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部分置换。对地处黄金口岸，而又在承担运动竞赛和全民健身任务方面所占比重不大的体育场馆，可通过资产置换或转让，也可按实际净资产进行拍卖，资产置换和拍卖筹集的经费作为专项费用以支持体育事业的发展。
（2）部分转制。对有经营价值和潜力的体育场馆，实行本行业内部的单位整合或跨行业合并，将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具体方式可以先统一成立管理公司或相应的经济实体，在资产关系明确的基础上，管理公司采用委托经营的方式将场馆委托给体育协会或其他有经验的经营者经营管理，待条件成熟时，向股份制体育企业转变。
（3）部分维持。对暂不具备条件及部分一般性公共体育场所，以其分散的布局和较低的投入成本，后期进行维修费用也不高，可暂时维持现行管理方式加强内部管理，提高工作效益。也可采用其他合适的方式，如政府拨款或利用体育彩票公益金专项资金进行委托管理、划归社区管理或居民小区实行物业管理。
2.改变政府投资为主的财政投入模式，面向市场，吸引民间资金，建立多元化的投融资制度
长期以来，我国体育场馆采用较为单一的财政投入模式。由于投资决策者是政府官员，在决策中没有成本压力和追求利润的动机，受任期和升迁的影响，容易出现行为的短期化，在体育场馆建设中盲目攀比，搞政绩工程，导致投资决策失误、投资效率低下。同时，随着越来越多的体育场馆投入建设，资金压力也日益加大。民间资金的引入，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渠道。资料表明，我国民间资金已超过11万亿，但其投资总额不足总量的20%。若能激活民间资金，使其投资于体育场馆建设，将有助于改变长期以来我国体育场馆建设由财政投入的单一模式，缓解我国体育场馆建设的资金缺口问题，减轻沉重的财政负担。同时，由于民间资金产权明晰、追求经济效益的内在动力强，经营机制灵活，引入民间资金，还有利于提高体育场馆的投资效率、服务水平和管理水平。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我国投融资体制的市场取向逐渐明晰，2004年，国务院颁发了《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要放宽民间资本的投资领域，允许民间资本进入法律未禁入的城市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2005年，国务院出台《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中规定，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共用事业和基础设施领域。《2001～2010年体育改革与发展纲要》中明确指出，国家鼓励社会及个人投资兴建体育设施，并在土地使用、资金贷款等方面给予优惠政策。这些政策法规的出台，为民间资金投资体育场馆扫除了准入障碍，提供了制度保障。同时，随者我国经济发展，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体育消费意识不断增强，体育消费能力不断提高，为民间资金投资体育场馆奠定了良好的市场基础。可见，引入民间资金投资我国体育场馆已经具备了制度和市场方面的可行性。
然而，长期以来，体育场馆一直被视为公共产品，应由政府投资建设以体现公益性的观念，以及相关制度法规的不健全和不完善，使民间资金投资体育场馆设施仍然面临重重障碍。应创新观念，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提高民间资金投资体育场馆的积极性。
创新观念，确立民间资本的投资主体地位。前面的分析告诉我们，体育场馆设施具有准公共产品属性和可经营性，有一定的收费机制和资金流入，这种收费机制和资金流入正对应了民间资本的价值补偿要求，是民间资本投资的重要理由。
（1）政府部门应重新审视体育场馆设施的产品属性，正视其可经营性的一面，确立民间资本的投资主体地位，引入民间资本，提高经营效益。
（2）权益保障，完善民间资本投资体育场馆设施的法规制度。民间资本投资首先要求安全性，这是民间资本投资的前提。而健全的法律制度是民间资本投资安全性的重要保障。任何行政文件和大量的指导原则都代替不了细致的、可操作的专门的法律条文。发达国家和地区，都曾颁发过大量的针对民间投资的市场准入法规。我国应尽早完善民间资本投资体育场馆设施建设的相关法规制度，使其更具有系统性和可操作性，以法律来规范政府和民营投资企业之间的权利和义务，是民间资本能”依法投资“，实现民间投资权益的真正保障。
