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救国虽为正途，效用却相当迂缓。林白水认识到这一点，决定选择另一条道路，用更加直接的启蒙、更加快捷的灌输、更加广泛的呼吁，以求尽快唤醒沉酣于梦魇之中的国人。1901年6月，杭州名士项藻馨创办《杭州白话报》，林白水受聘膺任主笔，以“宣樊”、“宣樊子”的笔名极力宣扬新政，批判封建迷信、国民吸食鸦片和逼迫妇女缠脚的行为。
1902年4月，林白水应蔡元培之邀前往上海，共同组织中国教育会。这多少有点醉翁之意不在酒，“表面办理教育，暗中鼓吹革命”，其革命生涯由此翻开第一页。接着，他又与蔡元培等人创办了爱国女校、爱国学社及社刊《学生民界》，“鼓动反清革命，言论尤为激烈”。此外，他还为《苏报》撰写时评，一支判官笔犹如削铁如泥的宝刀，其锋利直追章太炎。林白水清理民族历史、抨击民族陋习、叙说民族灾难，对下层民众进行启蒙，其意图绝不仅仅停留在观念层面上，而在于号召民众起来革命，推翻清政府，以建立共和政治，挽救民族国家。
24年后，林白水撰文回忆这段经历，得意之情仍溢于言表：“说到《杭州白话报》，算是白话的老祖宗，我从杭州到上海，又做了《中国白话报》的总编辑，与刘申培两人共同担任。中国数十年来，用白话报纸来做革命宣传，恐怕我是第一人了。”
自从走上了风雷激荡的思想阵地以后，邵飘萍从来就没有停止他手中战斗的笔。他以明朝杨继盛临刑前的诗句“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自勉。他肩担道义，笔蓄惊雷，揭露虐政，抨击时弊，在战斗中一路杀出威风，和鲁迅同被誉为“京都两支笔”。冯玉祥将军对他有极高的评价：“飘萍一支笔，抵过十万军！”
邵飘萍曾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所以他在探索国家和民族发展的道路上，体现了鲜明的共产主义色彩。他公开支持广东国民政府，支持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在他的领导下，后期的《京报》十分重视宣传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路线和主张。他在马克思诞辰105周年、悼念列宁逝世时出版专刊，免费赠送给《京报》订户以扩大马列主义的影响；他自觉接受党的北方区委的领导，大力支持党的政治刊物《向导》、《政治周刊》及工人运动宣传品的印刷出版；他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和国共合作的南方政府，呼吁中苏建交，赞成“以俄为师”，支持革命将领冯玉祥，欢迎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主持大政等等。
邵飘萍的一生，是为革命办报的一生。1916年，他创办了我国最早的通讯社——新闻编译社，在《愚与我国新闻界之关系》一文中他阐述了创办通讯社的目的，是不让外国通讯社“任意左右我国之政闻”，鲜明地树起反帝的旗帜。1918年创办《京报》时，他在创刊词《本报因何而出世乎》中阐明办报宗旨：“从政治教育入手，固万年大计，……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军阀所为者俱为祸国病民，今则国民共起，共同道合，协力除之！”公开提出为人民代言，并身体力行，开辟“特别记载”栏目，专门揭露军阀政府的腐败行为。
