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点说，袁枚以欣赏音乐与入市购物为比喻，阐述了音韵响亮、词采华美的诗才受读者欢迎的道理。我想，这里涉及的是审美观念上的差异。或还可以想到乡村在城市面前的节节败退。
顾宁人曰：“夫其巧于和人者，其胸中本无诗，而拙于自言者也。”又曰：“舍近今恒用之字，而借古字之通用以相矜者，此文人之所以自文其陋也。”
袁枚批评了两种现象：一是只善于和别人的诗，一是舍弃当今人们常用的字，而用一些生僻的“通假字”。前者说明这种人缺少创作的才能，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情感；后者则是借以吓人，掩盖自己的浅陋。那些喜欢写商榷文章的人，惯于借用古人、名人和伟人语录阐明某个极其浅显道理的人，都不会认同袁枚的观点。我想，该商榷的时候还是要商榷，若能写出引发别人商榷的文章，当然更好。“拉大旗作虎皮”，偶尔为之，且作为一时一地的策略，亦无不可。
诗，如言也，口齿不清，拉杂万语，愈多越厌。口齿清矣，又须言之有味，听之可爱，方妙。若村妇絮谈，武夫作闹，无名贵气，又何藉乎？其言有小涉风趣，而嚅嚅然若人病危，不能多语者，实由才薄。
作诗，就像说话一样，口齿要清楚，不能拉拉杂杂。还要说得有趣味，听的人喜欢。再者，也要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意思，不能像病人那样有气无力，有一句没一句地说话。写文章也是这样，讲课亦然。
黄藜洲先生云：“诗人萃天地之清气，以月露风云花鸟为其性情。月露风云花鸟之在天地间，俄顷灭没，惟诗人能结之于不散。”先生不以诗见长，而言之有味。
评点说，袁枚认为黄宗羲这段话“言之有味”，是因为它阐述了文学与生活的关系这一重要命题，即诗源于生活，又比生活中的自然形态更集中更典型，因此也就更美好。我是觉得，黄宗羲所说的，是自然风情瞬息万变，美好的景观稍纵即逝，诗人的工作在于把它凝固成文字，这样，就会有更多的人得以欣赏。
孔子与子夏论诗曰：“窥其门，未入其室，安见其奥藏之所在乎？前高岸，后深谷，泠泠然不见其里，所谓深微者也。”此数言，即是严沧浪“羚羊挂角，香象渡河”之先声。
所谓“羚羊挂角，香象渡河”，是说诗要像羚羊把角挂在树上睡觉，香象潜入水底过河一样，不留一点痕迹。
朱竹君学士曰：“诗以道性情。性情有厚薄，诗境有浅深。性情厚者，词浅而意深；性情薄者，词深而意浅。”
朱学士这句说的是性情的重要性。有了性情，很简单的词也能透露深厚的意境，不然，无论用词多么考究，也难以掩饰浅薄。
胡稚威云：“诗有来得、去得、存得之分。来得者，下笔便有也；去得者，平正稳妥也；存得者，新鲜出色也。”
胡先生说，有的诗不期而至，有的诗应当舍弃，有的诗值得保留。来得者，浑然天成；去得者，刻板乏味；存得者，始终葆有鲜活的色彩。这样说，不乏“意识流”的思想。
诗少作而思涩，多作则手滑；医涩须多看古人之诗，医滑须用剥进几层之法。
诗写少了思维就会滞涩，写多了呢又会因轻率动笔而手滑。改变前者，就要多读古人的作品，改变后者则要采用层层开掘的手法。写文章也是这样。
杨诚斋曰：“从来天分低拙之人，好谈格调，而不解风趣。何也？格调是空架子，有腔口易描；风趣专写性灵，非天才不办。”余深爱其言。须知有性情，便有格律；格律不在性情外。《三百篇》半是劳人思妇率意言情之事；谁为之格，谁为之律？而今之谈格律者，能出其范围否？
有性情，就会有格律，格律源于性情。《诗经》中的诗多半是忧伤劳苦的人和相思幽怨的女子抒发胸臆之作，随心所欲，有谁给他们制订过格式呢？又有谁给他们设置条条框框呢？好诗发自心灵深处，而非按照某种格律而作。
《鲁拜集》
对我来说，心情是极为基础性的元素。下午在万圣书园，一册《鲁拜集》在手，其他的种种书籍就都难以打动我。这个下午，我只想拥有《鲁拜集》。书名是早就隐约知道了的，这个新版本堂皇华丽，词汇贫乏的我只能给出除了“大气”还是“大气”的评语。
1923年，郭沫若翻译波斯诗人伽亚谟的诗集《鲁拜集》，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印行。此后，这一译本不断翻印，我手里的自然也是郭沫若的了。一眼就喜欢上的原因公布出来，无非如此，对上个世纪20年代的文艺思想满是兴趣，那个时期的作者郭沫若当然不可错过。专家学者们看重《鲁拜集》，我看重的则是其中透显的郭沫若。也就是说，译本之所以值得一读，不在于它是哪国哪个著名作家的作品，而在于是郭沫若翻译的。翻译和创作同等重要，翻译即创作。这是我近年来深刻意识到的一点。
