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发现的承担者
——谈康城诗歌
冰儿
必要的时候重复一次
给人的感觉是停顿
而实际上你在内部从未停止
必要的时候放弃
安心等待建筑完成――
——《停顿》
一
在这里，必须分清两个层次：一，作为曾经体验的事物在写作中得以技艺地表达，它是次要的；另，对于康城来说，这致命的经验虽然与写作过程不可割裂地共生共灭，但诗中隐含着真正的创造与挽留——一种狂热状态下创造出的支离破碎的情感艺术。语言在这里仅仅作为一条条切割画面的断裂弯曲的线条，这线条直抵我们内心，以一种逼视的力量迫使我们的感官细胞与诗人处于等同对文化含义上的不满之中。我们不得不惊讶并且愉悦于这种语言运动的偶然性所带来的陌生。在一个一切运动为了回归的语境下，从一次内心风暴的狂乱开始，以死亡般的寂静作为结束。我们运动，一遍遍地运动，在广袤的原野上飞奔、冲撞，直到它们与一个个经历无数痛苦仍坚韧存活的词语精灵融为一体。在康城的《停顿》中，我们甚至不知道，这需要重复或放弃的到底是什么，也不知道是什么“在内部从未停止”，康城让我们看到的仅仅是处理语言经验的复杂性。同时暗示：一个真正诗人的任务并非表达感情，甚至不是处理感情的复杂性。在某种程度上，这首诗的语言甚至暴露出对情感的疏远。如果硬要说诗人在这里表达了什么，那么表达的也只是一种矛盾的情感。事实上，康城在这里已经被自己的创造所压倒，所吞没，完全融入其中。
是谁在黑暗中与梦幻般的生命本质激烈对话？是谁狂热地爱着这个怪异又单纯的世界并一次次对它产生置疑？是什么样的未知使得诗人如此矛盾、对抗和充满压抑的激情？是什么使他达到了正常人的感觉所达不到这样一种高度紧张的精神状态，使他得以洞视隐秘的感觉世界和常人所不知的心灵领域？这一切都不重要了。我们看到康城执意要走一条危险的诗歌道路：他写的是那些自己也无法判断的东西，他真正提供给我们的只是一些迟疑、闪烁、茫然运动着的词语的波纹，而他所埋下的种种未知的感受又加剧我们对生活和艺术充满渴望。我想，所谓的“诗人的人格”正是在这样一种看似无意义的为所欲为的写作状态下慢慢确立起来的。因为只有在这种背景下，诗人的写作才能达到非常的纯洁，才能对当下写作的观点、褒贬不屑一顾。诗人就是这样一种人：他具有对现实背后所有模棱两可、朦胧的事物的敏感性，他所创造的既是重大的，又是平凡的，既是崇高的，又是离奇的，或者说诗歌其实就是言说不能确定、无法说出的一切。（1）
二
可以说，诗歌中的任何幻想都是被允许的，不受惩罚的。与此相关联的是，在某种状态下，诗人是作为一个入世者和出世者同时存在的。在这一点上，诗歌的本质更接近道的本质。正像康城所说的：“诗人就是道家所说的‘真人’，我愿意这样来看待诗人”。因此，康城诗歌的语言处处渗透着一种现实和想象互相融汇的真实。在这里，我们有必要谈谈“美”和“灵魂”这两个词语，虽然由于过多的滥用，它们已经在大部分诗人的词汇中失效了。但在康城的诗中是例外。美和灵魂在他的诗歌中作为一种精神气质的渗透，已经成为他诗歌语言的特殊标签。康城让每一个词语都作为跳跃于文字音乐中的小灵魂存活于他的语言中。“比蝴蝶更低的是花朵”，面对这样的语言，我情不自禁想提问，或者想作出回答。我看见风，看见云，感觉到尘埃在阳光下漂浮，感觉到小昆虫在露珠上啜饮。在这里，蝴蝶有种优雅、稍纵即逝的特质。我想，再没有比它更适合比喻那种短暂的欢愉，比喻难以把握、无法言说的美好事物的词汇了。这样的语言只能属于康城，不仅因为他和大部分写作者因为实际体验的不同，更是由于表达方式的殊异。自始至终，弥漫在他诗歌语言空间那种疼痛、恍惚、令人窒息的颤抖，无一不与他发现式的写作理念相关。我深信康城在这样尝试变化的过程中，一定感受到了差异写作的欢愉。
一根白色水管的梦延伸到月球
泛滥的词汇，不能达到目标
花朵的可能越来越少
被高速公路的休息站
或者其它电器的名字代替
有时它醒来，认不出自己
拉上窗帘，阻止光线对我们判断产生影响
惊讶越来越低
低到只剩下花朵
由此它们被取消
——《比蝴蝶更低的是花朵》
在康城的《比蝴蝶更低的是花朵》中，他将一个个情节非情节化，将情节之间的关联特性减弱到最低限度，使得每一节都产生新的意味。也就是说，这首诗里没有一条明显的主线，我们所看到的各个片断已经不再完整，甚至面目全非了。但正因如此，我们得以深入事物内部展开联想，放纵个体激情越来越微妙地渗入到语言自身的现实中。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和作者做了同样地一件事情：创造了一个新的天地，并且认真而虔诚地对待它，在其中融入自己的向往。
