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研究表明，单靠个人经验难以形成坚定信念，只有当个人经验被他人或集体经验所证实时，才坚信信念的正确性，继而使信念得到巩固和加强。同时通过自己或集体的实践活动，获得丰富的情感体验，使认知深度更强烈，信念和意志更坚定，内化知识的速度更快，行为更自觉。情感体验是一种精神育化活动，也是一种行为养成体验。情感体验依其对认知的反作用效果和对意志品质形成的影响可以分积极正向的情感体验和消极负向的情感体验。
个体趋向积极情感体验而回避消极情感体验，表现出先天性的倾向。斯金纳曾明确指出：任何有机体都倾向于重复那些指向积极后果的行为，而不去重复指向消极后果的行为。正向情感体验积累一定程度后，就容易在行为上产生某种偏向的意向性行为，使认知与行为达到有效统一。情感体验与当下生存环境及生活现实情境相吻合，个体感受的深切度就越高、信念越强。当态度积累趋向一致即正向体验时，教育对象会将外在价值观念、态度内化为自己的信念，继而进行自觉的行为即由他律走向自律。今后的教学在充分考虑认知因素的同时，应发挥情感因素的积极作用，使认知和情感和谐统一，产生与生活实践一致的意志品质。
注重“行”——决定自我意志品质升华的根本因素加强课堂内外实践环节的训练，也是培养大学生耐挫力这一良好意志品质的重要手段。（“耐挫力”是指一个人承受一定限度挫折的能力，也可以称之为“挫折承受力”）意志品质坚强、稳定的大学生，其行为往往会表现出合乎常态的、有控制性的、能够很快摆脱挫折情绪束缚的特征。相反，意志品质脆弱、不稳定的大学生会轻者表现出“知——情——意——行”脱节，严重者无法驾驭自我有害的情绪性行为。我们提倡理论联系实践的科学方式、方法对大学生进行适度的耐挫力的锻炼，根本目的是使他们禀赋不畏艰难、勇于开拓进取的意志品质。
最后，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创设能够熏陶大学生思想、影响其行为的客观情景，在今天尤其是对于健康网络教育环境的营造，非常有助于培养和丰富大学生的美好情感，促进大学生良好意志品质的培养和升华。
现代大学中的大学精神
在现当代，大学仍然是一个老生常谈而又常谈常新的论题，就其外显性而言，大学之“大”，因有思想解放、富有远见、敢为人先的“大家”而谓大；因有德高望重、造诣精深、诲人不倦的“大师”而谓大；因有校舍充足、设施先进、资料丰富的大业而谓大；因有囊括大典、网罗众家、学术自由的大度而谓大；因有尚德求真、校园文明、美化人生的大雅而谓大。上述的五大谓，均从某一方面和角度概言了大学的特征。大学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实体，切实呈现在人们的眼前，而寄存于这个实体中的精神却不能仅靠视觉观察到，必须深入其中才能体会“精神”一词抽象而富有魅力，大学的魅力也正在于它的精神。大学精神既深藏于“大学”之中，又游离于“大学”之外。它不仅给大学注入了活力，使大学不仅仅是教学楼、图书馆、实验室等冷冰冰的建筑群，也不仅仅是人才的集散地，而是价值观念、理性思考、创新思想与博大胸怀的代表。大学精神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大学精神即为一般的大学精神，是指各类大学所普遍存在的优良校风。相对稳定的群体心理优势和精神状态，如求真务实精神、团结协作精神、开拓创新精神等；狭义的大学精神即个别的大学精神，是指一所大学在某种理念的指导下经过大学人的努力，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不断积淀，并随时代发展不断充实而成的稳定的共同的追求、理想和信念，它是大学的灵魂，是大学文化的精髓和核心所在，是对大学的生存与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思想导向。譬如北大之创新，清华之严谨，南开之笃实，浙大之坚韧，便是人们对于这些国内著名学府所特有精神的概括。大学精神是一所大学办出特色，办出水平，办出活力的源泉和动因，是一所现代大学的凝聚力、创造力和生命力。正如黑格尔1818年10月22日在柏林大学首讲式上所慷慨陈词的那样：“我首先要求诸君信任科学，相信理性，信任自己并相信自己，具有追求真理的勇气，相信精神的力量……精神的伟大和力量是不可低估和小视的。”