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卅惨案的消息如同一颗火种，投向哪里，哪里便腾起声讨和抗争的熊熊烈焰。
（一）青岛工人的反帝斗争
1925年5月10日，青岛日商大康、内外棉、隆兴纱厂工人取得第一次大罢工的胜利而复工。中旬，刘少奇到青岛考察工运。他在四方机厂工人宿舍同李慰农、傅书堂等人讨论了青岛工运形势。他认为，最大限度地把工人组织起来，为自身利益作斗争；工会是工人的台柱子，要为工人撑腰讲话，把工人团结在工会周围；要组织工人学习革命理论和文化；对目前形势要保持清醒头脑。刘少奇的这些意见，对青岛工人的反帝斗争具有指导意义。
第一次大罢工胜利后，工会的威望大大提高，被日本厂主开除的50多名工人，在厂外继续从事工会活动。日本厂主收买工贼，另立组织。这一招并没有奏效。后来，日本工厂主胁迫中国官厅武力取缔工会。工会得知军警将取缔工会，采取了紧急措施，决定收藏文件，临时停止办公，如工会招牌一旦摘去，三厂即行停车，工人不出厂，不工作，直至招牌恢复。
5月25日下午，军警首先围困大康纱厂，摘下工会招牌。不到一个小时，三厂先后停工。从下午3时到晚上9时，警察厅长一直在工人“归还工会牌子”的强烈呼声包围之中。招牌归还后，日本厂主采用上海内外棉厂的做法，停电休业。工人针锋相对照常进厂不误，进行第二次大罢工。日本公使芳泽借口“罢工之暴动化”，向中国外长提出抗议，要求中国政府从速采取办法予以处置，并以将采取自卫手段相威胁。在中国官厅已派军警弹压的情况下，日本仍调遣樱、桦两驱逐舰从旅顺驶进青岛水域。对此，有关中国人士指出日本方面“口头上之中日亲善，至此实已暴露无余”。
29日晨3时许，山东军阀张宗昌派出的旅长张培勋协助，青岛胶澳商埠督办、总司令温树德派出大批海军陆战队，协同武装警察、陆军保安队军警3000余人将三纱厂工人武力驱逐出厂。工人紧闭厂门，军警鸣枪示威，从大门强行进入。日本职员与中国军警一同开枪，当场打死工人8人，重伤10余人，被捕70余人。有的工人跳入地沟暂避者，日本人趁机用破棉纱等物，将地沟封闭严实，10余人窒息其中。
纱厂濒临海湾，日本人从厂中搜出工人，暗中击毙，乘夜抛尸海中，死者不可计数。工人被驱出厂房后，又被驱入宿舍，紧闭大门，每人每日仅给两个馒头度日。对于散居工人，警察重新调查户口，核实登记。纱厂工会和胶济铁路总工会与四方分会均被查封，各工会会所房东和饭店老板，也被警方传讯。工人代表司铭章等6人被解往济南军法处，至7月2日才被释放。日本人将张宗昌、温树德此番蹂躏同胞的丑行，评价为一种“普通心理”，称他们“对解决罢工事件往往优柔寡断，而当听到我军舰入港的消息则突然改变态度，以致有了解决的办法”。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日本帝国主义是镇压青岛工人的主凶，北洋军阀则完全是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工人的工具。
惨案发生以后，大批工人被遣散还乡。在厂工人迫于饥饿，于6月10日上工。复工后，更遭到了压迫，第一次罢工所争得最低要求都被取消。“厂中不得两人偶语，上厕所亦必有人追随，吃饭的时间被取消，勒令多做无报酬的工作”，“稍有露不堪忍受此种痛苦之行迹者，立即被驱逐出厂”。
5月30日，青岛学生在青岛大学召开声援五卅运动大会，成立“沪青惨案后援会”，决定：凡属英日两国纸币一律拒绝使用；凡属英日两国货物一律不买不卖；扩大募捐，救济青沪罢工工人；通电北京政府，要求向英日等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
6月9日，组织各方学生上街。
6月11日，组织5000名大中小学生上街游行。游行队伍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收回租界”、“惩办凶手”、“释放被捕工人”等标语，并派人赴上海慰问罢工工人。