（3）强化服务和监管，转变政府体育管理职能。引入民间资本进行体育场馆设施建设运营，并不意味着政府的退出，而是角色的转换。政府应转变体育管理职能，弱化直接管理，强化服务和监管，为民间资本投资体育场馆设施创设良好环境：第一，简化审批程序。改革繁杂冗长的多部门、多环节的审批程序，建立”一站式“服务，使相关手续的办理更加快捷、高效。第二，强化服务，通过多种方式直接或间接向民间资本提供投资信息咨询、可行性研究、技术、法律、财会、市场信息、融资协调等服务。可考虑成立相应的投资服务机构或鼓励行业组织和中介机构发挥服务职能。第三，规划指导。避免体育场馆设施建设的盲目性，促进体育场馆设施的可持续发展。
（4）政策扶持，承诺和保证，建立体育场馆设施的盈利机制和风险应对机制。”追逐利润“是资本的天性，”风险规避“是资本的本能，民间资本投资体育场馆设施，最为关注的就是盈利和风险两大问题。政府应制定各种优惠政策，提高体育场馆设施的盈利性，降低体育场馆设施的投资风险。世界上很多国家对体育场馆的建设和经营给予优惠政策。如莫斯科市政府为促进体育运动的发展，免除市属体育设施的利润税和土地使用税，意大利则成立了专门以资助体育场馆为主，进行体育投资的专业银行，称为”体育信贷所“。多数国家对体育场馆在土地审批，税收、融资等方面均制定优惠政策。借鉴国外经验，可采取如下措施：第一，税费优惠。即对体育场馆的民间投资者，经营期在一定年限以上，经有关部门批准，自获利年度起，返还全部或部分企业所得税。另外，体育场馆设施建设过程中，会涉及拆迁管理费、城市规划管理费、占道费等大量费用，可考虑免交或减半，切实减轻民间投资者的负担。第二，土地补偿。在符合城市规划和土地供应总量的前提下，对体育场馆建设用地，无偿或以优惠价格出让。第三，针对具体项目的承诺和保证，包括非竞争性保证、商业自由保证、行政许可保证、政治风险补偿保证、土地、原材料、后勤设施介入或互联互通保证等。
（5）公私合作，优势互补，探索多种形式的民间资本投资模式。体育场馆设施是准公共产品，兼具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的部分属性，单纯的政府投资和私人投资容易造成政府失灵或市场失灵，通过公私合作，有利于发挥各自优势，保证体育场馆设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实现政府部门和民营企业的双赢。公司合作伙伴关系有服务协议、运营和维护协议、LBO（租赁-建设-运营）、BBO（购买-建设-运营）、TOT（转让-运营-转让）、BTO（建设-转移-运营）、BOT（购买-运营-转移）、BOO（建设-拥有-运营）等多种模式可供选择。应根据体育场馆设施的类型、融资和经营难度、建设形式、投资各方的期望目标等因素，选择适当的合作关系。比如已经建成的体育场馆设施适合采用TOT模式，而新建体育场馆设施则可运用BOT和PPP模式（Public-Private-Partnership，公共部门与私人企业合作模式），若考虑加强政府的控制权，则PPP模式较为适合。如我国国家体育场建设即采用了PPP模式。
5.3制约传统体育体制向公共服务体制转型的关键性障碍
5.3.1对传统体育管理方式的路径依赖
1.路径依赖的含义
路径依赖思想最早来源于保罗·大卫对技术演进过程中的自强化现象的研究，后来，诺斯将其运用于制度变迁的研究，认为制度变迁过程和技术变迁过程一样，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强化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某一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沿着既定的路径，制度的变化可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迅速优化，也可能顺着错误的路径下滑，甚至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路径依赖包括给定条件、启动机制、形成状态、退出闭锁四个过程。给定条件指启动制度变迁走向某一路径的随机偶然事件的发生，如政权更替、自然灾害等；启动机制即指制度变迁中的自强化机制；形成状态，指启动机制的运行使制度出现某种状态；退出闭锁指发生路径替代。其中的核心内容是形成制度路径依赖的增强机制及退出闭锁的条件。路径依赖中的自增强机制包括：运行成本、转换成本、解决问题的能力是造成制度锁定的关键因素；而正式的法律约束，非正式的文化约束和既得利益约束决定了转换成本的大小，起到强化或减弱制度锁定效应的作用；网络外部性和学习效应决定了运行成本的大小；人们的主观理解和适应性预期将通过影响前述机制而起作用。而能否退出闭锁则取决于上述自增强机制是否可逆转。
