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路距离迂回较多，一则是因为黄河略呈直角型的弯曲延伸了长度，再则黄河故道主流在北河参见禾子（谭其骧）《北河》（载《中华文史论丛》第六辑，中华书局1965年，第180，214页）一文认为北河长时间是黄河的经流，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明末清初才发生改变。清代前期，南河由支流变为经流，而北河逐渐湮塞为支流——乌加河。因此，元代黄河的主河道仍在今乌加河。，不在南河，一定程度上又加长了距离，以至于水旱两路之差高达300多里。
两条迂直不同的线路最终交汇点的屯田故城理论上也应位于今内蒙、宁夏两省的沿黄交界地区。考诸史籍，《嘉靖宁夏新志》载“塔塔里城，唐郭元振以西城无援，安丰势孤，置安远镇。此盖安丰镇城也。元为塔塔里千户所居，今黑山北，去城二百里”［明］胡汝砺编，管律重修，陈明猷校勘《嘉靖宁夏新志》卷二《宁夏总镇·古迹》，第175页。《元史》则提到“（至元）二十一年，遣塔塔里千户所管军人九百五十八户屯田，为田一千四百九十八顷三十三亩”《元史》卷一〇〇《兵三·屯田》“宁夏等处新附军万户府屯田”条，第2569页。至元二十一年新立之塔塔里屯田当属宁夏新附军屯田的组成部分，规模很大。对比宁夏平原其他屯田的位置，无疑塔塔里屯田应置于宁夏平原的北部。该处屯田后于1318年经过调整，另立塔塔里屯田万户府统辖，随之屯田中心也迁至新安州立屯。《元史》和《经世大典》的记载不同，也引起了不同的见解。王颋先生认为“西安州”为“新安州”之误的判断基本准确，唯未能注意到塔塔里屯田位置迁移变化的过程，径以新附军屯田析出之塔塔里屯田为屯田万户府的主张似不确。《经世大典·序录》在此有误的原因在于《大典》成书于1331年，其所载宁夏新附军屯田、塔塔里屯田两万户府之事的问题当属前后混为一谈之故。
其五、纳怜平远仓应为1289年设立的纳兰不剌仓。两仓名之不同是为汉字译写有异，除此之外，黄河沿岸再无其他地点与之相合，这是由其地理位置的特性所决定的。纳怜平远仓位于“西即经行要冲”；纳兰不剌仓又被描述为“宁夏府粮船顺流而下，易于交卸；忙安仓粮虽是泝流，亦得其便。迤北孔居烈里、火阿寒塔儿海里、镇海等处住冬军人及和林送粮俱近”。所谓“孔居烈”、“称海”等处俱在漠北，纳兰不剌仓正好处于黄河沿岸与漠北交通的十字路口，它沿河上下连接宁夏（中兴）与东胜州，又可经北方山口（阴山诸山口）直达漠北。纳怜仓或纳兰不剌仓的位置必须服从于黄河近岸及阴山山口以南这两个条件。结合上述分析，纳怜仓（纳兰不剌仓）应在今狼山以南的黄河近岸；而狼山诸口中著名的高阙口可能性最大。
明人对塔滩的记载也不仅见于《明实录》，张雨《边政考》亦提供了部分线索。该书《北虏河套》卷载：
（1）河外：东北自宣大界起，至西北贺兰山头止，南离黄河甚远。禅水海子、忽力干秃、车车忽都、革鲁察罕、哈剌秃罕、八剌浑都、客儿卜剌、红寺儿口、里足吉口、也可卜剌、兀剌卜剌、里赢山口、阿祝剌、好来口、把沙口、赤确口、生花口、折子口、塔滩山、沙子口、台卜剌、石崖山、李风口、速麦都、失剌哈答、马阴山、杨山、察罕那革吉、高阙山、小小可可必、赤剌哈山口、陶山。
（2）河外，东北自东胜州起至西北贺兰山止，沿河一带：东胜州、拦马墙、风史峪、红山儿、石山儿、忙合仓、八剌树、筹孩站、梧桐树、神木海子、革足结站、也可卜剌、瑶车儿树、石嘴儿山、沙井、界井、朵迷岔口寺、麦你乾渠口、红柳树、哈剌卜花渠口、叉罕虎客儿。［明］张雨《全陕边政考》卷七《北虏河套·山川表》，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丛书第一集明嘉靖刻本。
