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尝试给大学精神下一个明确定义的同时，必须承认，大学精神并不是一个僵死固定的专有名词，而是一个内涵稳定、外延模糊、蕴涵极为深广的概念。正是由于它外延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才使得它本身具有无限的发展可能性，从而也才使人们对大学精神具体包含哪些内容见智见仁。有的人认为大学精神包括人文理念、自由、创新、个性和风格；有的人认为大学精神包括创造精神、批判精神和社会关怀精神；有的人认为大学精神包括自觉的学术精神、永恒的道德精神、敏锐的时代精神；有的人认为大学精神包括自由精神、民主精神、科学精神和创新精神；有的人认为大学精神包括以人为本、注重学术、服务社会、科学管理。不同的研究者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大学精神的。如果再从新的角度或层面来探讨大学精神的外延，还会有更多的提法。因此，我们只能从普遍的意义上探讨大学精神，找出大学精神的基本内容。我们认为，大学精神的基本内容包括自由精神、独立精神、人文精神、科学精神、创新精神和批判精神等几个相互联系的方面。
1.学术自由精神
学术自由精神是大学精神灵魂之所在，也是其他大学精神产生和发展之根基。具体地说，自由精神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思想自由，使大学成为各种观念自由发展的场所。正如蔡元培所言：“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络众家之学府也’。《礼记》《中庸》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足以形容之……各国大学，哲学之唯物论与唯心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即经济学——笔者注）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当年蔡元培主持北大，便“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之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亦听他们自由发展”。二是学术自由，使大学成为自由探索高深学问的场所。学术自由主要包括教学自由、研究自由和学习自由，意指大学的探究活动要服从真理的标准，三是言论自由，使大学成为自由表达思想、观念的场所。大学应支持、鼓励公开的、自由的交流，这种自由不仅仅局限于校内，而且可以扩展到校外。“大学必须承认教员在校外即对于其教授学科范围外之各种问题，有发表言论的权利，其自由和责任应与一般的人民一样享有负担。”
在中世纪大学为生存于教会和世俗权力斗争的夹缝而强调的“学术自治”中，已经包含了学术自由的要求。启蒙运动中对于自由的呼吁，进一步催醒了大学的学术自由意识。1809年，德国教育大臣威廉·洪堡创立洪堡大学时针对当时普鲁士封建专制对学术自由的束缚以及国家对教育的干预，明确提出了学术自由的思想，强调“自由”应是教育“第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1820年，美国著名政治家、《独立宣言》的起草者托马斯·杰弗逊在创办弗吉尼亚大学时也提出，“这所大学将以人类思想的无限自由为基础；因为我们在这里不怕追随真理，不管它引导我们到何处，也不怕容忍错误，只能凭理性自由地加以匡正”。学术自由的思想提出后，便成为大学办学的普遍价值信念，例如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座右铭就特地引用了16世纪的一位充满怀疑态度和批判精神的人文主义作家的一句话——“自由的风在吹着”。赫钦斯则强调说，“我能够想得出的大学最好定义，就是独立思想的中心，大学可能有许多定义，但若不能成为独立思想的中心，大学就腐败了”。学术的自由探索精神是和科学的创新精神密切相联的，“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大学是一个民族理论思维的最主要机构之一，要使大学保持理论思维的活力，就需要有学术自由，正如爱因斯坦所说：“正像在一切文化生活领域里一样，自由而无拘束地交换意见和交换科学研究的结果，是科学健康发展所必须的”。“科学的发展，以及一般的创造性精神活动的发展，还需要另一种自由，这可以称为内心的自由，这种精神上的自由在于思想上不受权威和社会偏见的束缚，也不受一般违背哲理的常规和习惯的束缚”。同时，学术自由精神其实也恰恰体现了一种超脱了任何个人利益和集团利益而捍卫全社会长远利益的高度自觉性和责任感，正如有的学者所说，“这里所说的自由不是某些人讲的想做就做的那种任性自由，而是以大众真正福祉为依归、忘私的和对人的基本尊严负责的行动自由”。“西方的大学一直象征自由烽火，不论其学科性质，不管社会的风风雨雨，都燃着炽烈光辉的自由火炬以照亮人心”。
