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令印
一、“还先贤以公道”
当今台湾知名新儒学家蔡仁厚教授，在为笔者《游酢评传》所撰写的《序言》中有句名言：“还先贤以公道”。
综观游酢生平，二十岁见知于程颐，以为“其资可以适道”。当时，程颢为扶沟县令，特召游酢来职学事。他欣然而往，得闻微言，遂受业为弟子。可见他聪明早发，资质超轶。二十九岁，又偕同杨时见程颢于颍昌。二人归闽时，程颢有“吾道南矣”之叹。程颢卒后，游、杨二人再相偕赴洛阳师事于程颐，留下“程门立雪”之佳话。
宋代理学，号称“濂洛关闽”。前三者形成于北宋，而闽学则起于北宋之末，而大成于南宋中时。先是游酢、杨时从学于程子，二人南归之日，程颢目送之，曰“吾道南矣”。然而后世言及“道南”一脉，只以杨时为代表，而不及于游酢。
在“程门四杰”中，一般称游（酢）、杨（时）、谢（良佐）、吕（大临）；而就游、杨说，游先于杨、带着杨从学于“二程”。说“道南第一人杨时”显然是“不公道”的。在政治思想上，游酢还写过《陈太平策》——在太平时想到不太平的预防之策，是非常了不起的。闽中早期理学主要是由游酢、杨时开创的。
但是，后世一直是对游酢“不公道”的。明清时代学者所撰的闽学史，皆褒杨贬游，如晋江刘延昆《闽学传宗》、建安杨应诏《闽学源流》、安溪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惠安黄延玉《闽中文献录》等。此后人云亦云，旧说相因，无人进行具体分析，直至近现代仍然是如此。国学大师钱穆认为游酢“逃禅”，予以评判。其实是误解，游酢是以儒学融合释道之学的宋学思维方式的开创者，由此形成为一种学以致用、传统为现实服务的学风。在此基础上才有朱熹等理学家们总结出外来文化中国文化的一般模式。匡亚明主持的声势浩大的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邀请最知名的中国思想史专家反复论证，确定200个为传主，请国内外专家撰写“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历时10年，于2009年完成，被评为国家图书最高奖，却无游酢、杨时。侯外庐主编的多卷本《宋明理学史》，两百多万字，1984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仅以游酢“无多大建树”5字了之，置而不论。近50年来，正式发表有关研究游酢的学术论文不过10余篇。这说明至今对游酢及思想的研究十分冷落。
上引蔡仁厚教授呼吁“还先贤以公道”，就是要重视对游酢、杨时的研究，填补思想史这段空白，是非常有价值、有意义的。
游酢“道南”是武夷文化兴盛的源头活水。此后，中华文化儒、释、道三大形态都汇集于闽、浙、赣之武夷山一带，并由朱熹把它们综合提高，使中华文化内圣成德臻至成熟，开始外王事功，形成继北方中原之后南方国家新的文化重心，完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由前期向后期的转变，开辟出中华文化发展的光辉灿烂的未来。
当然，后世对游酢的冷落，有其客观的和主观的原因。游酢卒于北宋灭亡前3年（徽宗宣和五年，1123年），其活动时期正是国家处于极端混乱的状态，人们无视思想理论问题，游酢及其弟子无人过问，因而其思想得不到系统的传授和发扬。相反地，杨时卒于南宋建立后的9年（高宗绍兴五年，1135年），其在世时，为了重整国家，不同阶层和阶级的人们都十分重视思想理论问题。杨时仕于朝，曾被皇帝选为侍讲和担任其他要职，他提出激烈的抗金主张，并奔走各地游说，有广大的民众基础。杨时弟子一千多人，再传弟子李侗、刘勉之、朱松、刘子翚、朱熹、张栻、吕祖谦等，在学术和政治上地位很高，有广泛的影响，因而使杨时的思想得以发扬光大。正因为游酢卒不逢时，其弟子没有形成为核心，当时对其著述没有很好地搜集和保存，也就没有更多地流传下来。据陈其芳先生考证，今存游酢著述不及原有的十分之一，明人徐灯勃甚至说现存游酢著述仅百分之一。虽说的有些夸大，大量遗失是肯定的。这就造成后人认识游酢真相的困难。
上面讲了一些游酢研究和评价的问题，旨在引起文化学术界的重视，应对其进行重新评价。第一步是搜集整理他的论述。在宋人的一些论著中载有他的一些言论，民间遗存有他的一些遗事、遗言、墨迹，还有他的一些遗迹等，都搜集、整理出来。特别是，要出版游酢著述，并加以点校、注释、翻译、评论等。这才能给学者提供较全面的文集，经过深入研究和全面评价，就会得出比较实事求是的、客观的结论。
二、由“道南”而“武夷”至“中原”