“河外”（河套黄河以北）部分第（1）条史料从大方向上自东向西罗列了32个地名，情况较为复杂，既有蒙古语地名，也有汉文地名，同时夹杂秦汉时代古地名。其中的11个为“某某口”，6个山名，4个尾部是“卜剌”。卜剌，为蒙古语“Bulak”，是“泉”、“江”的意思。《边政考》所列地名包括了山口、山峰和河流、泉水、湖泊的一系列名称。第二条史料所载从东到西沿黄河分布的地名中却有革足结站、也可卜剌，与第一条史料中里足吉站、也可卜剌名称相同。于是，塔滩山所在地名系列的“东北自宣大界起，至西北贺兰山头止，南离黄河甚远”与“东北自东胜州起至西北贺兰山止，沿河一带”的说法相对于黄河的距离上有矛盾。解决这些抵牾将有助于更加明确地判定塔滩具体方位。
与黄河的位置关系上，笔者认为黄河以北地区地貌除了后套平原之外，全为阴山山系的山地所环绕，山河关联紧密，范围有限。两种山川记录中的部分相同之处正是山河连接最为切近之地，因此，不能完全刻舟求剑于“南离黄河甚远”、“沿河一带”说法的歧异之处。
其一，材料（1）河外山川中的大部分地名不在黄河岸边，再加上包括了东起宣府、大同边界的许多山川名称，“南离黄河甚远”总体上并不错。
其二，从两者的共同点上显示出第一条记录是沿着从东北到西南再折向西北的方式记载，整条记录地名的最南端已经接近黄河岸边，从而与“沿河一带”部分地名相重合。
将这一结合部放在地理实境中观察，正在今乌拉山及山南黄河一线。红寺儿口、里足吉口、也可卜剌、兀剌卜剌与神木海子、革足结站、也可卜剌、瑶车儿树、石嘴儿山这两列地名实际上就是在乌拉山东侧相汇合，其后往西沿乌拉山西北方向和乌拉山前黄河沿线分别叙述的。也可卜剌应为昆都仑河；里足吉口（革足结站）就应当在今乌拉山地区。石嘴儿山当指乌拉山西头黄河拐弯处的乌拉特前旗西山嘴镇。如此一来，兀剌卜剌所对应的就成了乌拉山北麓的舍忒河。这里需要说明一下，兀剌卜剌与舍忒河名称上似无联系，但舍忒河发源的敖西喜山，西与赤城山（五蓝拜星）相连，且舍忒河流经赤城山下，所以兀剌卜剌之名很可能受赤城山影响注：因为把兀剌另译为乌兰（红色）和乌拉（山）均有合理的解释。
此外，据《明实录》永乐十年（1412）正月载：“察罕歹，本鞑靼人，初为宁夏中护卫小旗，同都指挥毛哈剌等迯居塔滩山。至是率贼党至红山站及察罕脑儿之地，杀掠居民”《明太宗实录》卷一二四，永乐十年正月，第1559页。察罕歹、毛哈剌叛明后躲藏的地方——塔滩山当是与红山站相近的湖泊，应为郭守敬提到的“查泊”［元］苏天爵撰辑，姚景安点校《元朝名臣事略》卷九中曾提及郭守敬“（至元）二年，授都水少监。公言，向自中兴还，特命众顺河而下，四昼夜至东胜，可通漕运。及见查泊、乌梁海古渠甚多，可为修理。”第193页。宣德九年（1434）十月，甘肃总兵官刘广奏称“阿鲁台与失捏干只余人马三千徙居母剌山、察罕脑剌等处”《明宣宗实录》卷一一三，宣德九年十月，第2545页。《明史·鞑靼传》所载略同。，证明了这个察罕脑儿的地名与鄂尔多斯高原南缘的察罕脑儿无涉。《嘉庆重修一统志》载“插汉泉，在（乌拉特）旗西北五十五里”，就是郭守敬所说的“查泊”，地在黄河以北。总体上讲，诸如母剌山、塔滩山、察罕脑儿（或作查泊）都应当是黄河以北的地名，其分布范围往东不应超出今昆都仑河。
因之，明初塔滩（包括塔滩里、塔塔里等异称）位于今后套平原，即乌加河以北、阴山脚下的黄河冲积平原上。它就是西夏时期的斡罗孩、元代的兀剌海路。元代在此曾置有塔塔里军民屯田万户府，该万户府至元末尚存参见穆朝庆、任崇岳《〈大元赠敦武校尉军民万户府百夫长唐兀公碑铭〉笺注》，载《宁夏社会科学》1987年第1期；张相梅《河南濮阳元代唐兀公碑》，载《中原文物》1996年第3期；朱绍侯《〈述善集〉选注（二篇）》，载《史学月刊》2000年第4期等。它既是元代黄河中游主要的屯田之地，又当南来北往、东西交通的要冲，位置十分重要。明初，塔滩成为北元残余的主要居处地之一。
三、塔滩地名溯源
