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法界品》中所传递的有关观音信仰的主要信息有以下几点：首先是观音的道场信仰。经文说：“于此南方有山，名曰光明。彼有菩萨，名观世音。”[33]这是关于观音道场的位置，即在南方。山名则叫光明山。西秦圣坚的译本则说：“于此南方有孤绝山，名金刚轮庄严高显，彼有菩萨名观世音，住其山顶。”[34]在唐译《华严经》中，对观音道场的位置介绍就更清楚了，那里山名则用音译，称为布旦落迦山。关于该山的景色以及观音居住此山的景象，经文说：“见观世音菩萨住山西阿，处处皆有流泉浴池，林木郁茂，地草柔软，结跏趺坐金刚宝座，无量菩萨恭敬围绕，而为演说大慈悲经，普摄众生。”[35]关于善财朝山，圣坚译本描述道：“正念菩萨诸忆念力，承佛威神佛本愿力，以三昧正受于念念中，间无空缺。常念栴檀宝塔，无量诸佛，悲泣雨泪，寻路而行。次第分别一切诸佛及诸佛法，于一心中，庄严诸佛神通念定慧力，为欲长养菩提善根，思惟正念一切诸佛不思议业，渐渐游行，到彼孤山。步步登陟，念观世音，正念不舍。”[36]经文接着还介绍善财望见观音之后心中的赞叹：“如是赞叹善知识已，渐渐亲近。”善财的这种朝拜做法成为后世中国朝山进香者必修的宗教心理体验。观音道场信仰对后世中国观音信仰中的普陀朝山以及观音画等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第二，善财童子拜观音信仰。这种在中国流传极广的观音信仰形式即出自《入法界品》善财对观音的参拜。经文说：“尔时，善财诣观世音，头面礼足，绕无数匝，恭敬合掌，于一面住。”[37]第三，观音救世方便信仰。即观音救度众生的各种灵活机动的方法。《普门品》中提出观音能显化各种不同身相。这里则继续保持这一特点，强调观音可以“随所应化，普现其前”，“显变化身，现同类身”，“显现妙身不思议色摄取众生”，同时又提出“惠施”（布施）、“同事”（在一起共事）、“出微妙音”、“威仪说法”、“同止”（一起居住）等“种种方便”，总之是“随其所应”，可谓“神力自在”[38]。在西秦圣坚的译本中，更完整地提出“六度”、“六和敬”、“四摄”等方便法门：“或以布施摄诸悭贪，或以持戒摄诸毁禁，或以忍辱摄诸恚恼，或以精进摄诸懈怠，或以禅定摄诸乱心，或以智慧摄诸愚痴。以六和敬善顺众生，以四摄法摄取众生。”[39]六和敬”即：一、身和同住（身体的和平共处）；二、口和无诤（言语的不起争论）；三、意和同悦（心意的共同欣悦）；四、戒和同修（戒律的共同遵守）；五、见和同解（见解的完全一致）；六、利和同均（利益的一体均沾）。“四摄”则是布施摄、爱语摄、利行摄、同事摄。其中布施摄是对于钱财心重的人，用财施，对于求知心重的人，用法施，使双方情谊逐渐深厚，而达到度化对方的目的；爱语摄是随着众生的根性，以温和慈爱的言语相对，令他生欢喜心，以达到度化对方的目的；利行摄是以身口意诸行皆有利于人，以损己利人的行为感化众生，以达到度人的目的；同事摄是指深入社会各阶层中，与各行各业的人相接近，做其朋友，与其同事，从而随机度化。总之，在《华严经》里，观音救世的方便法门已经得到进一步的扩展和完善。第四，观音救难信仰，这与《普门品》是一致的，经文列举了观音可以救众生脱离很多恐怖：“善男子，我行大悲法门光明行时，发弘誓愿，名曰摄取一切众生，欲令一切离险道恐怖，热恼恐怖，愚痴恐怖，系缚恐怖，杀害恐怖，贫穷恐怖，不活恐怖，诤讼恐怖，大众恐怖，死恐怖，恶道恐怖，诸趣恐怖，不同意恐怖，爱不爱恐怖，一切恶恐怖，逼迫身恐怖，逼迫心恐怖，愁忧恐怖。”[40]西秦圣坚译本中还有“懈怠恐怖，邪婬贪色恐怖，生、老、病、死忧悲苦恼，所求不得，爱别离苦，怨憎会苦”[41]，这比《普门品》中所讲的救难项目扩展了许多，增加了贫穷、诤讼、恶道、不爱、不同意、逼迫心、忧愁、懈怠、邪淫以及佛教常说的八苦中的七苦，其中有许多并非危急性的苦难。第五，引导众生最终解脱信仰。