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不容情
文官不爱财，武将不惜死，天下太平矣。
——岳飞。
贪污腐败是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一种社会问题，自从文明社会诞生以来就一直困扰着人类。倡导为政清廉，惩治贪污腐败是中国历代王朝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反贪立法的着眼点，由此形成了我国古代丰富的反贪法律史料。
谈到中国历史上惩贪官、反腐败最厉害的皇帝，恐怕要属明太祖朱元璋了。这位出身贫寒，讨过饭放过牛，当过游方和尚，从一个马弁干起，最后得了天下的皇帝，对人情世故的了解，比起一般人来要透彻深刻得多。也正是因为这样，朱元璋建国后，在一手抓与民休息，一手抓屠杀功臣时，还做了一件事，那就是以猛治吏。
朱元璋信奉：“吾处乱世，不得不用重典。”在武官不惜死后，朱元璋在“贪”字上下足了工夫。
一是立法。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朱元璋改设都察院后，马上出台的《大明律》明确规定，受财枉法者，一贯以下杖七十，每五贯加一等，八十贯则处以绞刑。受财不枉法，一贯以下杖六十，每五贯加一等，至一百二十贯杖一百，流放三千里，后改为受四十贯就流放。贪赃钞六十两以上官吏，均处以枭首示众并剥皮实草等酷刑。为了反腐惩贪，除了严刑峻法，朱元璋几乎没有任何选择。明朝的县、卫附近许多地方都设有土地庙（不要误会，这里的土地庙绝对不是土地爷的福地），这是朱元璋对贪官污吏剥皮行刑的刑场，当时就叫“皮场庙”。假如你生长在那个时代的乡村，你经常可以看到，剥下的腐败官员人皮，被填满杂草后，悬挂在官府公堂，以示警戒。官员在此办公，心惊肉跳。我们且看朱元璋的刑罚，除凌迟之外，还有裸置铁床，沃以沸汤；有铁刷，以铁帚扫去皮肉；有枭令，以钩钩脊悬之；有称竿，缚之竿杪，似半悬而称之；有抽肠，亦挂架上，以钩钩入谷道而出；有剥皮，剥贪吏之皮，置公座之侧，令代者见而儆惩。此外，还有挑筋、剁指、刖足、断手、刑膑、去势等酷刑。
与此同时，为了杜绝当时的财务混乱现状，他还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实施了一系列新的管理措施，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将汉字中的数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在进行钱粮等财务登记时改写为“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陌、阡”。这一举措对于堵塞财务管理上的漏洞，确实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成为我国历史上金额大写字的首创。不过，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在实践中逐渐将“陌、阡”二字改写为“佰、仟”，并在财务往来中一直沿用至今。
二是普法。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朱元璋把很多政府处理的贪污受贿、为非作歹的案例，编成四本书，分别是《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和《大诰武臣》。他要求每家每户必须有一本《大诰》，目的是“家传人诵，得以惩戒而遵守之”。《大诰》公开颁布当年，朱元璋亲临午门为其造势，还亲自对群臣讲解《大明律诰》的“立法宗旨”。在民间，朱元璋令人组织讲读大会，聘请专人讲授，万众聆听，当时“天下有讲读大诰师生来朝者十九万余人”，政府发动十九万人搞普法教育，可以说规模空前。