黄远生以新闻通讯作为启蒙国民、反帝反封建的重要手段。他的作品主要以反映民国初年的政治、外交和财政问题居多。从现存的《远生遗著》的文章内容看，在236篇不同文体的文章中，反映外交和财政问题的有215篇，约占91％；而关于文艺和社会新闻的只有21篇，约占9％。当时的社会也的确是这样，政治、外交和财政问题较为突出。因为帝国主义列强进一步加强对我国的侵略，袁世凯卖国求荣，认贼作父，更加依赖列强的扶植，对外乞求，大借外债，这就形成了所谓的外交问题和财政问题。当时人们非常关心这些问题，上海的某些报纸，还特意派新闻界的高手常驻北京，采写政治新闻。作为名记者的黄远生，自然也把这些问题当成报道的中心。尤其是他“眼见俄蒙协约，我国丧失了外蒙古数千里地。又看见西藏问题，英国一切布置，也是和俄人一样。再加以日本大隈之高压政策，居然提出二十一条要求，下了‘哀的美敦书’（即‘最后通牒’——笔者注）。我国地位经此一番蹂躏，不知降了多少级”，于是更加感到问题的严重。他以一片忧国忧民之心，在通讯、政论和时评里，一再呼吁：要警惕列强的野心！
他在一篇题为《我意今尚非高谈建设之时》的政论中，有力地驳斥了当时某些不顾实际、空谈建设的论调。他写道：“余意今政府及国民，果有战亦亡不战亦亡之决心，则宁背城借一，以一睹国家之运命。若曰今非其时，则与其日日摇摇于生死不定之中，不如斩钉截铁，去其手腕之毒，而速图腹心之大计。……惟吾国今日对于外交，当有一大决心，……若曰俄来对俄，英来则对英，日法来则对日法，则彼等相继而来，又何待今日，乃能知之，呜呼！吾国忍哀泣血，卧薪尝胆，今其时也。”黄远生这种反对帝国主义、主张坚决抵抗列强侵略的爱国之心，正反映了袁氏政权统治下广大民众的意志和愿望。翻开《远生遗著》，反映这些思想内容的政论和通讯俯拾即是。
此外，黄远生的贡献还表现在倡导文艺启蒙上。在《忏悔录》一文中，他指出：“今日无论何等方面，自以改革为第一要义”，要改革国家，则必须改造社会，而欲改造社会，最终必须改造个人。将改革的落脚点明确落实到“个人”的改造上，比之近代启蒙思想家的“新民”确实前进了一大步；而将其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推崇的“个人”相比则完全站在了同一个思想层面上——一种基于个性自由与个人主义的独立自主精神。试看他《国人之公毒》的一段话：“以中国之社会制度言之，无复个性之存在，大抵人之一身，为其祖父之奴隶（奴隶与孝义不同），为其家族之奴隶，为其亲党之奴隶，为其同乡人之奴隶。其柔懦者，则拘挛束缚，安于乡愿，其桀黠者，则恣睢暴戾，牺牲一切，并其人生应尽义务而不尽。张公百忍，千古传为美谈。忍！忍！忍！一切皆忍，是可名为忍的笼统主义。”
这种“忍的笼统主义”可谓入木三分地抓住了中国传统人格的要害之处，敏锐地指出了中国社会的宗法主义、家族主义正是依附性人格的内在根源，封建社会与“瞒和骗”的人生是互为因果地联结在一起的。基于此种彻底的批判意识，他发出了对精神自由的急切呼唤，即“提倡独立自尊，提倡神圣职业，提倡人格主义”。
那么如何通过改造个人，进而改造社会，最终达到改造国家之目的呢？黄远生所采取的思路与“五四”启蒙思想家亦大致相同。他确信欧洲“文艺改革，为彼土涤瑕荡秽，日月光华之首基”。早在1914年，他就撰文主张借鉴欧洲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通过文艺改革，输入现代思潮，改变国人的传统观念。并且立誓“自今以后，将撰述西洋文学的概要，天才伟著所以影响于思想文化者何如，冀以筚路蓝缕，开此先路”。为此，他撰写了《本报的生命》、《新旧思想之冲突》、《朱芷清君身后征膊序》等论文，用白话翻译了法国梅里美的小说《鞑蛮歌传》。袁世凯称帝之前，他就敏锐地指出袁“新知识与道德之不备”，“思想终未蜕化”，“将终为亡国之罪魁”，中国之命运“盖瓦解于前清而鱼烂于袁总统”，表现了罕见的勇气和非凡的胆魄。
（二）以民为本，开启民智，为民请命
民国初年，袁世凯窃国，对国人进行残酷的专制统治。这也是我国近代史上一个极其黑暗和混乱的时期。在此期间，革命与改良、民主与专制进行着反复的较量。报人们亲眼看到了反动军阀的倒行逆施，目睹了人民大众的万般困苦，由爱国而救国，由救国而启迪民智，大力宣传革命，让民众认识到自己是国家的真正主人，从而起来监督政府，管理国家，这就是民初著名报人赋予新闻纸的职责和任务，也因此形成了他们的新闻观。