《普门品》只在弘扬观音解救众生的现世苦难，般若类观音信仰的经典只在开演观音的般若智慧，仅仅关注最终最高的解脱，而在这里却把二者结合起来，即先解救众生的苦难，再为其说法，诱导其发心修学无上智慧，证悟实相境界，从而摆脱轮回，永断苦难，实现最终的解脱。如经文中说：“除灭恐怖，而为说法，令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得不退转。未曾失时。……断一切众生不善根流，出生一切众生诸善根流，除灭一切诸生死流。”[42]尽管《晋译华严》和《罗摩伽经》中已有丰富的观音信仰内涵，但由于东晋南北朝时代华严学还很不发达，人们对观音最感兴趣的还是《普门品》中集中渲染的救难信仰。华严系观音信仰的兴盛是中唐以后才开始的。
五、般若类观音经典的传入
般若智慧型观音信仰的经典依据可以划分为四大类：一是讲述观音信仰并包含般若义理的各类非般若类经典，如上面我们谈论过的《观世音授记经》、《悲华经》、《华严经》以及在隋以后翻译出来的《首楞严经》等；二是一些述及般若学说的密教观音经典；三是不以观音为主角的般若经典，在这类经典里，观音仅仅是参与听法或对答的一员；四是专门阐述观音般若法门的经典，最著名的就是《心经》。这里我们只对东晋南北朝时期专弘观音般若法门以及体现观音般若智慧的般若类经典进行考察。
体现观音般若智慧的般若类经典在东晋南北朝时期有很多译介到了中国。鸠摩罗什所译《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中，观音是参与释迦牟尼般若法席的大菩萨之一，被认为是“得陀罗尼及诸三昧行，空、无相、无作，已得等忍，得无阂陀罗尼，悉是五通，言必信受，无复懈怠，已舍利养名闻，说法无所悕望，度深法忍，得无畏力，过诸魔事，一切业障悉得解脱，巧说因缘法，从阿僧祇劫以来发大誓愿，颜色和悦，常先问讯，所语不粗。于大众中而无所畏，无数亿劫，说法巧出，解了诸法如幻、如焰、如水中月、如虚空、如响、如揵闼婆城、如梦、如影、如镜中像、如化，得无阂、无所畏，悉知众生心行所趣，以微妙慧而度脱之。意无罣阂，大忍成就，如实巧度，愿受无量诸佛国土，念无量国土诸佛三昧常现在前，能请无量诸佛，能断种种见缠及诸烦恼，游戏出生百千三昧”[43]。这些评价首先是以高超微妙的般若智慧为基础的，其次才是度众的方便和神通。在南朝陈代印度入华居士月婆首那译的《胜天王般若波罗蜜经》中，观音也是深具般若妙智的般若法会的参加者，同其他大菩萨一起，被认为是“已通达甚深法性，调顺易化，善行平等，一切众生真善知识。得无碍陀罗尼，能转不退法轮已，曾供养无量诸佛。从他佛土为法来集，一生补处，护持法藏，不断三宝种，法王真子，绍佛转法轮，通达如来甚深境界，虽现世间，世法不染”[44]。这里更以般若为唯一标准进行评判。同观音救难类经典强调观音的救难神力不同，这些经典在传递着这样一个信念，即观音是具有般若智慧的大菩萨。
解释《大品般若经》的《大智度论》为古代印度龙树的著作，原论很长，后秦时代鸠摩罗什在长安缩译成百卷。该论立足于“诸法实相”的立场，论述《般若经》性空无住的理论，阐释大乘佛教的菩萨思想及六波罗蜜等宗教实践，是一部非常重要的大乘般若学著作。论中说：“佛有二种道，一者福德道，有人闻佛十力、四无所畏、四无碍智、十八不共法等，生恭敬信乐心；二者智慧道，有人闻说诸法因缘和合生，故无有自性，便舍离诸法，于空中心不。如月能润物，日能熟物，二事因缘，故万物成就。福德道、智慧道亦如是。福德道能生诸功德；智慧道能于福德道中离诸邪见著，以是故佛虽说诸法毕竟空，亦说三世通达无碍而无咎。”[45]这里对般若学中的智慧与福德的相互关系及其在修行实践中的意义作了明确的说明，这成为般若思想的基本结构，也是中国观音信仰基本理论体系得以建立的理论基础。论中有多处直接论及观音，成为般若系观音信仰的重要经典依据。