中国古代社会于唐宋时期由前期向后期过渡，政治、经济、文化重心由北方向南方转移。据经济史学家研究，“经济重心南移至北宋后期已接近完成，至南宋则全面实现。”文化思想是社会经济政治在观念形态上的反应，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因此，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文化重心也必然南移，并改变和提高其形态。
西汉时定儒家于一尊。佛教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当时又产生道教。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到了隋唐，佛教中国化，道教在与佛教论争中成为强大的宗教派别。儒、佛、道三教由此鼎立，而佛、道有压倒儒学之势。当时，朝廷大都崇奉佛、道，中国第一流的学者大都出入佛、道，中国有跟印度一样成为佛教国家的趋势。
首先看出中华主体文化意识儒学到了危亡关头的是隋唐韩愈。他激烈排佛，提出恢复秦汉以来中断了的儒家道统。接着是北宋的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等提出理学（新儒学）。他们分别创立的濂、洛、关等理学派别均在北方。刚刚在北方形成的旨在复兴中华主体文化意识儒学的理学，随着金人灭宋又岌岌可危，道统又将中断。代替北宋的金朝文化较为落后，承担不了高度发达的中原文化。唯一的出路是把当时在北宋刚刚形成的以理学为核心是中华文化重心转移至南方。当时大哲学家邵雍说：“天下将治，地气自北而南；将乱，自南而北。南方地气至矣！”“地气”即指国家的文化重心。
在这中华民族文化存续、兴亡的关键时刻，闽中学者游酢、杨时等适应历史的需要，到河南拜“二程”为师，“程门立雪”。学成归闽时，程颢目送之说：“吾道南矣！”他们“载道南归”，三传而之大成，创立闽学——武夷文化的核心，建立起完整严密的理学思想体系，在闽、浙、赣之武夷山一带形成为新的国家文化重心。南宋大理学家张栻说：“当今道在武夷。”说的就是国家的文化重心由北方的中原一带移到南方的武夷山一带。南宋的首都在临安（今浙江杭州），至此实现了中国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
到了南宋末年，特别是到了元朝，朱子学由南至北而全国，以及日、韩等国，成为“东亚文明的体现”。这一国际性的、极其深刻的中国文化运动是以游酢、杨时等“道南”为源头活水的。清代著名学者张伯行深刻指出：“理学名区，独盛于闽，不惟比拟伊洛，直与并称邹鲁。而程子‘道南’一语，遂符合如左券。噫嘻！闽滨东海，屹立武夷诸名胜，元气融液，人于地会……吾见闽学之盛行，且自南而北而迄于东西，不局于一方，不限于一时，源远流长，汪洋澎湃。道之所谓流动而充满、弥沦而布濩者，于是乎统贯于‘载道’之人矣。”
对于游酢、杨时这一伟大功绩，南宋末年的理宗皇帝已有认识，他说：“皇天眷命，泰运南旋。祈我邦国，亿万斯年。伟哉圣道，先载南传。允矣君子，德业精专。春光融融，秋月娟娟。泰山之峻，河海之渊。先生风教，丽日中天。四方其训，朕有赖焉。”游酢、杨时等把新儒学（理学）移植到南方，使其有继续发展的契机。清人蒋坦说：“周敦颐理学之教得“二程”而益盛，闽福清王苹、将乐陈渊陈瓘、崇安游醇游酢皆从“二程”受业。濂、洛之教入闽亦由此而盛。”
明人刘童赞游酢说：“挺生哲人，春煦秋励。学宗伊洛，中立狂逝。崛起东南，诸儒斯继。豸山巍巍，道统攸系……师事伊洛，道传南闽。泽沾天下，足觉斯文。”
游酢、杨时等人把新儒学移植到南方，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大转机，开辟出了中国文化发展的光辉灿烂的未来。中国古代社会后期以至东亚近古的文化昌盛，应该是由他们首先奠基的。
对于上述中国文化的演变，历代学者有所评论，一般视朱熹为孔子后之第一人。明大理学家陈献章《古诗教解》说：“元气塞天地，万古常周流。闽浙今洛阳，吾邦亦邹鲁。”厦门金榜山有陈献章“海滨邹鲁”墨迹石刻。金门朱子祠有今人徐世英“海滨邹鲁”墨迹匾额。清张伯行在为明朱衡《道南原委.序》中还谓“伊洛武夷”。近人蔡尚思书匾说：“东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中国古文化，泰山与武夷。”由此可以综合为“武夷中原”。近年，笔者等基于中国古代社会于唐宋间后期过渡，政治、经济、文化重心由北方的中原转移到南方的武夷山一带，提出“武夷文化”说。武夷文化所表述的是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为核心的两宋后闽、浙、赣之武夷山一带为国家的文化重心。