既然塔滩地区的位置大体确定，那么明初何以有这种不同寻常的叫法值得进一步探究。元代朱思本曾说过，“自洮水与河合，又东北流，过达达地，凡八百余里；过丰州、西受降城，折而正东流；过达达地、古天德军、中受降城、东受降城，凡七百余里；折而正南流，过大同路云内州、东胜州与黑河合”
《元史》卷六三《地理志·河源附录》。朱思本所谓“达达地”的范围更加广阔，涵盖了所有后套之地。换句话说，就是把宁夏东北沿黄河直到东胜州的地区泛称为“达达地”。这一带地方无论是在西夏时期，还是在蒙元时代除了元朝迁入的蒙古人之外，主要就是所谓“鞑靼”（Tatar）民族。
早在唐末五代，阴山地区广泛分布着鞑靼人，其族源构成极为复杂，同样包括汉族在内的鞑靼周边民族对他们的称呼也很多，曾有达怛、达鞑、达勒、塔鞑、塔坦、达坦、塔塔、达旦、达塔等等多种译写。需要注意的是众多译称中的塔坦，张久和认为属于宋元时期对Tatar的-r收音作-n的个别译例。这一问题张久和作过详尽讨论，其说见《关于达怛的名称、族属问题》，《黑龙江民族丛刊》1999年第1期。于是，鞑靼、塔坦、塔滩、塔滩里、塔塔里就是同一个读音。《元史》在提到宁夏地区屯田时曾有“（世祖至元）二十一年，遣塔塔里千户所管军人九百五十八户屯田，为田一千四百九十八顷三十三亩”《元史》卷一〇〇《兵三·屯田·甘肃等处行中书省所辖军民屯田》中之“宁夏等处新附军万户府屯田”条，第2569页。反映了元朝时仍在使用与塔滩类似的说法称呼这一地区，而且还在本地设立了千户所。既然像塔塔、鞑靼这一类的叫法在整个元代都是存在的，那么，塔坦或塔滩之名沿袭至明初也是顺理成章的。考虑到明代中叶起又把东蒙古人统称为“鞑靼”，所以本文牵涉到的鞑靼和塔滩均应限定在阴山周边地区，被看作一个地理概念。事实上，在明人眼中，“塔滩”并不一定仅限于塔滩山一带。本文倾向于不妨将塔滩扩大理解为东胜卫以西整个阴山山系及其山前平原，还包含了宁夏贺兰山以北的塞外之地，一语蔽之，即元代朱思本所说的“达达地”。明初北伐战争兵锋所及到达了这一地区，北元丧失河套更将塔滩暴露在明人边境之前，塔滩蒙古与明的接触不可避免。
第二节洪武——永乐朝塔滩蒙古与明朝的关系
一、洪武朝“塔滩”蒙古与明朝的关系
洪武朝延续了31年（1368~1399），在河套地区，如果从开拓疆土、巩固边防的角度，可以把这一时段分作前后两个阶段。至于这一分界点的选择，应以洪武十一年（1378）为宜。从洪武二年（1369）明军攻入陕西到洪武十年（1377）之间，明军与北元残余力量在本地区展开了较长时间的争夺，当然这一时期实际上也是明朝在河套地区控制逐步加强的过程。而从洪武十一年起，以塞王（秦王、晋王）就藩为标志，明朝在北边的统治进入制度化的巩固调整时期，河套边境地区相对平静的面貌构成了洪武朝中后期宁夏到大同一带北边边境的主要特点。
1.洪武朝早期明朝对塔滩的经略
洪武三年（1370）到洪武四年河套周边政治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必将对“塔滩”地区产生直接影响。这一年，元将扩廓帖木儿对兰州的反攻遭到严重失败，全军覆没，明军乘胜北进，攻占了宁夏府。从洪武三年年中到年末，明朝陕北的延安、绥德驻军不断出击，“杀获甚多”，包括参知政事脱火赤在内的一些残元势力投降明军。洪武三年年初东胜州落入明军手中，洪武四年年初东胜方面又有北元枢密都连帖木儿等投降明朝，其属部被编为五个千户所，归东胜州所辖。此时，在塔滩的西侧（宁夏）、东侧（东胜）、南侧（陕北）同时出现了明朝军事力量进逼的严重状况，塔滩受到的威胁空前增强。在这种环境中，与明朝的军力相比，塔滩蒙古人无疑难以相抗衡，决定塔滩地区地位变化与否的根本性因素反倒不在塔滩自身，而是取决于明朝的考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