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万别硬着来
张飞滥用强权酿横祸
从本质上说，管人主要源于被作用对象的畏惧心理。但是，人的心理都有一个承受能力，如果用权过猛，超过了管理对象的承受能力，权力的作用反而会大打折扣，甚至适得其反。管理心理学研究表明，任何人对压力的心理承受能力都是有限度的，领导者对下属的压力过度，很容易使下属产生恐惧、愤怒、焦虑情绪和攻击、反抗行为。
张飞作战勇猛，武艺高强，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可他并不是战死在沙场上，而却死在自己部将的手上。
他有一个致命的缺点，便是对待部下过于严厉，小有过失，便重加鞭挞，因此，将士人人都怀恐惧之心，他也终因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关于他的死，史书记载十分简略，《三国演义》却有详细的描述，虽然是小说家言，却也有一定的历史真实性。
据说关羽死后，张飞痛不欲生，终日醉酒度日，他喝醉了之后，心情更加恶劣了，对身边的人动辄加以鞭挞，有的被鞭打致死。他主动请兵讨伐东吴，为关羽报仇，出师之日，刘备警告他说：“我知道你的老毛病，一喝了酒便要发脾气，随便打人，打了后又将他们依旧留在身边，这可是取祸之道呀！从今以后，你一定要以宽容为怀，改一改你的毛病！”
张飞将刘备的话当耳边风，回到军中之后，命令部将三天之内制办白旗白甲，三军挂孝伐吴。帐下两位未将范疆、张达说：“三天时间太少，请宽限几日！”这本是实情，张飞却勃然大怒说：“你们竟敢违反我的将令！”将两人绑在树上，各鞭打五十，并严令道：“明天一定要备齐，若超过时限，就将你二人斩首示众！”
两人被打得鲜血淋漓，满肚怨气，连夜回营商量对策。范疆说：“此人性如烈火，明天要是备不齐，咱俩的命是保不住了！”张达说：“与其他杀了咱们，倒不如咱们杀了他！”
当晚张飞在帐中又同校尉们饮酒，喝的酩酊大醉，卧于帐中。范疆、张达二人半夜里各怀短刀，潜入帐中，闻得张飞鼾声如雷，便以短刀刺入腹中，杀死张飞，夜投东吴去了。
有些领导者在给下属下达任务时，经常不考虑实际情况。任务指标和时间要求往往搞得很高很紧，有的甚至还明确规定如果不能按时完成任务就要如何如何。他们满以为这样一来下属就会努力奋战，按时完成任务，殊不知，他们这样做恰恰让下属看到了自己的昏庸专断，还会对上级产生轻蔑乃至憎恨的情绪。
张飞被杀的深刻教训告诫人们：作为领导者千万不要过分迷恋和依赖强权。在领导工作中，一要尊重下属。要学会理解人，以宽容为怀。要努力与下属建立互相尊重、互相信任的关系。这样，行使权力才有坚实可靠的基础。二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原则。要充分考虑下属的实际承受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对下属的要求不要太高，给下属的压力也不要过大。三要慎重采用强制手段。采用强制手段为不得已，在采用此法时，要尽可能争取多数人的理解和认同，同时还要对某些下属给予个别关怀。四要慎重惩罚下属。惩罚下属时，要特别注意弄清事实真相，把握惩处的时机和力度。千万不要因一时发怒而惩罚下属，更不要“法外加刑”。像张飞那样仅凭个人的喜怒好恶来惩罚人是万万不可取的。
有些领导喜欢仰仗权力，采取强硬手段来压制下属，口口声声说：“我说这么做就这么做”，不厌其烦地一再向人们显示自己的权力，不但不能使下属信服，而且蛮横、高压的利用权力，还会引起下属的反对，虽然有时只是“敢怒而不敢言”。
在前苏联一次政府会议上，赫鲁晓夫声色俱厉地指责斯大林的错误。突然听众席上有人打断了他的讲话：”你当时也是斯大林的同事，为什么你当时不阻止他，而现在才大侃特侃呢？”
“谁在这样问？”赫鲁晓夫怒吼道。
会议厅里立刻安静下来，没有一个人敢出声。
最后，赫鲁晓夫轻声地说：“现在你该明白为什么了吧？”
一些领导者比较迷信权力的力量，往往喜欢用强制命令的手段，而且动辄就对下属进行指责、训斥。表面看来，经他这么一调教，下属们都老老实实、服服帖帖地听从他的号令了，但实际上却早已埋下了不满的种子。如果这种强权发展到了极端，就会遭到下属们团结一致的反抗，到那时，这些做领导的就会成为众叛亲离的孤家寡人。
权力并非万能钥匙，如果经常把权力放在手上，当作一个鞭子，一把尚方宝剑使用，就会像古代不可一世的统治者一样，不会收到什么好结果，最终可能会反受其累，使自己丧失威信。而学会放下手中的权力，则有助于建立自己的威信。
威信比权力更重要。聪明的领导人很少会像中国古代的专制皇帝一样，随心所欲，信奉权力至上，而是在自己务实的日常工作中，通过一点一滴的积累，通过自己能力的发挥，以成绩说理，通过自己良好的品德风范，逐步在下属中建立自己的威信。不讲方式地随意使用领导权力，只会使领导者失去威信。自然，而巧妙地使用权力，建立自己的领导威信，则会使自己获得下属的信任支持，也是作为一个领导开展工作的强大后盾。