又如清华大学原校长刘达在纪念清华大学80周年校庆时所说的那样：“如果有人问我，你最留恋清华的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最留恋的是清华的精神，一种百折不挠、追求真理的精神，一种严谨、求实、创新的精神，一种自强不息、奋发向上的精神！”大学有物质的因素，但大学更应有精神的激励与超脱；大学时传授知识的地方，还是展示伟大的精神力量，净化和升华人们境界、人格和气质的地方。具体来说，大学精神的内涵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大学价值观。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和基石，文化所有的内容都是在价值观念的基础上产生的，这里的大学价值观指的是大学师生在长期的实践中逐渐建立起来的一种共同的价值取向、心理趋向和文化趋势，是全体师生或多数师生一致赞同的关于大学意义的终极判断。对于不同性质，不同层次以及不同国家的大学来说，其价值观也不同。大学理想和目标。在价值观的指导下，大学还必须以国内外经济、科技、教育发展趋势为导向，以尊重教育发展的自身规律为保证，以学校自身客观条件为基础，以满足国家需求为目的，形成自身发展目标和中长期改革发展规划，并使全体师生理解其深层要义，形成全体师生或者大多数师生认同而且愿意为之奋斗的共同理想和目标。
大学核心理念。为了实现大学的共同理想和目标，大学必须进行改革与创新，必须大力发展学校各项事业，必须要求全体师生遵守某些关键信条。比如德国柏林大学的理念，包括大学活动的非政治性质与大学建制的国立地位的统一，科学体系的内在完整性与整个文化和社会的批评、启蒙意义的统一，教学与研究的统一。
大学组织信念。有了共同的理想和目标，办学理念，还必须为目标的组织实施提供强有力的制度支撑和保证，也就是要形成全体师生共同遵守的纪律性约束——组织信念，使大多数师生自觉地认识到自己的行为与学校整体目标和任务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并愿意为实现这个目标而遵守共同的组织信念。
大学精神的内涵丰富多彩，并具有内在的逻辑关系，即“价值——目标——手段——规则”层层递进，都是围绕在价值观的指导下为有效实现共同目标演绎而成的。这种鲜明的目的性使得大学精神内涵的各个方面相互关联，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因而在生命主体的存在与发展的进程中，尤其是对青年学生在大学期间德性内化的养成期间，我们以极大的力量关注和投入到生命智慧的育化之中，但在大学的实践生活中我们难以获得生命价值实证的另一关系——德性与德行却常常被忽视。自觉意识生命主体所应具有的德性与德行，不仅反映在现代社会给予我们的个性形成的规范要求，还体现了我们生命主体的历史自觉，同时也是未来社会中实现和谐之核心动能，这种德性上的自觉与德行上的向善的一致，较大程度上是以人格质美的形式支撑着我们生命价值的实现。因此，关注生命智慧理所当然，而关注自身德性与德行却是生命之必须。从根本上讲，生命主体不是因为有了知识才有德性，而是因为有了德性的智慧才使得知识的运用造福于人类。意大利诗人但丁说过：“道德常常能填补智慧的缺陷，而智慧却永远填补不了道德的缺陷。”很明显，德性之知与智慧之知的关系表明了德性将成为科学知识的终极价值，如果没有这一终极价值，所有表现科学知识的智慧之知都将难以成为为人类服务的真正力量，甚至成为潜伏的大危险。爱因斯坦为此也曾指出：“我们这一时代的一大特征就是科学研究硕果累累，科研成果在技术应用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大家都为此感到欢欣鼓舞。但我们切莫忘记，仅凭知识和技巧并不能给人类的生活带来幸福和尊严。人类完全有理由把高尚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的宣道士置于客观真理的发现之上。”
简而言之，德性是一个对人之所以为人的规范的根本把握和具体践行。德性的整体性不仅体现在德性个体的存在于社会规范的统一，还体现在德性自身的内部结构的统一（知、情、意）。而德行，却是德性在特定情境中表现出的道德行为。所以说：“诚者，非自成己而已，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孔子·中庸》）这就是完美的德性，不仅要实现自我的价值，还要成就他人、他物存在的意义。