晚清以来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强烈地意识到，只有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提高民智民德民力，才能自强保种。翻译是这一学习过程的有机组成。梁启超、林纾、鲁迅、周作人、徐念慈、黄小配等都论述过文学翻译在政治方面的前导性作用。郑振铎提出：“现在的介绍，最好是能有两层的作用：一、能改变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二、能引导中国人到现代的人生问题，与现代的思想相接触。”蒋百里以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翻译事业为参照，对中国其时的翻译做出三点总结：
一、吾侪今日之翻译，为一种有主义之宣传运动。
二、吾侪今日之翻译，负有创造国语之责任。
三、翻译事业之成功者在历史上有永久至大之光荣。其成功条件：（甲）译者、读者有一种精神上密切联系。（乙）译者视翻译为一种“生命”、“主义”之事业。
就翻译文学而言，它是新文学的基础，之所以鼓动多多从事文学翻译，目的是为了建立新文学。
郭沫若在《论诗三札》（1921）中批评“国内人士只注重媒婆，而不注重处子；只注重翻译，而不注重产生”。“除了翻书之外，不提倡自由创造，实际研究，只不过多造些鹦鹉名士出来罢了！”这时的郭沫若显然把创作和翻译对立起来，翻译是“媒婆”，创作是“处子”，孰轻孰重一目了然。郑振铎不同意这种观点，“处女的应该尊重，是毫无疑义的。不过视翻译的东西为媒婆，却未免把翻译看的太轻了。”后来他又说：“翻译者的工作的重要却进一步而有类于‘奶娘’。”表面上是翻译与创作的争论，事实上却是宗派意气作祟。其时，文学研究会垄断文坛，成员都提倡翻译，郭沫若为首的创造社成员遂以创作自许。成仿吾把话说得很明白：“近来又有许多人因为自己不能创作，便……尽力劝人从事翻译。他们的用心无非是一方面想冷却他人对于创作的信仰和努力，他方面想借此勉强遮饰自己不能创作的隐痛，暗地里也想借此多少扩张他们那不三不四的翻译品的行销。”
郭沫若并非不懂得翻译的创造之功。两年后在《雪莱的诗》中说：“译雪莱的诗，是要使我成为雪莱，是要使雪莱成为我自己。译诗并不是鹦鹉学话，不是沐猴而冠。……我译他的诗，便如像我自己在创作一样。”后来在《谈谈翻译工作》中更是明确：“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好的翻译等于创作，甚至还可能超过原作。这不是一件平庸的工作，有时候翻译比创作还要困难。创作要有生活体验，翻译却要体验别人所体验的生活。”《雪莱诗选》的“小序”中说：“译文同样应该是一件艺术品。”
30年代后，文学界和翻译界逐渐认同了翻译的创造性。林语堂援引克罗齐“翻译即创作”的观点，主张翻译乃至一种艺术。朱光潜说：“据我个人的经验，译一本书比写一本书要难得多。要译一本书，起码要把那本书懂得透彻，这不尽要读透读懂文学，还必须透懂文字后面的情理韵味。”朱自清说：“译诗对于原作是翻译；但对于译成的语言，它既然可以增富意境，就算得一种创作。况且不但意境，它还可以给我们新的语感，新的诗体，新的句式，新的隐喻。就具体的译诗本身而论，它确可以算是创作。”
《衡哲散文集》
窗外呼啦啦地风声将我闹醒，迷迷糊糊中瞄了眼手机，时间刚过午夜。近来睡眠很轻，有如此的风声我断然是无法沉静了，做什么呢？只好读书。理论不能读，小说不宜读，读散文吧。书架上有一本《衡哲散文集》，老早从旧书店买来，一直搁在那里，现在就是它了。
和冰心、丁玲一类相比，陈衡哲的名气似乎不够大，其实不然。胡适写过这样一段话：
当我们还在讨论新文学问题的时候，莎菲却已开始用白话做文学了。《一日》便是文学革命讨论初期中的最早的作品。《小雨点》也是《新青年》时期最早的创作的一篇。民国六年以后，莎菲也做了不少的白话诗。我们试回想那时期新文学运动的状况，试想鲁迅先生的第一篇创作《狂人日记》是何时发表的，试想当日有意作白话文学的人怎样稀少，便可以了解莎菲的这几篇小说在新文学运动史上的地位了。