6月16日，市民大会在齐燕会馆举行，青岛各大、中、小学，共3万余人参加。迫于当局的高压政策，各团体对惨案没有提及，仅要求释放被捕纱厂工人。是日，英国工厂、公司华人一致罢工，码头工人不装卸英国货，各商家罢市。17日，被捕工人获释。数百名工人和30余团体的学生代表冒雨请求商会实行对英、日经济绝交。18日，日商祥阳火柴公司罢工，声援上海工人罢工。20日，载货车夫罢工，服务英、日员役700余人成立联合会，讨论罢业。23日，青岛理发工会成立，议决自即日起概不为英、日人理发。青岛总商会及其13团体决定实行对英、日经济绝交，除为五卅惨案捐款外，还应胶济路总工会沪青惨案后援会的要求，为青岛纱厂死伤、被捕工人捐出840大洋。
7月23日，大康厂又开除3人，工人全体挽留，日本人不仅不允，反将1名12岁童工头部打破。工人十分愤怒，宣布第三次罢工。内外棉、隆兴工人先后罢工声援。工人提出10项要求：承认工会；厚恤死伤；因工潮失业者复职；增加工资；履行上次条约；休工工资照发；罢工期间工资照发；不得开除工人及其代表；房租一律免收；承认条件，须由厂主、工会、证人签字盖章。罢工工人向全国发表了泣诉书。
24日，各纱厂工人复工。7月26日，张宗昌派兵解散工会组织，捕走20余人。在四方小学任教的中共四方支部书记、全国铁路总工会特派员李慰农和同情工人的《公民报》主笔胡信之等被捕，邓恩铭和工会领导人傅书堂等被通缉。7月29日，李慰农、胡信之在青岛团岛被杀害。
8月6日，胶济路总工会领导人韩文玉、伦克忠向北京各界揭露了张宗昌枪毙工人领袖和新闻记者、镇压工运的罪行。8月27日，韩、伦二人在北京被捕。9月6日，伦克忠英勇就义。
青岛工人在反帝斗争中，不畏强暴，前仆后继，表现了大无畏的斗争精神，这是广大工人政治觉悟提高的结果。罢工的失败，一方面是由于敌我力量过于悬殊，另一方面，也由于主观力量不足，斗争方式单一，罢工的发动缺乏周密准备，群众中的宣传工作也很薄弱。日本帝国主义者勾结山东军阀镇压了青岛工人的反帝斗争，工会组织和工人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损失，青岛工运从此转入秘密时期。
（二）天津工人的反帝斗争
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天津后，中共天津地委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发动学生，唤醒市民，一致行动起来，掀起反帝斗争的浪潮。
6月1日，天津学联召开会议，通过10项议案，决定发起成立天津各界联合会，作为领导全市反帝斗争的公开机关。
6月3日，天津国民会议促成会讨论了目前运动的办法，提出撤换驻沪英领事，凶犯交中国官厅惩办，收回租界、取消领事裁判权，取消不平等条约，释放被捕华人，赔偿伤亡损失等8项要求。
6月7日，天津妇女国民会议促成会召开，邓颖超主持会议。会议提议联络商会，实行罢市，与英、日经济绝交。同日，天津学联由辛璞田、杨凤楼、史汉清等5人组成工人运动委员会，发动罢工。学联发表《忠告天津工人同胞书》，号召工人起来作反帝斗争的先锋队，鼓励工人不怕困难，别小看自己，“只有我们的工友同胞配当作这个先锋队，因为我们所受的痛苦深，所有的力量大”。
6月10日，天津各界联合会成立，邓颖超等5人被推为主席团成员。成立大会通过了宣言和章程，决定出版《救国日报》。11日，邓颖超主持各界联合会代表大会，又决定了实行经济绝交的具体措施。
6月11日，日文《天津日报》印刷工人率先罢工，迫使该报临时停版。6月底，全市25处印刷工人更“全体辞事”。省港大罢工开始后，英商怡和、太古两轮船公司把所属在港停泊的奉天、夔州、裕生、顺天、惠州、景星、昌生（亦作昌升）等7艘轮船先后集中在奉系军阀控制下的天津，继续从事航运，破坏全国海员工会同盟罢工。7月上旬，中共北方区委派遣赵世炎到达天津，与中共天津地委书记李季达、工运负责人安幸生组成海员罢工委员会，领导海员罢工。海员罢工与码头、纺织和印刷工人的罢工，汇成了天津工人反帝大罢工的洪流。
6月14日下午，天津市民大会在南开中学大操场举行，200多个团体、10万多人出席。各商号、工厂停业或半天或全天。会场设演讲台三座。邓颖超报告了英国人在上海、汉口先后惨杀中国人的残暴行径，“全场忿极，大呼：此次交涉，不得美满结果，誓不与英日共立。慷慨激昂，有痛哭流涕者，有晕倒于地者”。会后，举行示威游行，向省公署递交请愿书。报馆工人、印刷工人、纺织工人、店员、制造局工人，参加了集会和游行。