可以明显感受到，这里的白色水管、休息站、电器、花朵这些词语似乎与每段情节都有距离，但它们又各自承担着什么，甚至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多。诗歌的最大功能应该归结于此：它永远是为了追求和产生更多的诗歌。“诗歌作为一种被体验到的现实，它不仅仅是对外部世界幻想的、颠倒的反应，它实质上是对新的现实——想象的，幻想的现实的建造（理解，创造）”（2）。“惊讶越来越低/低到只剩下花朵/由此它们被取消”。康城在这里揭示了写作的技术奥秘，产生一种新的可能，即语言可以离开思想的世界非常之远，仅仅是作为一种迷醉的热情，一种语言隐士幻想下的坦诚和狂喜。诗人在此刻不仅仅是一个艺术家了，而且自身也成为了艺术。在他的身上呈现出整个自然界的艺术气质。
不难看出，这是一篇充满幻觉的作品，从月球到街边小摊，从水管到花朵，无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语言之间都呈现出巨大的跳跃能力，它们囊括了一切时间的渊蔽，表现出特别的深度和敏锐性。我愿意承认史蒂文森的说法，他认为文学作品所使用文字的含义将会超越原先预期的使用目的。“文字的功用就是针对日常生活的迎来送往的，只不过诗人多少让这些文字成了魔术。”而博尔赫斯将他的理论做了进一步的延伸。他说，“文字的起源是魔术，而且文字也经由诗歌产生了魔力。”（3）那么，按照他的说法，当我们面对“惊讶越来越低/低到只剩下花朵”这样的语言，当我们面对这样渗入骨髓的惊讶、赞叹、感激被诗人赋予魔术般神奇的文字时，我们不得不再次承认从康城的诗歌语言中所感受到的令人不容置疑的真实。
毫无疑问，这是一种一开始就趋向于自觉的写作，即带着应有的诗歌抱负的写作。康城将美和灵魂这两者有效的粘贴在一起，与他敏锐的性格相结合，使得他的诗歌呈现更为复杂。但康城身上生来的傲骨，不苟同的为人原则也使得他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处处做到与人打成一片的一团和气。同时他性格中的坦诚、纯真又促成了他诗歌语言的纯粹、语境的神秘和气息的安宁。在他看来，语言是诗歌现实的在场，甚至是唯一的。语言在他的作品中既是人的现实，也是生存的现实。他愿意用诗歌去承担：既是对他人和自己的承担，更是对当代生存复杂性的承担。
三
如果说康城的诗歌存在着前后的分期（2004年以前和2004年以后），那么他2004年4月下旬写的《与非门》为这种变化提供了实质性的依据。即从语言（文本）经验逐渐过渡到生活（身体）经验。从《与非门》开始，康城明显消弱了早期对语言巫术般的迷恋，而更注重语言在内心思辨中延伸出去的场景和抵达生活的深度和广度。这种变化使得他的诗歌在表达方式上更加多样性、更加尖锐，在题材的处理上，视野也更加开阔。
从耳朵到脑，一段程序
死亡不是最大的距离
无数的二极管在路上
信息和判断只能单方向通行
如果例外，那是
强大的电流冲垮
身体不顾一切地崩溃
——《与非门》
真正的诗歌就是这样，它是一枚金属银针，扎穿表象肤浅、僵硬的皮肤，使得我们早已麻木的阅读神经被刺疼，感到惊讶、震颤、哑口无言。面对这样的语言，我们必须张大全身的毛孔，密切注视着猛然逼近的针管——一经与我们的视觉神经相接触，那种巨大的战栗使得我们柔弱敏感的心灵几近崩溃。无论对于诗人本身还是对于我们的阅读，它们都是这样尖锐、震撼人心。我更愿意这样来理解优秀的诗歌语言：它是一种照亮，一种洞悉，一种彻悟，一种精神和灵魂的锋芒，甚至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或突然的提升。它在带给诗人和读者真实的欢乐和痛苦的同时，赋予诗歌独特的品质和价值。这使我想起爱尔兰诗人希尼论述西尔维娅·普拉斯的文章。他写道：“诗人需要超越自我以达到一种超于自传的声音，而事情如此发生时，在诗性言说的层面上，声音和意义像波涛一样从语言中涌出，在那如今比个人所能期望的更为强劲和深邃的形式之上，传达出个人的语言。”这段话的意思也就是说，真正的诗歌只有达到了一种自我遗忘，一种自觉意识冷却下来的质感，才具有更大程度上的可能性和意义。