如关于观音菩萨与般若的关系，论中说：“若有菩萨具足菩萨事，所谓十地、六波罗蜜、十力、四无所畏、四无碍智、十八不共法等无量清净佛法，为众生故，久住生死，不取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而广度众生。如是菩萨，诸佛赞叹。何者是如文殊师利、毗摩罗诘、观世音、大势至、遍吉等诸菩萨之上首，出于三界，变化无央数身，入于生死，教化众生故。如是希有事，皆从甚深般若波罗蜜生。以是故说，欲得诸佛称叹其名，当学般若波罗蜜。”[46]就是说，观音与文殊菩萨作为所有菩萨的上首，他们所具足的智慧和度生的誓愿与方便，甚至包括显化各种不同身相的神通之力，都是因为般若的缘故。没有般若之法，就没有这一切。反过来说，他们以神通方便之力所进行的度化众生的事业，也就是觉悟众生的法布施。如论中所言：“遍吉菩萨、观世音、得大势、文殊师利、弥勒菩萨等，以二种神通力，果报神通、修得神通住是中，以福德方便力、光明神足等种种因缘，开度众生，亦名法施。”[47]观音等大菩萨以般若智慧为修行度世之指导，于是，虽起万行而无有执著，身业清净无染，故得庄严乃至光明远照。如论中所言：“如遍吉菩萨、观世音、得大势、明网无量光菩萨等，能有是力，身出无量光明，能照十方如恒河沙等世界。又如阿弥陀佛世界中诸菩萨，身出常光照十万由旬。问曰：‘菩萨身光如是，本以何业因缘得？’答曰：‘身业清净，故身得庄严。’”[48]观音等大菩萨有如是智慧福德，已经与佛无异。论曰：“如遍吉菩萨、观世音菩萨、文殊师利菩萨等，见是菩萨如诸佛相，知当成佛。”[49]不过，观音虽具佛的智慧福德，但为了救度众生，还是留在世间。这种说教成为观音信仰的中的一个基本信念。如论中说：“复次有人谓，十住菩萨与佛无有差别，如遍吉、文殊师利、观世音等，具足佛十力功德等，而不作佛，为广度众生故。”[50]总之，“遍吉、观世音菩萨等，功德极大，人皆知”[51]。在北凉译出的《大方广十轮经》中，则已呈现出后世中国最受崇拜的五大菩萨的雏形。经中说，地藏菩萨无比殊胜，而观音与弥勒、文殊和普贤菩萨一道，为其他菩萨之上首[52]。而且，若人要修习般若，也当恭敬观音等具有般若妙智的大菩萨。如罗什译《思维要略法》中所说：“惟一大乘，无二无三，一切诸法，一相一门，所谓无生无灭，毕竟空相，唯有此大乘，无有二也。……又当入是甚深微妙一相一门清净之法，当恭敬普贤、药王、大乐说、观世音、得大势、文殊、弥勒等大菩萨众，是名一心精进，如说修行。”[53]一切佛法终归一相一门，而此一相一门的深入，却有赖于观音等大菩萨的引导。
无论是在前面所述的般若“经”中，还是在《大智度论》等般若“论”中，观音虽然已经显现为般若的代表和深入般若的阶梯，但这都不过是释迦牟尼阐释般若的陪衬，还没有属于观音自己的般若法门。这种情况到了《心经》译出以后便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因为在这部有名的般若经典之中，观音开始对自己独有的般若智慧进行展示，而这种般若智慧正是对全部大乘佛教般若学说的高度总结。该经在中国曾经多次翻译，现存还有7个译本，其中唐代玄奘的译本最为流行，名叫《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最早的一个译本取名为《摩诃般若波罗蜜大明咒经》[54]，现在署名的译者是鸠摩罗什，但学术界有很多人持怀疑态度，原因是梁代的《出三藏记集》卷四及隋代的《法经录》卷四中，该经都被列入失译录，但到了唐代智升撰《开元录》时，它才开始被归于罗什的译籍之内，从此相沿不改。但不管怎么说，此经至迟是在南朝梁代以前就已经译出。该经专弘观音的般若法门，对观音在般若观悟方面的成就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经名中的“心”（梵hrdaya）指心脏，意指“精要”、“心髓”。本经将内容庞大的般若经浓缩成二百多字的极为简洁精悍的作品，以意趣高度凝结的字句表现“般若”观悟与“性空假有”的般若法门，被认为得全部般若之心要，故名为《心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