也正是大学的学术自由精神，极大地推进了知识的发展，也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的进步，这也正像爱因斯坦所强调的，“如果没有学术自由，那就不会有莎士比亚、歌德、牛顿、法拉第、巴斯德和李斯特”。学术自由精神，也包括给予学生学习上的自我选择自由。不少大学校长都把给予和扩大学生学习上的自我选择自由作为办学宗旨之一。康乃尔在创办康乃尔大学之时曾提出要使其成为任何人都能在这里学他想学的任何学科的学校。曾任哈佛大学校长40年的美国教育家埃利奥特极力反对原来哈佛大学的课程几乎全部必修的刻板做法，为给学生的选课自由，他将必修课程取消，而代之以自由选修制。1969年，美国布朗大学颁布了著名的“布朗教纲”，其基本原则之一就是强调让学生自由设计自己在本科阶段的课程学习计划，以使他们成为学习的积极主动的参与者，对自己的教育计划承担责任，并发展出一种学术上的独立性、自我依赖精神和判断力。这一教纲的实行给予学生选课的充分自由，结果形成了大量交叉学科的课程和大量自学课程，也形成了许多学科交叉的专业。学术自由精神还包括一种宽容精神。对于“宽容”，西方学者房龙在《宽容》一书中解释为“容许别人有行动和判断的自由，对不同于自己或传统观点的见解的耐心公正的容忍”。而爱因斯坦1934年为美国一家杂志所撰写的一篇关于宽容的文章中则说道，“当我自问，宽容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使我想起天生幽默的威廉·布什给‘禁欲’所下的饶有趣味的定义：‘禁欲’就是我们从各种得不到的东西那里得来的乐趣。我也可以作类似的说明：宽容就是对于那些习惯、信仰、趣味与自己相异的人的品质、观点和行动作恰如其分的评价。这种宽容不意味着对他人的行动和情感漠不关心。这种宽容还应包括谅解和移情”。他还强调，“最重要的宽容就是国家与社会对个人的宽容”。
大学中的宽容精神，一方面体现在具有不同学术见解的学者之间的互相尊重和理解上，特别是对于那些持有与传统观点相冲突的学术见解的学者的尊重和理解上，正如蔡元培在五四运动前后主持北京大学时所提倡的“兼容并包”。这种宽容，不仅是形成活跃健康的学术研讨空气所必不可缺的精神条件，其实也是大学真正成为大学的思想基础。“大学之谓大学，并非因其之大楼，而是因其之大师”；其实，大学所以称为大学，更是由于大学所真正展示出的人类知识的博大精深。它能让学生如同从一条涓涓的小溪来到浩瀚无垠的知识大海，如同从低矮的土坡走到真理的崇山峻岭面前，在这里充分领略到知识的无限与真理的壮美，从而不仅会产生“学海无涯”“学无止境”和“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忽焉在前，忽焉在后”的敬畏，也会激起“君子自强不息”和“九天揽月”的豪情壮志。而“有容乃大”，大学得以展示人类知识的博大精深，首先需要的正是那种广纳万川、兼容百家的宽广胸怀和恢宏气度。
宽容的另一方面还反映在对于科学探索中的失败和错误的宽容上，因为科学探索是一种不断试错的过程，不能容忍错误，也就堵塞了通往真理之路。当然，这里也应当包括允许学生学习上的失败。有的学者曾谈到美国教育的成功之处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允许学生学习上的失败。作为这种宽容精神在大学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许多大学为保障学术自由而设立的终身教授制度，它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爱因斯坦所说的学术自由所需要的外在的自由，即“一个人不会因为他发表了关于知识的一般和特殊问题的意见和主张而遭到危险或者严重的损害”。而大学中如果没有这种宽容，“自由的星星火花不会十分灿烂，它的意愿可以骤然收敛”。
在大学的文化精神中，不能忽视的还有大学的社会服务精神。大学曾经是远离社会、玲珑剔透、只是充当某种摆饰的“象牙之塔”，但是随着社会现代化的进程，大学早已走出了原来的象牙之塔，并日益从“社会边缘”而走进“社会的中心”。这种变化，与大学自身的社会服务精神是密切相联的。20世纪初，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在查尔斯冯海尔斯任校长期间，在办学冒荣：校园文化和大学的文化精神上致力于公共服务，把教学和科研的成果回报给公众，这样的教学实践被概括为“威斯康星思想”，它把社会服务列为大学的重要职能之一。
