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公共关系公司及其业务
现在世界公关行业排名前几位的都是国际型的大公共关系公司。当今世界最大的公共关系服务网络是美国的“世界传播集团公司（Worldcom Group）”，该网络由36个国家和地区的105个独立的公关服务机构组成，客户遍布美、欧、亚、非、中东及太平洋地区。
美国的“博雅公关公司”在全球32个国家设有62个办事机构。它也是最早“闯入”中国并成功地为麦当劳、西安杨森、亨氏、菲力普、莫力斯等企业及产品开展了一系列公关活动的跨国公关公司。
英国的“宣伟集团公司”目前在世界各地就有70多家附属公司、5000多个客户；美国爱德曼国际公共关系公司现有30多个分支机构和50个集团成员；美国伟达公关公司为北京“肯德基炸鸡店”开业典礼设计并实施了成效卓著的公关活动；日本东京伊努公关公司为美国特民科技发动机公司策划的“日本售后汽车配件非标准化”公关活动荣获1996年度世界公共关系金奖；新加坡MAGF公关公司是新加坡最大的独立公关咨询公司，尤其在财经传播领域独领风骚；芬兰Wasala传播公司是世界传播集团的分公司，在科技传播方面走在前列。
据《商业周刊》统计，1960年美国就有10万名公关从业人员和1350多家公关咨询公司。而《幸福》杂志也估计1967年美国公关私人从业者达11万人。美国舆论研究公司的一项研究发现，美国拥有50万美元以上资产的公司中85%设有公关部或者聘有公关顾问。这些公司为公共关系提供的全部预算每年超过了20亿美元。1984年，美国的公共关系从业人数已达13万人，其中有11万人是美国公关学会会员。
在20世纪90年代初，有关机构对世界公共关系市场作过调查，其数据显示，全球公关市场业务量每年增长率约为20%，其中欧洲市场业务量达到35%左右；亚洲市场业务量则高达100%；中国、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以及我国香港、台湾地区都属于在公关市场方面有着很大发展潜力的地方。
根据法国阳狮集团2004年12月6日发布的一份报告，到2011年，中国将超过英国和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广告市场。该集团总裁史蒂夫·金对纽约的媒体投资者说，中国的广告市场经过2003年18%的增长幅度，已达到90亿美元，其规模已与意大利广告业相当。据法国阳狮集团旗下的实力传播公司预计，6年内中国的广告支出将会翻一番，届时，比中国广告市场规模更大的就只有美国和日本了。
4.公关手段的变化和人才培养
随着公共关系事业的发展，公共关系也逐渐运用了最新科技手段，在工作方法上也有了新的变化，如大型电子计算机、通信卫星、Internet等都为公关工作提供了现代化的有效手段和方法。同时，公共关系也开始吸收传播学、行为科学、心理学、管理学、谈判学等学科的知识，以研究公众心理和公众舆论，策划公关项目和工程、协调组织的内外部关系。
1984年美国公共关系学者格伦宁和亨特经过调查发现，当时各种传播模式对各类组织都有影响。采用巴纳姆哗众取宠传播模式的组织约占15%；采用艾维·李单向传播模式的约占50%；采用伯内斯双向非对称型传播模式的约占20%；采用现代双向对称型传播模式的仅有15%。
另外，随着公共关系向广度和深度发展，社会不仅对公关人员的需求量在急剧增加，而且对其专业水平和素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1939年，莱克斯·哈罗博士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教育学院正式开设了公共关系课程。
1947年，波士顿大学开创了世界第一所公共关系学院，开始招收公共关系学本科生和硕士生。
1950年，日本电通社在每年夏天所举办的广告大学讲座中开始介绍公共关系。
1968年，英国公关顾问、著名公共关系专家弗兰克·杰弗金斯在英国开办了公共关系学校，讲授公共关系、广告和市场等方面的课程。
目前仅在美国就有400余所大学开设了公共关系课程，有近100所大学培养具有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的公关专业人才。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1996年度调查，美国马里兰大学和波士顿大学公共关系专业分别被美国新闻传播教育界人士和从业人员评为全美最佳公共关系专业。
中国公共关系的产生与发展
一、儒家思想中蕴涵的公共关系