三、洛学首要传人
游酢是洛学的首要传人。在“程门四杰”中，一般称游、杨、谢、吕，都是把游酢列为首位。这是有所依据的。朱熹曾有一段与门人的答问：“问：‘吕、游、杨、谢四子之说孰优？’（朱熹）曰：‘此非后学所敢言。程先生于游称其颖悟温厚，谓杨不及游。’”此即程颐所说的：“建州游酢，非昔日之游酢也，固是颖悟，然资质温厚。南剑州杨时虽不逮酢，然煞颖悟。”称其“学得灵利高才”。
把游酢列为“程门四杰”之首是实事求是的。游酢于20岁时在京师见程颐，程颐即谓“其资可与适道”；是年程颢办学即召游酢任教职，游酢即师事之，“尽弃故所习而学焉”，即放弃词章之学而改为新儒学（理学）。再过9年，林志宁把杨时介绍给游酢，游酢与杨时“同行”至河南颍昌（今许昌），杨时才开始师事程颢。上引程子谓“吾道南矣！”说的是游、杨二人载道南归。杨时曾在信中跟游酢讨论编辑《二程语录》时说：“先生之门所存惟吾二人耳，不得不任其责也。”后人亦曰：“孔孟之道得“二程”而明。故朱子以“二程”继闻知之统；“二程”之教得游、杨而广，故先儒以游、杨为亲灸之宗。”
四、宋学中坚
游酢理学是宋学中坚，其思维方式是宋明理学的典型。宋代，理学家们被强烈的社会责任心和历史使命感所驱使，他们意识到首先必须打破汉学的思想禁锢，实现思想解放，民族文化才能发展。宋学即宋明理学，“宋学者，不第功汉儒而已也”。宋明儒者为学，重在发挥书中的义理，以儒学融合释、道之学。宋学的这种学风和思维方式的形成，游酢起了中坚作用。
先是“二程”《经说》中竭力抬高《大学》、《中庸》在经书中的地位，抛弃原注而按己意发挥，并移易《大学》章次。接着是游酢“本其躬行心得之言以说经”（《诸儒论述》，清同治《游定夫先生集》卷首）。他所撰写的《易说》、《中庸义》、《论语杂解》、《孟子杂解》等，都是宋学的典型著作。在他的这些著作中，“足资深发者固已多矣”。对于游酢在这方面的贡献，清方宗诚说：“自二程夫子起，始独得于章句笺疏之外，而见贤立言之本心。先生及同门诸子，互有以发明之，于是经之大体大用始著。朱子继起，乃合汉唐之训诂。宋诸儒之义理择之极其精、语之极其详，由是对贤之精义始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布帛菽粟之切于人生日用而不可离。譬之农焉，朱子则陈列修治而为之疆畎者也。然非始有既勤敷菑如先生辈者，则朱子一人又岂易芟柞而耕获也哉。”这就是说，如果没有游酢等人的“既勤敷菑”，就不可能有朱熹的“芟柞而耕获”。朱熹断定《周易》为卜筮之书、《诗经》讲男女之爱、《尚书》是历史文献记录等，这就把“五经”为圣人之言揭穿了，实现了思想解放，出现了异说学派，进而以儒融合释、道形成新儒学，把中华文化内圣成德之教推进至高峰。上述方宗诚的见解，确实说中了游酢思想是由“二程”到朱熹集大成的宋学（义理之学）思想体系形成过程中的必经阶段。
事实正是如此。游酢对经书的诸多新见解，朱熹在《四书集注》和其他著作中多有采用。如朱熹在《孟子集注》中采用游酢的“欲诚其意，先致其知；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学至于诚身，则安往而不致其极哉？以内则顺乎亲，以外则信乎友，以上则可以侍君，以下则可以得民矣！”。再如，朱熹在注释《论语》“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一段时，即采用游酢的解释：“三代之学，皆所以明人伦也。能是四者（按指上引《论语》四句）则于人伦厚矣。学之为道，何以加此。子夏以文学名，而其言如此，则古之人所谓学者可知矣。故《学而》一篇，大抵皆在于务本。”朱熹据游酢的这一观点，确定《学而》篇“所记多务本之意，乃入道之门、积德之基，学者之先务也”。翻开朱熹的《四书集注》等，采用游酢的言论多多矣。
游酢是中国宋代卓越的理学（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文学家、书法家，在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起了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重大作用，应享有崇高的历史文化地位。
（作者系厦门大学哲学系主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