网上有一篇文章，很为陈衡哲鸣不平：她发表了第一篇白话小说，正宗文学史上记载的却是鲁迅；她支持白话文运动，却意外卷入所谓的胡适情事中；她带有独特“女性视角”的中学教材《西洋史》一度消失在史学视野里。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女教授，陈衡哲还拥有不少其他的“第一”：第一批留美女学生之一，第一位白话文女作家，出席国际太平洋学术会议（连续四次）的第一位中国女学者，等等。
《衡哲散文集》分五编：第一编“通论”，所论甚广，不少篇章里都有一颗跳动的爱国之心，如《清华大学与国耻》等；第二编“妇女问题”，论及的全属妇女解放及社会责任一类问题，如在《国难与知识界的妇女》一文中说，国难当前，“……我们不但要学着过一点刻苦的生活，并且还应该抱一个不怕死的决心。这个决心是我们人格的火洗礼，受过这个洗礼的人，还有什么工作不能做，什么重任不能负，什么精神与身体上的享受不能牺牲？”第三编“教育与青年问题”；第四编“传记”，所写多属世界文化名人的小传，《纪念一位老姑母》和《我幼时求学的经过》是写自己的；第五编“记游”，是她到美国、加拿大、北戴河的既有思想又有文采的游记散文。
司马长风说她的散文“善于写景物，也善于谈人论事，议论风发，其活泼幽默可与较后的两大散文家梁实秋、钱锺书互相竞耀”。
读后感
女儿每每要买新书，我说好啊，只是买一本读一本要写一篇读后感。那别买了我也不看了，女儿很是干脆。话是那么说，我还是尽力满足女儿好读书的习惯。写读后感岂是容易的事？我自己都做不到，怎能要求女儿？不过，对于读后感包括的内容，可以稍加论说。
所谓读后感，首先是眼前的这本书和想象中的区别。在阅读之前，我们早已生发诸多想象，想象即期待，期待即诱惑。在阅读之旅上，无论离想象愈近还是愈远，想象总归是想象，神秘还是神秘。书自然地躲避读者，拒绝读者，没有谁能完全读懂一本书，所谓读者和作者的融合，不过是读者霎那间的灵魂出窍。
读后感，还是眼前这本书和之前过目的其他书的区别。不敢说读书破万卷，每个人多少都读过一些书。阅读一本新书的过程中，涌现的种种感受都牵涉到另外的书，其他的书，读过的、听说的和想象过的。很自然地会有一种比较。通常情况下，既有的阅读融入生活，成为新的阅读的背景，作为读者的我们为新书而感念时，也就很少意识到，这种感念蕴含着与昔日阅读的比较。
一本书读过，可能增添了新的知识，带来新的感悟，也可能促使读者做出新的人生设计，改弦易辙，幡然悔悟。书把读者引向它的周围，然后为读者指出未来的方向。纵然不能说读书只是手段，读书本身绝不是目的。我们不是为读书而读书，一定有更大的目标萦绕，诸如美德，诸如历史，诸如虚无。
当读者说这本书带来一种新的感受时，他显然是说，之前的书不曾有过这种感受，或许他曾经体会，后来遗忘了，捧起这本书，他再次拥有曾经的美妙无穷。事实上，没有什么可以重复，事易时移，所谓重复不过幻觉而已。我们手中的《人生》，不再是20年前的版本，即使翻箱倒柜觅到它，感觉亦万重变迁。
一位读者说，某某书在他的阅读史上具有转折点或里程碑的意义。他显然是在告别某些东西，新的世界在眼前敞开，没有什么能阻挡他的步伐，斩荆披棘，所向披靡。
在朋友的书架上，摩挲一本心仪已久的书，我心狂喜。只是每页的边角有一些批注，是朋友的朋友的读后感。“这不会影响你的阅读吧？”朋友略带不安。影响？这有什么不好吗？为什么拒绝影响？批注即使干扰阅读，我也可以和它相抗衡。还是相当的自信，呵呵。
每每在书店胡乱翻书，果真购置回家的书，却是非常之挑剔。有专业书，非专业书，也有小人书。农民的后代渐渐小资，所读的书益发精致，自责与歉疚也就随之而生。阅读的初衷在于救赎，结果却常常是更多的负重，在这个意义上，阅读是德性，也是罪过。
从昨晚到今天上午，一直在读薄薄的宋词，是女儿最近从书店买的。反复咀嚼，乐此不疲。最早对宋词的痴迷，是在高中时期，此后，就转向20世纪的新诗。而今重读宋词，万千感慨，真要写点读后感出来，却一筹莫展，于是有了上述不着边际的宏论。看来，宏论所以流行，只是因为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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