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学者说白了，就是没事找事，不找点事，哪能显示专家学者的重要性呢？专家学者都特把自己当回事，也就特把自己的那点事儿当回事。分析来讨论去，正好，形形色色的辩论赛给碰上了，正愁辩论啥呢，这不就有现成的嘛。好了，抽签决定正方和反方，你究竟心底里怎么想不去管它，现在，在本场辩论赛上，你是正方，我是反方，你要不遗余力地坚守你的态度，我要勇猛顽强地摧毁你的阵地。那专家学者自以为是在探讨道理，辩手可不管有理没理，他关心的是只能赢不能输，只要能赢，说什么怎么说都可以。不过也得感谢辩手，俗话说急中生智，正是在十万火急的唇枪舌剑中，那些超越于常理的理由齐刷刷地油然而生，智慧也好，诡辩也罢，总之，极大地推进了专家学者所想出来的那点套路。
辩论结束了，选手们也就不管正方反方了，生活嘛就是生活，想吃啥就吃啥，那把传统节日描绘得如花似玉的选手径直就奔向“必胜客”，或者，别的什么西餐中的大餐，我没有聆听过辩论，那大餐的名字真还叫不来。
辩手们享用美味去了，台下的看客们较起劲来，一方说不要总惦记着传统节日，要有包容的精神；另一方说，你自己的节日都所剩无几了，拿什么包容啊？！一方说，惦记也没有用啊，该去的总归是要去的；另一方说，你不坚持不支持不扶持，自然很容易被击垮啊？！拥有全球视野的人们心地坦然，不需要有什么使命感，得过且过；双脚紧紧守着中华大地的人们忧心忡忡，痛感这可如何是好，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啊。
洋节和洋人的文化是啥关系？洋节大举挺进是阴谋还是必然？到底是经济决定文化，还是文化决定经济？传统文化要不要力挺，如何力挺？作为中国人，到底应培育什么样的文化认同？诸如此类的问题，涉及经济、政治、哲学、历史、民族、文化，还得专家学者解决。这不，一百年过去了，还没拿出大家都满意的方案。怎么办？要给专家学者更多自由思考的空间，国门要进一步打开，让外国人进来感受一番我们的传统，我们呢，也到国外去体会体会，在自由的来去中，结果怎样就怎样吧。只是，那洋人能让我们自由的来去吗？我是觉得，去美国的签证不大好办。
世界语
好像读小学的时候，就听说有一种叫做世界语的语言，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全世界的人都说世界语，用世界语交流，那时，就不再有外语这个名词了，人们也就不必为学外语发愁了。听到这个消息兴奋了三分钟，就又懊恼起来，觉得自己出生得太早了，世界语还没有获得普及，汉语依然是我们的母语，对我们来说，英语、法语、德语都还是外语，为了走向世界，就必须得懂外语。
那时尽管小，还是隐约觉得，世界语涉及的不只是语言的统一，想想看，我们村里的人说话和邻村就不太一样，只不过隔了一条河，但邻村属于另外一个县，每个县都有自己的口音。口音不同，心理上就有了距离感，他们是他们，我们是我们，他们和我们总归是不大一样。再大点接触到其他地区的人，发现和我们地区的口音很是不同，和这种不同相比，同县的不同公社的口音就谈不上什么差异了。大学时在天津读书，同学来自五湖四海，口音千奇百怪，对语言、地域和文化心理之间的关系有了更多的思考。譬如说，听天津人说话，总会联想到他们的饮食习惯，大麻花、狗不理包子、耳朵眼炸糕、煎饼果子、锅巴菜、贴饽饽熬鱼。天津话的味道比较重，比较粗，甚至有点俗，语音、语调给人的感觉，是天津人生活的节奏比较慢，慢吞吞，慢腾腾，冒着热气，不怎么讲究。
读过一些语言学的书，不过没有什么印象了。凭借生活中的印象，我觉得方言和地域有很大的关系，有什么样的的风土人情，就有什么样的语音语调。今天早上，乘坐公共汽车从北五环外到了西四环附近，把女儿送进那里的一个训练班。然后，我再乘车到了南五环外的一个旧书市场，途中花费了一个多小时。车开得很快，尽管自始至终行走在北京市区，但我还是觉得沿途的变化很多，甚至是飞速地变化着。从建筑到上车的乘客，从衣着到口音，都和我自以为是的北京愈来愈远。我所理解的北京，不过是海淀区，海淀区的中关村，中关村的高校，日常活动集中在这样的地带，久而久之，也就极大地限制了我心目中的北京图景。所以，听到石景山的人说话，我很难把他们和北京联系在一起。我并不排斥他们，相反，我很用心地倾听他们说话，察言观色，自觉的种种距离引发了更多的尊重。尊重又进一步扩大了心理上的距离感。
淘到一本崭新的《胡愈之与世界语》。不看书名我也知道，胡愈之是中国世界语运动的先行者，除了他，还有巴金和叶籁士。我感兴趣的，是胡愈之如何把世界语和中华民族结合起来。夏衍说，胡愈之是中华民族的脊梁，胡乔木说，胡愈之是终身为人民民主、民族解放和社会改革事业而英勇奋斗的革命家和思想家，陈原的“代序”里说，最难能可贵的是，胡愈之巧妙地将世界语的活动紧密地结合着时代的需要，坚定地跟上时代的步伐。以我之愚钝，觉得把二者结合起来很是困难，“巧妙地”结合更是不易了。胡愈之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1933年，提出“为中国的解放而用世界语”。陈原说，如果把解放一词作广义的理解，则这个口号甚至可以运用到更广阔的时空，例如思想解放，自由思考和开放政策的场面。我却狭隘地以为，大敌当前国将不国之时，保存民族的语言是头等大事。我们都学过都德的《最后一课》。1870年普法战争，普军侵入法境，一个法国小学校在敌人统治之下上着“最后一课”。为什么是“最后一课”呢？敌军占据后，学校将被接收，所以今天是法国自己的先生教书，明天是普国敌人的先生来教书了；今天教的是法文，明天教的是普鲁士文了；今天先生教小孩子爱法国，明天的先生要教小孩子爱普国，把侵略压迫他们的敌人认作仁慈的保护者了。先生很庄严地上完这“最后一课”，他心痛得要流下泪来，那些小孩子也激动得要流下泪来。
世界语运动的意义，在于它的乌托邦精神，人类需要乌托邦，我亦不例外。在旧历2007年末购买并阅读这本关于世界语的书，就是为了多一些乌托邦的精神。在1917年的《世界语发达之现势》中，胡愈之写到：“语言之不统一，往往引起种族之恶感，阻碍意志之沟通，其为害不可胜计。方今之世，文明大进，人类思想，已有渐趋统一之势。而用以代表思想之语言文字，却不能一致，不可谓非进化之障。故世界语之发生，犹之民主政治与社会主义之勃兴于近世，皆非出于偶然者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