存有生力量，巩固已经取得的成果，中国共产党中央决定：在上海地区，改变罢工策略，以经济的要求及地方性质的政治要求为最低条件，有领导、有组织、有条件地复工。
8月10日，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发表《告工人兵士学生》的文告，号召工人“要有组织的上工”。
文告指出：“能满足自己的经济要求及法律要求而上工，这决不是停止与帝国主义奋斗。这不过是总斗争中之两个段落和部分的胜利。因此，工人得以更进一步的团结组织，联合一切革命的民主主义分子，继续斗争——在共产党及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旗帜之下，达到完全解放中国及工人阶级的目的。”
上海总工会召开工会代表大会，讨论复工问题。会议通过了九项复工条件：租界内有出版、言论、集会、结社自由，工人有组织分工之权和工会代表工人之权，复工后不得开除工人等。各厂工会按照这些条件同厂方交涉，达到一定目的，然后复工。
会后，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李立三因公离开上海，副委员长刘华积劳成疾，住进医院治肺病，领导工人复工的重担，落在总务主任刘少奇肩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