实际上，许多大学的办学中都体现了这种社会服务精神。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座右铭就是“为美国的国家利益服务并为所有国家的利益服务”。在这样的办学宗旨下，它在培养许多杰出的科学人才（普林斯顿校友中有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同时，也培养了数千名从事公务活动的毕业生，包括两位美国总统，数百名美国国会议员和州议会议员，44名州长，其中包括11名新泽西州州长。为了反映这种传统的公共服务精神，普林斯顿大学不仅对许多公共服务倡议都给予积极支持，而且每年都有2500多名学生、教师和雇员志愿参加附近地区的社区服务项目。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校长克拉克·科尔则提出多元大学的主张，这种多元大学，不仅是多目标的和有多个权力中心的，更重要的是它的服务对象或顾客应是多方面的人员。
2.独立精神
独立精神是与自由精神联系密切而又有着不同内涵的一个范畴。独立精神，正如闻朔在总结北大精神时所指出的那样，包括独立人格、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等等，其中最基本的是独立人格。什么是独立人格呢？也就是先贤们所说的“君子群而不党”，“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士可杀，不可辱”。独立精神之所以在大学精神中有重要地位，是因为大学是探讨高深学问的学术机构，而“学术在本质上必然就是独立的自由的，不能独立自由的学术，根本上不能算是学术。学术是一个自主的王国，它有它的大经大法，它有它神圣的使命，它有它特殊的广大的范围和领域，别人不能侵犯……假如一种学术，只是政治的工具，文明的粉饰，或者为经济所左右，完全为被动的产物，那么这一种学术，就不是真正的学术。因为真正的学术是人类理智和自由精神最高的表现。它是主动的，不是被动的，它是独立的，不是依赖的”。
3.人文精神
广义的人文精神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它既包含科学精神又包含了大学精神。但在这里，我们使用的是一个狭义的概念。根据我们的理解和研究，大学的人文精神就是指大学所倡导的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人与自己关系时的价值观以及建立在这种价值观基础上的行为规范。具体地讲，大学的人文精神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①高扬人的价值，追求人自身的完善和理想的实现。
②重视终极追求，执著探索超越现实的理想世界和理想人格。
③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以及永恒的道德精神。
④坚持理性原则和主体意识。
⑤谋求个性解放，并建立自由、平等、和谐的人际关系。
⑥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⑦以人为本。就是要确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思想。
⑥爱国自强，拼搏奉献。就是要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科学情怀。
⑨团队协作，合力攻关，共同发展。
确如韦伯（M.Weber）著名的概括：“现代社会已不再是神性信仰的时代。与此相应的是以科技与工商为代表的理性化，科技工商主义及其引发的现代化（外在的客观世界）与现代性（内在的心性精神世界）危机，均在深层需要上要求重建规范与引导科技理性的终极信仰。这信仰在19世纪以迥然别异于文艺复兴世俗化人文主义的新人文主义。”现代大学人文精神形态出现。它一方面同经过启蒙理性批判洗礼的宗教精神联系，一方面又以现代理性的人文科学与现代复兴的古典人文学科为学术教育基地。这两方面都与大学相关。以柏林大学为代表的现代大学自此将中古大学的基督教神学信仰转变为人文精神信仰。人文精神与人文教育成为现代大学引人注目的话语。这也就是“大学理念”的基本含义。这人文精神所针对的不再是文艺复兴时代的宗教神学，而是现代科技工商主义。宗教神学恰如同启蒙理性大师康德第四批判（《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所象征定位的，它已转化为现代性伦理价值本体的功能性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