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八月，朱元璋煞费苦心颁布了一份反腐教材，叫做《醒贪简要录》，由政府统一出版，当成红头文件赐给官吏，每人一册。朱元璋亲自作序，他在序中写道：“四民之中士最贵，民最苦，最苦者是什么哩？每当春耕之时，鸡鸣而起，驱牛柄犁而耕。禾苗即种，又要耕耨，炎天赤日，形体憔悴。等到秋收，交官之外，所剩无几，要是遇上水灾虫灾，则全家遑遑，毫无希望。今居官者不念民苦，甚至刻剥而虐待他们，真是太没有心肝了。今颁书于中外，望做官的懂得体恤吾民！”在书中，朱元璋详细记载了大明帝国各级官吏的品级、俸禄，折合稻谷是多少，然后，再折合成平均亩产是多少，农民需种多少亩田才能产出，按照《醒贪简要录》的算法，七品县令月薪七点五石大米，年薪为九十石，需要七十多亩地、五个农民专门为之生产，光是挑那些稻禾就需要走一千多里地。每次诛杀重大贪污犯，朱元璋都命令官员到刑场观斩，还要刑部将其罪行印发到各衙门，广为张贴，以示教育。
三是执法。朱元璋深知官场官官相护的道理，为了下言上达，他广开言路，在午门外设立“鸣冤鼓”，百姓若有冤屈，在地方政府无法讨回公道，就可击此鼓鸣冤、直接申诉，由他亲自审理。为此，朱元璋还打破只有朝廷大员才能早朝的规矩，规定所有的官员，不论品级、隶属，均可参加早朝，上殿倡言国事，如有隐情，还可申请单独召见。
为打消老百姓害怕遭到打击报复的顾虑，朱元璋准许百姓密封奏事，就是直接给他写密信。此外，他还广设检校，对各级司吏进行监视，一旦发现官员有贪赃枉法的行为，即可随时举报，哪怕是深更半夜，朱元璋也会闻讯起来接见。因此，有的贪官晚上受贿，第二天早晨就有“纪检委”上门了，动作之神速，让人惊叹。这样，就连在远离京师的偏僻之地，郡县之贪官污吏也提心吊胆，不敢稍有松懈，日夜担心被人举报。
朱元璋深知，官员下乡往往会倚势欺人，趁机盘剥，即使官员本人廉洁清正，也会给百姓增加接待的负担，因此，朱元璋禁止官员擅自下乡扰民，凡擅自下乡扰民的官员，将其逮赴至京，斩首于市。朱元璋疾恶如仇，即使是亲属犯法，也一视同仁，绝不姑息。在他眼里，大明律法对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既没有亲疏之别，也没有等级之分。
事例一，朱元璋唯一的亲侄、义子朱文正，跟随他南征北战数十年，战功赫赫，官至大都督，但在镇守江西期间，骄奢淫逸，竟强聘民间未婚女子和他睡觉，被人告发。朱元璋闻讯大怒，立即召回问罪。虽然马皇后亲自求情，朱元璋仍然将其一撤到底，放黜凤阳守陵。
事例二，晋王朱棡是朱元璋的第三子，朱棡喜欢文物，时常将出土文物据为己有，还大修宫殿别墅，选美女以供自己娱乐。朱元璋听到举报后，将其抓到京城，本来是问斩，终因太子跪泣求情才得赦免。
事例三，洪武三十年，发生了驸马欧阳伦走私茶叶案。当时，只有中原地区才产茶叶，但西番、青海等地的人因为吃牛羊肉的生活习惯，更需要内地茶叶化油腻。当时的茶叶属于战略物资，一般由官府控制，主要用来交换西番的马匹。朱元璋规定：任何人不得走私茶叶。但欧阳伦依仗自己是皇亲国戚，以为自己可以例外，让他的手下动用官府车辆，走私茶叶，不纳税，不服管不说，还擅自闯关，地方官员伺候不好，还连打带骂，有人不堪忍受，告到朱元璋那儿。朱元璋大怒，说：“大明律法，你欧阳伦要带头破坏吗？”根据律令，当斩欧阳伦，即便公主也不能救他。
事例四，涉及到法律，朱元璋连儿时哥们儿汤和的姑父也不放过，此人隐瞒田地，拒不缴税赋，朱元璋知道后，说道：“席某恃和势，不畏法，故敢如此。”断然将席处死。
总之一句，这种大义灭亲，在朱元璋眼里叫法不容情。
反腐三部曲
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
——朱元璋。
朱元璋在上演法不容情、大义灭亲的同时，也上演了法不容众、大义灭臣。马上来了个反腐三部曲。