时间和电流不可逆转
在二极管面前
无限复杂的画面留下最后一幅
无数的判断没有实现
通过酒的隧道
我越过了与非这道门。
我发现康城的热烈和激情总是隐藏在貌似冰冷的语言外衣下。如在《与非门》中，整首诗的语调越到后面越趋于平缓。一种回忆中燃烧的场景被理性而热烈地呈现，二极管和程序所呈现的冷漠被“电流”轻易化解，冲垮，一种微妙的平衡在安静的创造中得以顺延，诗人在冷静的艺术中提炼出一种莫名的超越感。我们也跟随诗人在一种狂喜的幸福和类似感恩的冲动中到达另一片惊讶和完全陌生的天地。康城的《与非门》也像他的其它大部分诗歌一样，弥漫着程序、二极管、电流、稿纸、白色、隧道等冰冷而锐利，冷静而热烈的语言意象。它们在诗人的转换下承受着生活全部的重量，化解诗人精神庞杂错杂的纠葛关系。相信很多人面对《与非门》这样的标题有点无所适从（据他本人讲），“与”在计算机语言中表示肯定的意思，相当于现代汉语的“是”。那么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康城对词语的选择，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在诗歌中始终保持着一种对生活怀疑、困惑的态度。在这里，词语的敏感度被再次唤醒，这种引人震撼的源泉来自康城始终面对现实，复苏虚构，游曳在真实与虚幻之间的诗歌语言。“越过了与非这道门”实际上是诗歌面对生活的一种姿态：诗歌定义同时否定一切。
四
显然，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诗歌创造比起其它任何一种人类活动更能揭示个性对世界观察的独特性和诸如激情、直觉、灵感等一些独具一格的特点。在康城的诗歌中，由于他将敏锐而单纯的性格淋漓尽致地纳入到写作中，使得我们在这些作品中见到更多人性的力量、一种历史与精神的力量；使得他的每一首诗甚至每一个句子都承担更多的现实。但与此同时，这些来自最隐蔽处的声音正是他精神的特殊渴求。是一种来自血液的声音。也是他作为一个现代诗人的自尊：始终保护那颗在开放中敏感的灵魂。以此体现作为一个真正诗人的艺术良知。这与他因固执与高傲不愿妥协于现实场景的性格是一致的。作为他的好友，在支持他处世和创作观点的同时，我也深信这些作品在不久或者相距甚远的未来时代会被不断补充新的意义，新的内涵的可能性和必然性。
康城的写作区别于当下大部分“功成名就的诗人”之处，在于他重在为内心的渴求而写作，为了体会那种分娩语言的痛苦和新生、壮大的奇妙喜悦，为了灵魂在瞬间被擦亮，带着一种强烈地突然性唤醒的内心光明，艰难而执着地与另一个灵魂（诗歌的灵魂）相认而写作。
这与当下一些在各种场合大谈“专业写作”和“进入历史”的诗人截然相反。“虽然，一个诗人能否进入历史的问题始终存在，但能否进入历史，关键是看作品是否如巴赫金所言具有那种‘在长远的时间之中，是否具有进一步对话的可能’。但大部分写作者考虑的其实只是占据诗史的位置，他们的发言只是一种道貌岸然的自我推销术，其真实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现代诗的健康发展，他们的心思很可能已不在诗上，而是出于一种私心，让自己进入主流话语，获得某种话语权势，他们想做的，仅仅是借助汉诗这个工具来达到一个位置。像一个成功的商人那样在文化市场上推销自己的作品，使得社会炒作和艺术创作不可割裂地联系在一起了。”（4）。我想，没有比这种表述更深刻，更准确的了。如果说诗歌是眼睛的发现，那么，有什么样的心灵，才有什么样的眼睛。面对康城的诗歌，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他是那类诗人。他注定要作为那种在神秘和汹涌的语言暗流中默默的发现者、担当者而存在。我想，一个诗人真正具备了这种品质，那么什么力量也无法阻止他成为一个杰出甚至是伟大的诗人了。
最后，我愿意引述两则历史事实来祝福和眺望康城和他的诗歌：一，无论是莎士比亚还是他的同时代人，都不了解我们如今所了解的那个“伟大的莎士比亚”。二，古希腊人不知道关于自己最大的一件事，即他们是古希腊人，但他们从未这样称呼自己。（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