做不到的，先放下
刘秀行仁政柔道治天下
柔能克刚，是中国人处世的坚定信念。
以柔胜刚，是中国人处世的理想境界。
柔中含刚，刚中存柔，刚柔相济，不偏不倚，才是中国人处世的精髓所在。关于这一精妙的处世技巧，则应以道教的阴阳太极表现得最为形象。在一个浑圆之中，一条白色的阳鱼和一条黑色的阴鱼，首尾相抱，互相纠结，浑融婉转，无始无终，无头无尾。最妙的是阴鱼当中有阳眼，阳鱼当中有阴眼，相互包容，相互蕴含，相互激发，相互转化而又相互促生。当我们凝神谛视这个小小的太极图时，我们不得不承认它蕴含了宇宙中的至理，当然包括也我们处理人事的最高准则。
但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之中，刚者居多，柔者居少，这无疑是人性的一些弱点诸如贪婪、暴躁、逞一时之快、急功近利、目光短浅等等所激化出来的结果，倘若能以柔为主，寓刚于柔，即我们常说的“柔道”来处世，那么无疑将比“刚道”更加行之有效，其事半功倍、为利久远之特点，是“刚道”所远为不及的。历史上就有许多以“柔道”处世，以“柔道”治国而成功的事例。
光武帝以“柔道”治天下，宽松而非放任，柔和而非软弱。其在位其间，实行的开明政策，不谋求重大政绩，但求朝野相安无事，百姓各安其职，手下重臣也得以善始善终，于不经意间创造出了令人神往的中兴盛世。这无不体现了其高超的用权、驭人艺术。
建武十七年（41）十月，秋高气爽，年已47岁的刘秀又回到故乡章陵县，祭扫父母坟茔。办完了事，设宴招待本族父老兄弟及左邻右舍。几位老妈妈酒喝得满脸通红，坐在一起兴致勃勃地议论着刘秀起兵前的情景，感慨万端地说：“文叔（刘秀的字）小时候跟个大姑娘似的，既老实，又柔顺，从不跟人发脾气，以后却得天下做了大皇帝，真想不到哪！”话传到刘秀的耳朵里，他回过头笑着回答：“我不但用柔道得天下，还要用柔道治天下呢！”
在东汉王朝的建立中，跟随光武帝打天下的将帅们，位高权重。他们既是王朝的辅佐，又是潜在的威胁。刘秀深知，开国功臣的“坐大”，将会对皇权构成严重威胁，信任、劝诫与感化只是权宜之计。根本的措施还在于解除功臣们的实权，即“退功臣，而进文吏。”其在实施这一策略时很注重分寸，先是“帝在兵间久，厌武事。”“不欲功臣，拥众京师。”邓禹、贾复等开国元勋洞察上意，“知帝僵干戈，修文德”，于是交出兵权。刘秀解除大将兵权时先是启发诱导，促其心领神会，自觉交出。继而以关怀仁爱之心、保全功臣晚节相规劝，真可谓名正言顺，既冠冕堂皇，又不失和气。
刘秀在解除了功臣的实权之后，仍不忘旧情，不时地赏赐可观的封地、民户和钱帛给功臣；对于已衣锦还乡不再参与朝政的诸侯，也时常派官员去慰问，并把异域朝贡的珍奇瑰宝、甘鲜美味分赐给这些离职的功臣宿将，使其颐养天年，沐浴龙恩。在中国历史上，往往是“高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灭，谋臣亡”，但惟东汉的开国功臣皆得善终，就这一点，就足以说明刘秀“柔道”治国的可取性。
刘秀长于民间，知道稼穑的艰难和百姓的疾苦，因此，做了皇帝后，能务用安静，轻徭薄赋，平时穿的是未经染色的原布衣服。不听令人颓废的靡靡之音；不玩使人丧志的珠玉宝器。刘秀倡导节俭，首先从自己的饮食上做起。
东汉朝廷建立后，各郡国仍按以往的习俗，不时向朝廷贡奉地方特产和珍奇美味，虽一再劝阻，一些人还是不听。刘秀生气了，于建武十三年（公元27）正月下了一道特别诏书，强调说；“往年已敕令各郡国，不得敬献异味，可一些官员还是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这不知打扰了多少穷苦百姓，花费了多少国家银钱。现明确规定：太官府对各郡国送来的异味，一律不许接收，敢于违犯禁令者予以严惩。”此举果然刹住了这股向朝廷送礼的歪风。
经过长期社会动乱与战争，广大百姓迫切需要有一个安宁的生活环境。刘秀顺应百姓心意，采取积极措施，废除了王莽时代繁琐苛刻法律，恢复汉初轻法宽刑制度，努力营造出一个“务用安静”的社会气氛。
建武二年三月，刚刚称帝不久的刘秀发布诏令说：“监狱里面关押着许多含冤负屈的闪犯，这是因为采用的刑罚太严酷了，朕甚怜悯。孔子说：‘刑罚不适当，人民就会无所措手足。’现责令中二千石，诸大夫、博士、议郎们会同努力，尽快制定出一个如何省减刑法的议案。”
第二年七月。刘秀又颁布诏书，明确规定：六百石以下的基层官员犯了罪。应先向上司请示后再进行处理：八十岁以上、九十岁以下的男子以及妇女协同犯了罪的，只要不是逆伦绝理的罪或诏书明确规定而必须逮捕的都不得随便系狱：案子尚未查明的要赶快查明。不得久久拖延；已经判刑的女犯可以出一点钱保释回家，让她们用上山伐木的方式代替服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