一是在处理小案时，突出一个“快”字。
名案解析：朱亮祖案。
洪武十二年（公元1379年），开国大将朱亮祖受命出镇广东，朱是武将出身，斗大的字识不了一筐，他放纵军士胡作非为，欺压良善，搞得天怒人怨。本来像朱亮祖这样的人是没人敢管的，但偏偏碰上了一个性格耿直的县令道同，此人是蒙古族，以至孝闻名。道同执法严明，严惩地痞恶霸。朱亮祖到广州后，很快与恶霸沆瀣一气，把广州搞得乌烟瘴气。番禺城中有一群流氓地痞，欺行霸市。有一天，道同布好眼线，一举将他们抓获，又从他们口中得知其为首者，一并抓来枷在大街上示众。百姓无不拍手称快。一些漏网之鱼找到朱亮祖，求他出面搭救。朱亮祖本身就是流氓，他对朱元璋的性格还是有所了解的，不敢把地方政府怎么样，就让人将道同召至府上，设酒食款待，席间委婉地请道同放人。以道同的脾气，自然不同意，他历数了这些人的罪恶，然后对朱亮祖说：“大人以侯爵之尊，出镇南疆，应当抚慰百姓，除霸安民，不要受小人蛊惑。”一席话将朱亮祖弄得哑口无言。
朱亮祖见道同一个七品县令竟然不买他的账，觉得自己很没有面子。第二天早晨，朱亮祖亲自带人砸开枷锁镣铐，将那些地痞恶霸抢走释放。老朱依然余怒难息，没过几天，他借地方官员拜见的机会，诬陷道同礼节不周，对其进行了严厉责打。朱亮祖有个罗姓爱妾，其兄弟天天带着一群恶奴在街上游荡，寻衅滋事，掠人田宅，抢人妻女成了家常便饭。百姓告发罗氏兄弟的状纸堆满了道同的书案，一些人更是拦轿哭诉。道同十分棘手，知道只要自己一动手，朱亮祖便会出面干涉，但想到受害百姓，就决心再与朱亮祖斗一次。经过周密调查，道同秘密逮捕了罗氏兄弟，将其关入县衙，并派人严加看守，没想到朱亮祖这次更绝，直接调集军队冲进县衙将罗氏兄弟抢走了。道同仰天长叹，他知道凭自己的力量是斗不过朱亮祖的，但已经没有退路了。与其束手待毙，不如主动出击，道同连夜写好奏章，派人秘密送往京城。不料，朱亮祖有个很聪明的幕僚，他说：“按道同的脾气，他会冒死上疏的。大人，不如先发制人。”朱亮祖来了个恶人先告状，弹劾道同傲慢无礼，立刻让人拟好奏章，派人快马送往南京。结果，朱亮祖的奏章率先送到朱元璋处，朱元璋非常吃惊，在奏章中加了“目无官长”的罪名，当即批了“斩立决”，派使者去广东执行。朱亮祖派人买通了使者，弃船登陆，乘六百里快马，昼夜兼程，迅速赶到广州，将道同斩首。几天后，道同的奏章也送到了，道同奏章字字血声声泪，朱元璋恍然大悟，方知受了朱亮祖的蒙蔽，于是，立刻派人追回诛杀道同的上谕，并调道同入京。但一切都晚了，使者回来称，道同已死。朱元璋怎么想，都不大对劲儿，照常理推算，前道命令应当能够追回，他知道一定是朱亮祖从中作祟，便再次派人赴广东捉拿朱亮祖父子进京。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九月初三，朱亮祖父子被押到南京。朱元璋满脸怒气，朱亮祖双腿一软，就跪了下去，膝行向前，不住地以头撞地，请求宽恕。朱元璋怒火中烧，命武士对其进行鞭打。武士们早就从朱元璋的表情读出结果，于是，加重了鞭打力度，不一会儿，朱亮祖父子气绝身亡。
在这件事上，朱元璋快刀斩乱麻的风格体现无疑。
二是在处理中案时，突出一个“狠”字。
名案解析：空印案。
案发生在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过程可表述为：当时朝廷规定，户部（相当于今日的财政部）须每年审核各地方政府例行上报的财务报表，且要求非常严格，稍有不合，立即作废重报。于是，各地进京申报报表的财务人员为了少折腾，就便宜行事，在进京时携带多份盖好了本地公章的空白报表，以便在与户部反复核对数字后，即可重新填制。