6月21日，纺织工人和印刷工人联合发表宣言，指出帝国主义一路刀光，“确是杀奔我们无产阶级而来”，因为无产阶级“足致帝国主义死命的唯一的敌人”。宣言提出为了生命的自卫、民族的独立，为了消除后患，第一，绝不能就事论事，希望和平了结；第二，必须“唤起全国的工友，走革命的道路”。只有无产阶级这支“生力军”的加入，才能避免运动被帝国主义的走狗“引入歧途”。这份宣言代表了天津产业工人对五卅运动的认识，表达了把反帝爱国斗争进行到底的决心。以这种认识为基础，天津工人的反帝运动必然由集会游行发展到罢工斗争。
6月30日是全国公祭五卅死难烈士日。当天上午，天津各界再次聚会于南开中学大操场。纺织工会、印刷工会、电料同业会、洋务华员工会等工界团体参加大会。各界民众到会踊跃，人数达10万之众。会场设置高台，悬白布一条，上书“沪汉湘粤诸烈士之灵位”，挽联为“汉滨沪渎惨剧连生，有许多志士仁人拼死牺牲，为中华民族力谋解放”；“粤水湘江淫威又作，要冒着腥风血雨齐心自救，向帝国主义勇猛进攻”。邓颖超在开会词中表示：“吾人现虽在此悲痛凄苦之会场，沥泪心窝，但吾相信：吾人对于此种运动果能始终不懈，永远坚决，他日在此会场聚会时，歌胜利之歌，呈欢乐之聚，可断言也。”宣读祭文后，脱帽静默3分钟，“旗帜飘飘，一场翕然，故爱国之心，不禁油然而生”。
7月18日，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天津支部正式成立，安幸生为负责人。奉天、夔州、惠州、昌生、裕生五轮海员100多人参加了会议，通过章程，发表宣言，表示“联络被压迫阶级共同奋斗”，“一切事项，归总会指挥”。7月21日，上述五轮425名海员宣布罢工。顺天、景星两轮到港后，亦加入罢工。8月10日，天津日商码头大连、大阪，英商码头怡和、太古共2000多码头工人罢工一天。
8月9日，天津总工会、海员工会发起罢工工人大示威。罢工海员、码头工人、印刷工会、油漆工会、纺织工会及其他团体共800多人，沿海河经意大利租界折至老车站，再过旧俄界，抵英美烟公司。宣传员向英美烟公司300多工人发表演讲，散发传单，呼吁他们参加罢工。
天津总工会的成立，又促进了罢工的扩大。
8月11日下午5时许，一队小孩持小纸旗高呼“抵制日货”经过裕大纱厂。裕大本为中国企业，由于债务关系，由债权者日本东洋拓植株式会社代为经营。日本人向小孩鸣枪示威。裕大工人突闻枪声，停工观望，日本人转向工人开枪示威。邻近的宝成工人，河西裕元、北洋两厂工人，疑系枪击工人，一齐涌入裕大。日本人先朝地面开枪，致工人腿脚受伤者达10多人。四厂工人会合后，日本监督竟从楼上击毙工人1名。工人十分愤怒，将公事房门窗、桌椅、箱柜统统砸毁，账册、报表全部撕烂，又冲进机器房将动力设备和一部纺纱机砸毁。工人擒得日本人1名、士兵3名，夜间由司令部来人领走。12日上午10时，宝成、裕元、北洋、裕大工人在郑家庄开会，军阀李景林派兵3000余人，包围了会场，断绝了交通，三四十人被打死，伤者难以数计，并逮捕了300多人。
随着罢工风潮的高涨，天津资产阶级发生动摇。总商会阻挠接济天津罢工工人，棉业公会要求官方“速将工会取消，派兵弹压，以维各厂营业”。北洋军阀加紧摧残革命团体。8月11日下午，李景林借口开会扣留了各界联合会代表辛璞田、安幸生、杨衡南等人，逮捕了李散人、黄琴父、陆荇、杨葆如、王裕田等人。罢工海员被逐出广东会馆，码头工人被驱归各码头。印刷工会负责人陶卓元等被通缉。天津总工会、天津海员工会、天津各界联合会等团体先后被封闭。8月14日，督查处、警察厅联合发出布告，严禁罢工，违者按军法究办。就这样，天津工人和其他群众的反帝斗争，被暂时镇压下去了。
（三）武汉工人的反帝斗争
6月1日晚，国民党湖北省临时党部接到上海执行部关于五卅惨案的来电，当即发出紧急通告，并组成临时指挥部，内设宣传、交通、纠察、探报等队，中共湖北地委和青年团武汉地委所属成员参加了临时指挥部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