黄远生对处于水深火热中的民众是充满同情的。他运用通讯、政论等各种新闻体裁“指斥权贵”，为民生疾苦“呼号而鸣不平”。他在通讯中描述租界洋人欺压国人的情形，读来令人发指：“一日大雨，洋夫妇分坐两洋车，另以一车载其所爱之狗，车覆狗头碎，洋夫妇扼车夫项乱鞭之，车夫死于鞭下。夫妇洋洋抱病狗而去。”邹韬奋在中学时就经常阅读黄远生的通讯，决心像黄远生那样做一个“为民生社会请命”的新闻记者。
虽然在黄远生的新闻通讯中，直接而集中地揭示人民生活疾苦的篇章还不是很多，但是在他大量的论说、时评中，在揭露社会黑暗政治的同时，总是把处于“呻吟憔悴，困苦颠连”状态下的“三万万九千九百万国民”，同那只占一百万的贵族相对比，揭示那些贵族们的荒淫无耻和贪得无厌，对“困苦无辜供租税以养国家”的平民百姓寄以深切的同情，并一再警告：“百万贵族听之，吾闻多行不义必自毙。”
在《少年中国之自白》中，黄远生力主办报要“主持正论公理，以廓清腐秽，而养国家之元气”，并且还要“专向有权责之人督责”。这完全是为他所主张的“舆论机关”要“为民生社会请命”的办报思想服务的。他对袁世凯政权，“以公明正义督责之”，指出“袁总统之能任命百官，之能编置军队”，“非彼个人袁总统之权力也，此乃国家机关曰总统者之权力也”。为此，他还生动地比喻说，假如袁世凯把小便撒于道上，被警察抓住，应照样处以从几角到几元的罚金，法律面前应人人平等。由此，他批评“袁总统者能扶植个人之势力而不能执行国家之权力”，因而造成“今吾国内外，各奋其私，各徇其党，干法犯禁，为所欲为，欺弱凌寡，惟力是视，更从何处得见有国家权力者”的黑暗现实。而那些“冤苦颠连九死无告者”则只是“可怜之平民而已矣”。
其时，有的报人，迫于袁世凯的淫威，逃避现实，办黄色小报以赚钱糊口；也有的报人，卖身求荣，成为袁世凯的御用文人，如薛大可等；还有人主张报纸不应干预政治。黄远生表示不能同意，他坚持主张：“断不能谓政治非养成社会之一大动力，又断不能谓言论家之立言，不当向有权责之人督责，而专凭空发论。”黄远生这种不畏权贵，敢于“主持正论公理”、“指斥时弊”的办报思想，与卖身投靠的报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黄远生还提出“舆论机关”的使命是“为民生社会请命”。作为一个舆论机关，代表什么人的利益讲话，在任何时候都是一个根本问题。黄远生一针见血地指出，辛亥以来，“报馆之呼号而不平，为大总统之私，或为政府之私，或为官僚之私，或为党会之私，或为豪疆雄杰奸商著猾之私，固有丝毫分厘为民生社会请命者乎？”这一论断基本上是符合当时北京舆论界的实际的，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这在邹韬奋看来，他“不但眼光远，而且有胆量说话”。当然，黄远生的这种新闻思想决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他于20世纪初赴日本留学，所攻的专业是法律，“为民生社会请命”的办报思想与他的政治思想是互为表里的。
邵飘萍的民本思想，可以从《京报》所报道的极平常事件中看出。下面是1922年7月1日《京报》七版的三条社会新闻：
《南岗洼尸臭熏天，战血余腥》：据云直奉交绥之阵地，南岗洼一带，连日被大雨冲出尸体甚多，暴露于野，腐臭之气，被风吹出十余里地……请该管者速为掩埋，亦重视民命之一端也。
《救护投河之奖励尚非治本之道》：……年来生活困难，一般人被经济所迫于无可奈何中，投河跳井。而只给救护投河者奖励，则非治本之道也。
《阔少爷掠夺车夫，白用了他们力气岂不等于盗贼》：车夫“白拉好几里地，路上哪儿要钱去？”正含泪诉苦的时候，忽然过来了一位警爷，又推又打地说：“走，别在这里乱走。”那有冤无处诉的苦车夫，哄的东西逃走了。唉，这是什么现象啊！有钱有势的人，都讲白坐车，还有活路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