古代中国，在几千年的经济发展历程中，已出现了大量包含在古代文明中的具有公共关系萌芽状态的思想和实践活动，一些典型意义的人物和史实，在公共关系产生的历史中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如尧帝时代出现的专管宣传君主旨令，传递百姓意见的“喉舌之官”；三国时的蜀汉政治家诸葛亮七擒七纵孟获，化敌为友；汉代的张骞出使西域，历经艰险，数次游说邻国抗击匈奴；唐代的李世民，以人为镜，纳谏如流；清朝的康熙和乾隆皇帝，微服私访，体察民情等等。尤其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军事活动中，著名的纵横家苏秦、张仪可以说是古代最典型的游说家。东周洛阳人苏秦凭自己三寸不烂之舌，奔波于山东六国之间，宣传自己对付秦国吞并的对策，力主“合纵”抗秦，最后终于说服了赵、齐、楚、魏、燕、韩六国的国君结成同盟。而魏国人张仪则依靠自己的如簧之舌，四处交游，宣传自己“连横”的主张，离间六国，拆散了合纵关系，瓦解了六国联合的政治军事同盟，为秦统一天下提供了条件。
明代的郑和，七次远航下西洋，历时28年，途径30余国，最南到爪哇，最北到达波斯湾和红海的麦加，最西到达非洲东岸——索马里摩加迪沙，比哥伦布的航行早半个世纪。郑和率领的船队，每到一地都以丝绸、瓷器等物品与当地的物产进行交换，扩大了中国在南洋各地的影响，促进了中国与亚非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郑和下西洋具有古代典型的国际公共关系活动特征。但是从严格意义上而言，这些只能是类似于现代公共关系的某些思想和活动，还不能称之为公共关系。对中国现代公共关系有着重大影响的，则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
1.民本思想
孔子提倡“修己以安百姓”、“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孟子继承前人的思想，提出了著名的“君轻民重”的观点，明确表明了他对民众的重视。他认为：“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指出民心的向背直接关系到政权的安危。他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主，君为轻。”认为“得天下者有道，得其民。”“得其民有道，得其心。”还认为“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以德服人，中心悦而诚也。”在孟子看来，政权的巩固、统治的稳定，取决于民。统治者要听取民众意见，体察民众心愿。这种重视民与官的关系的开明政治主张，对后世影响很大。如唐朝魏征与李世民论及民众与帝王的关系时，指出“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便是“君轻民重”思想的进一步发挥。
民本思想对现代公共关系的意义主要表现在政府公共关系和企业与市场上消费者的关系。通常所说的“得市场者得人心”就来源于孟子的“得天下者得人心”的民本思想。
2.仁爱思想
孔子曰：“仁者，人也”。他主张以“仁”为最高的道德标准，以“德”和“礼”治国。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他主张实行仁政、王道，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要统治者“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孔子提倡的“仁者爱人”的思想，要求庄重、宽厚、实信、节俭、谦逊、和谐，即“恭则不悔，宽则得众，信而人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民”。这种仁爱思想与现代公共关系中的沟通、协调、信用等有着一定的相似之处。
3.中和思想
中和思想包括中庸与人和两种思想。孔子提倡中庸，并视为最高美德。中庸的本质即“不偏之谓之中，不易之谓之庸。”这种与人相处的要求是：无过无极，掌握适度，不走极端。居安中和，做到恰如其分。孟子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著名思想，揭示了“人和”在天、地、人中最重要的关系原则。“人和”宣传的是人与人及组织之间的和睦相处，追求的是一种和谐一致的境界。
中庸思想对现代公共关系的意义在于：兼顾人际之间、组织之间、消费者与商家之间的和睦相处，求同存异，实现谅解合作及开拓进取，采取稳健言责，预防矛盾由非对抗性走向对抗性，减少社会摩擦，在一些人和事上不偏不倚等；人和思想则对现代公共关系及人们的行为影响最大。如“和为贵”、“和气生财”、“人和万事兴”等。
4.信义思想
孔子提出“言忠信，信笃敬。”即办事要言行一致，讲信用，不欺骗。“人无信不立”，“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他还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提倡重义轻利。信义思想还具体体现在一些经商格言中，如“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诚招天下客”、“买卖不成仁义在”、“童叟无欺、货真价实”等。