而造成“空印”的原因是，当时的通信、交通工具还不发达，汽车、火车、飞机统统都没有。因此，远的省份来回一趟京城需要一二个月甚至数个月，且不说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如果一旦报表数据有误或是稍有纰漏，又得“从头再来”。长此以往，各地财务部门苦不堪言。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于是就出了这个对各方都有利的“空印”招数，并为各方所默认接受。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头，朱元璋在一次偶然的机会知道了这件事后，认为这是个官员相互勾结、徇私舞弊的惊天大案。户部对地方政府报表的审核，是当时朝廷（朱皇帝）规定的制度。执行制度“没有任何借口”，必须无条件执行。制度执行中有困难、有弊端，也必须经过严格的程序，审批认定后方可“变通”，绝不能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否则即是违规，违规则必受惩罚。为此，朱元璋震怒了，下令将全国十三个省、一百四十一个府、一千多个县的主印官（一把手）共一千三百多人（其中包括监督不力者），不论清贪良莠全部处死，副职以下官员打一百棍，充军流放。
在这件事上，朱元璋铁腕整治的特点展现无疑。
三是在大案上，突出一个“准”字。
名案解析：郭桓案。
事件起因：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三月，御史余敏、丁廷举告发户部侍郎（财政部副部长）郭桓贪污，并检举其贪污行为如下：
第一条，挪公款。应天、镇江等五个州、府，是朱元璋最早的根据地，也就是“红色老区”。由于老区人民长期“无私支援”朱元璋的军队南征北战，为了回报这份恩德，朱元璋决定免除这些地方所有民田的夏税秋粮，官田则减半征收。但是，到了征税的时候，这些州县几十万官田的夏税秋粮，竟无一粒收缴上仓，全部被郭桓等人勾结地方官员，私自瓜分了。第二条，吃回扣。户部本该收浙西地区的秋粮450万石，郭桓却只收了60万石粮食和80万锭银钞。这些银钞可以抵200万石粮食。剩下的190多万石粮食，就被郭桓伙同当地的官员私分了。第三条，乱收费。以郭桓为首的贪官污吏在征收皇粮国税时，巧立名目，扰民害民，收取的费用五花八门，多如牛毛，比如：车脚钱、水脚钱、口食钱、库子（即仓库保管员）钱、蒲篓钱、竹篓钱、沿江神佛钱（运输官粮的时候需要求神拜佛，以保佑官粮押运平安的钱）。第四条，收红包。郭桓等人收受应天等地富户徐添庆等人的贿赂，私自免除他们的马草（战马所需的草料），将负担转嫁给已经交纳马草的安庆百姓。第五条，假充真。郭桓还搞纳粮入水、纳豆入水的勾当——每年都有一些奸诈的大户，伙同仓库官在豆、粮中拌水，以增加斤两。每间仓库容量不下一万余石，往往只因为一户刁民掺水，结果就导致官粮经湿热一蒸而全仓坏掉。
对于这个举报，引起了朱元璋的高度重视，他立即成立了以国家检察院副院长（右审刑）吴庸为组长的郭桓案专案组。专案组进行了全方位的调查后，很快向朱元璋汇报了调查结果：郭桓等人几年之内连贪污带盗卖再加上掺水毁掉的官粮，总共造成了2400万石粮食的损失，而这相当于当时整个国家一年的收入。
结果，朱元璋震怒之下，郭桓等主犯们的脑袋很快就搬了家。
与此同时，朱元璋采取铁血措施，还对他们的同党追查。结果在严格的追查之下，朱元璋发现，几乎所有六部的官员都成了郭桓的同犯。其中包括文化部部长（礼部尚书）赵瑁，司法部部长（刑部尚书）王惠迪，国防部副部长（兵部侍郎）王志，建设部副部长（工部侍郎）麦至德等部级高官显贵，下面的臭鱼烂虾小喽啰更是数不胜数。
古语云“法不责众”。但朱元璋先生不信这一套，他下令：该杀的都得杀！此案过后，中央各部里都只剩下寥寥可数的几个扫厕所的清洁工，部长差不多成了光杆司令。这种场景，在中国历史上是绝对空前绝后的。在这件事上，朱元璋“雷厉风行”的个性显现无遗。
总之，朱元璋当政31年，先后发起6次大规模肃贪，杀掉贪官污吏15万人，成果辉煌。最后，不得不搞出“戴死罪、徒流罪办事”的“新生事物”，就是贪官被判了死刑、流放，但还没有马上执行的，可继续留任办公，公务办完后再杀、再流放。堂堂衙门，竟出现了堂上犯人审犯人的奇观。