必须承认，德性作为一种内在的品质之育化，其相对稳定性，直接表现为生命主体知行合一的深切体验。但随着市场经济对社会意识和德性成就条件的改变，更复杂的现实在于：人们的道德行为常常不能与我们所了解的一个人的德性相一致，甚至相反。换而言之，具有高尚德行之人，未必各个行为高尚，也会由于一念之差而害人；德行低下之人，也会由于一念之善而舍身救人。这充分说明，在德行、利益考虑以及不同道德氛围的多重因素作用下，生命主体的德性并非与其德行是一致的，这一事实表现，是我们对生活中众多理应高尚或者理应卑下的行为认识，变得日益困惑起来。因此，让生命主体在现实生活中，关注德性与德行的统一，体认德性与德行的统一，实现自我生命价值与社会的尊重与认可的这一终极目标而给生命主体带来的无限的生命延续和精神传诵。这是一个生命存在于发展进程中非常重要的问题。
德性使人成其为人。从道德的角度讲，人与动物的区别，除了智力之外，恐怕最能使人成为人的因素就是作为人的德性所在。没有德性的欲望就是纯粹动物的本能，正因为德性的渗入，使人能从欲求中提升成为其真正意义上的人。古人云：“富润屋，德润身。”就直接表明了无身之屋犹如坟墓，不管他多么富丽堂皇，无德之人形同干尸，不管他多么腰缠万贯。
德性提升生命主体的价值目标。亚里士多德曾指出：“德性确定一个正确的目标，明智则提出达到目标的手段。”生命历程已经表明，德性有助于提升一个人的品格。因为我们在从青年走向成年的历程中一直在进行着这样的判断，我将成为什么样的人？具有怎么样的生活？在这里，德性的价值判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我们不会去追求与理应建立的德性之相违背的生活，恰恰是在探求具有怎样的德性才使我们获得美好的生活与人生价值。
德性确立人生的终极目标，成就人生的最高理性。没有任何一个生命个体对自己人生的终极目标去选择恶，而善的东西常常体现在我们应该追求的目的，且往往被视为生命的终极价值。除非生命的历程以极其罕见的事件毁灭了我们对人生的希望进而导致心理的失衡。生命中，我们常常能深切体验到自我需求与德性发生冲突时，德性所具有的力量！有一个年近半百的北京人，他看到云南边远乡村的孩子没有小学读，毅然离开居住的地方，孤身一人前往办学。在那个没有电话、没有自来水、没有邮递员的地方，他克服了种种艰难险阻，用自己的积蓄自建校舍，为村民修渠铺路……这一切，除了在那个不通公路的边远乡间，无人知晓。世俗的任何名利算计，都不可能给予他这么大的力量，除了坚定的信念和崇高的德性，还能有什么呢？
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明白，德性可能只是在重大的时刻和突发事件中才能表现出它的力量，但绝对是在无关紧要的时光中形成的。换而言之，每个生命主体在生活中进行个体的具体行为的时候，不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甚至主要是些琐碎的日常行为中形成的，这一结论，深切地向我们表明了德性在其形成过程中的知行体认特征。
善的自我，需要有德性来支撑，而践行中的自我，却需要有德性相一致的德行来体验。但令我们有更多困惑的生活事实是：具有德性自我的人常常表现出与其德行不相一致的道德行为。高尚的大学教授可能会由于一时的贪念而举刀杀人；被假释的重刑犯可能会在公共汽车上见义勇为。可见，德性不仅在理论上具有“知”的特性，更重要的是德性在践行上具有“行”的品质，二者在理论上应该是统一的，才能称其为德性。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卢梭描绘善良人性的高尚品质，然而他们却在德性的践行中，未必有自己所言的那样崇高。培根以其渊博的知识和超人的智慧陷害他的恩人于死地；卢梭影响了几个世纪的教育学名著《爱弥儿》与他生活上的放荡和对自己行为的不负责任形成讽刺。所以，任何德性不仅在理论上而且更应在践行中体现“知”与“行”的统一，才是有意义的！德性的社会价值，最现实、最普通地体现在每一个生命主体的责任感上，德性的力量在于把责任的“应该”转变为“现实表现力”，在自己的社会角色中，表现出与德性一致的德行即德性与德行在同一生命主体中的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