信义已成为中国的传统美德，它对现代公共关系的意义在于：组织的活动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和社会道德，做到言行一致、取信于民，处理好利润、金钱与道德的关系，以及利润与民众利益的关系，强调信用是企业的立足之本。
5.礼仪思想
礼仪是人们在长期社会交往活动中形成的行为规范与准则，它在中国人的言谈举止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礼之用，和为贵”，“不知礼，无以立”。我国劳动人民在大量的社会交往过程中形成和表现出的重道义、讲信用、重友谊、讲礼仪等传统美德，已经对其他国家和民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作用。作为礼仪之邦的中国，一些具体的礼节如用于祭祀的、殡葬的、结婚的、会见宾客的，以及军队的仪仗等礼节，代代相传，流传至今，影响国外。
作为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文化源泉，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至今还深深地影响着当代国人的思想和行为，其中有价值的、精华的传统文化将为中国公共关系的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产生深刻的、积极的影响。
中国公共关系的发端，虽然可以追溯到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如“仁爱”、“民本”、“中庸”、“信义”和“礼仪”等思想中去，但现代科学意义上的中国公共关系事业的引发和启动，乃是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推行改革开放政策的直接产物。
中国公共关系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引进与开创时期的公共关系；适应与发展时期的公共关系；竞争与专业分工时期的公共关系。
二、引进与开创时期的公共关系
这一时期是指1985年以前。
早在20世纪50年代，现代公共关系就在我国香港、台湾地区兴起。我国香港、台湾的一些大中型企业纷纷设立了公共关系部，并聘请受过专门训练的公共关系从业人员从事公共关系活动。在20世纪70年代，港台地区的公共关系实务已相当普遍，并达到了较高水平。
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号角的吹响，深圳、珠海、汕头等经济特区相继宣告成立，一批中外合资的酒店、宾馆先后在沿海和内地的一些重要城市落户。这些合资企业采用了国际规范的管理模式，导入了公共关系管理职能，并设置了相应的机构，如白天鹅宾馆、中国大酒店、花园酒店等设立了公关部。同时，一批直接来自于我国香港和海外的公关人员也受聘开始了在中国大陆的职业公关生涯，一批国内管理人员也陆续奔赴海外接受了期限不等的专业公关业务的培训与进修。
1984年左右，学成归来的专业人员逐步接替了我国香港和海外专业人员的位置，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国内职业公关队伍。与此同时，公共关系作为一种职业，在国内其他行业和领域也开始陆续出现。
1984年11月，广州白云山制药厂、广州东方宾馆率先在国营企业中成立了公共关系部，前者还每年拨出其产值的1%的资金约120万元作为“信誉投入”，从而开创了我国大陆企业开展公共关系的先河，其示范作用也是明显的。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从国营到集体，从餐饮到其他行业都先后成立了公共关系部。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许多跨国企业开始进入中国大陆市场，一些专业公关机构也纷纷抢滩中国市场。1984年10月，世界上第二大公共关系公司，美国的希尔·诺顿公司和伟达亚洲有限公司在北京设立了办事处；1985年8月，世界上最大的公共关系公司，美国博雅公司与中国新华通讯社所属的中国新闻发展公司达成协议，共同为在中国从事外贸的外国机构提供公共关系服务。1986年7月，中国新闻发展公司在北京成立了中国第一家专业公共关系公司，这就是中国环球公关公司，该公司于1987年9月受广西柳州牙膏厂委托，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新闻发布会，“第二代两面针”中草药牙膏的知名度得到极大提高。随之盈利性的公关职业机构和职业人员在各地纷纷涌现。同时，在学术研究、教育出版等领域，以文章、书籍、培训、讲座等形式涉足公共关系专业的现象也开始渐成热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