2.我国体育体制变迁中的路径依赖分析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体育管理体制在中国政权更替、国际环境恶劣、资源约束以及民族自尊和自信极度缺乏的特定背景下，走上了计划经济手段调配全国体育资源，重点发展竞技体育的路径，形成了包含训练、竞赛、管理、保障相互关联的”举国体制“，并在逐渐增加的国际比赛奖牌数目乃至成功申办奥运会过程中不断完善和强化。其间我国经历了改革开放的巨大历史转折，计划经济逐渐解体，市场经济体制得以确立，国家实力不断增强，国际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经济全球化加速，社会意识形态的转变，体育不断迈向商业化和市场化等等，这一切表明，我国体育管理体制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然而，这些变化并没有引起我国体育管理体制的根本性转变，传统体育体制仍沿着计划经济下形成的旧有路径延伸，直到如今许多矛盾、问题纠结在一起，使体育体制改革进入攻坚阶段。
运动项目协会实体化转型的一波三折、运动员市场开发问题、运动员培训社会化问题等都说明，作为一种制度变迁，我国传统体育管理体制向服务型体育管理体制转变过程中，同样存在路径依赖，使得我国体育管理体制继续锁定在旧有路径上。究其原因，主要如下：
（1）既得利益约束。一种制度一旦形成后，会形成来自现存制度中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他们对这种制度有强烈的需求，他们力求巩固现有制度，阻碍进一步的改革，哪怕新的制度较现存体制更有效率，最终的结果是把制度变迁变成”修修补补“的游戏。传统体育管理体制下，国家集一国之力发展竞技体育。而这一任务主要由体育行政主管部门承担，因为”体委的主要工作重点放在提高运动技术水平方面。这使得体育管理的权力和体育资源绝大部分集中在体育行政部门手中。政府不仅管体育，而且办体育。相关体育部门客观上成为该管理制度下的受益者。而服务型体育体制要求转变政府体育管理职能，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宏观管理上，把办体育的职责由社会承担。这势必导致体育管理权力和体育资源的重新分配，将影响到这些部门的既得利益。由于各级政府官员也是“经济人”，各自以其利益最大化为价值取向。为了维护其利益不受损害，他们必然以种种理由和借口阻碍或延缓改革进程。
（2）非正式的制度约束，包括传统意识形态、文化、风俗习惯等。学者李慎之认为，“专制主义是中国的文化传统”。其具有如下特点：第一，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第二，臣民意识；第三，私有产权意识的缺乏。其结果导致政府职能与权力的扩张，社会自治的缺乏，呈现社会萎缩和政府强大状态。进而“官本位”思想浓厚，权力不是以契约方式来源于下层民众的让与，而是上层官僚以制度方式的给予。
（3）学习效应。传统体育管理体制框架所提供的机会集合会产生显著的组织学习效应，适合于这一框架的组织会逐步建立，并在历史的进程中积累经验。其结果是各种组织必将利用该制度框架下所提供的机会，形成强有力的既得利益集团，同时反过来强化制度本身，成为其变迁的障碍。
（4）网络外部性。在既定的制度框架下组织与组织之间会产生显著的协作效应使人们习惯于既定的制度框架。如习惯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上下隶属关系。
（5）适应性预期，制度框架中正式规则的确立将会导致大量的与之相适应的、非正式规则的产生，从而形成对正式规则的补充并且延伸到具体的应用中。这自然会使人们产生适应性预期，因为随着某一制度框架的确立和处于支配地位，必将会诱致人们产生出对于该规则的永久性预期。当人们预期到这一制度将延续，预期他人也会按照这一制度规则行事时，自己就会首先按照这一规则行事，其结果必然是强化了制度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