后来，文武百官上朝时有“两怕”：一怕朱元璋的玉带；二怕御史官的绯衣。朱元璋上朝时若将玉带高挂在胸前，上朝的百官便一块石头落了地，皇上今天情绪不错，没有什么大碍。若是朱元璋将玉带揿在肚皮下面，文武百官则个个噤若寒蝉，胆战心惊，因为这是朱元璋要下决心大开杀戒的预兆，当天准有大批官员掉脑袋。而监察都御史上朝时要是穿上绯衣，便意味着在皇上面前要弹劾官员，指不定轮上谁倒霉。所以，文武百官上朝时格外留神“玉带”和“绯衣”这两件东西，只要有其中一件出现，上朝的官吏无不战战兢兢，心惊肉跳。
从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到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朱元璋与百姓密切配合，严厉打击贪污腐化。那个时候，几乎无日不杀人。在洪武时代做官，真的是一件极为危险的勾当。传说当时的京官，每天清早入朝，必与妻子诀别，到晚上平安回家便举家庆贺，庆幸又活过了一天，当真印证了“伴君如伴虎”这句话。
史上最苛刻的老板
古王者之兴，未尝不由于勤俭；其败亡，未尝不由于奢侈。前代得失可为明鉴，后世昏庸之主，纵欲败度，不知警戒，卒濒于危亡，此深可慨叹。大抵处心清净则无欲，无欲则无奢侈之患。欲心一生，则骄奢淫逸无所不至，不旋踵而败亡随之矣。朕每思念至此，未尝不惕然于心，故必身先节俭，以训于下。
——朱元璋。
说了朱元璋这么多残暴的事，现在来说说朱元璋善良纯真方面的事。由于朱元璋出身贫苦农家，不仅深深体谅农民生活的艰辛、物力的艰难，而且他还身体力行，带头倡导节俭。具体表现在衣食住行方面。
一是“缩衣”。朱元璋对后宫的嫔妃、子女要求严格，他的名言是：“珠玉不是宝，节俭才是宝。”号召大家要艰苦朴素，所有的衣服不穿破不得丢弃，剩下的布料也要保留，还将其拼接成百衲衣，施舍给老弱孤寡。在朱元璋的影响下，宫中的后妃也十分注意节俭。她们从不乔装打扮，穿的衣裳也是洗过几次的。有个内侍穿着新靴子在雨中行路，被朱元璋发现了，气得他痛哭了一顿。一个散骑舍人穿了件十分华丽的新衣服，朱元璋问他：“这衣服用了多少钱？”舍人回道：“五百贯。”朱元璋痛心地说：“五百贯是数口之家的农夫一年的费用，而你却用来做一件衣服。如此骄奢，实在是太糟蹋东西了。”
二是“节食”。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经过十七年征战，朱元璋终于坐上皇帝宝座，设宴款待开国元勋，按说，这算开国第一宴，规格自然不用说了，但朱元璋设的“自助餐”，每人一碟炒猪肉、一碗炖山羊肉，还有几样蔬菜一壶水酒，这就是他的宴会。我们由此可以推断出他的个性，可以说寡淡如水，其皇宫既没有奢华的雕梁画栋，也没有万紫千红的奇花异草，如同一个老农，朱元璋喜欢在空闲之地种蔬菜瓜果，看见丰收的景象就想笑。在个人生活方面，朱元璋一日三餐非常简单，大多是一碗玉米粥，几个窝窝头或米饭，再加上点辛辣荤菜（喜欢吃大蒜），一般情况下，朱元璋是不吃大鱼大肉的，更不喜欢什么山珍海味。一直到老年，这种艰苦朴素的生活才稍有改变。有一次，浙江金华府向他上供了一袋香米，他觉得味道不错，但又害怕扰民，只吃一餐，剩下的悉数退还，还一再申明不得再供。但老朱也是人，尽管没有，还是念念不忘那顿香米饭，就叫人从金华弄来种子，让内臣在皇家林苑开十几亩水田，自己亲自动手播种。这才算解决了香米饭的问题。与此同时，朱元璋不喜欢喝酒，他多次发布限制酿酒的命令，并且出台“限酒令”。
三是“寒住”。明朝建立后，按计划要在南京营建宫室。负责工程的人将图样送给他审定，他当即把雕琢考究的部分全去掉了。工程竣工后，他叫人在墙壁上画了许多触目惊心的历史故事做装饰，让自己时刻不忘历史教训。有个官员想用好看的石头铺设宫殿地面，被他当场狠狠地教训了一顿。朱元璋用的车舆、器具、服用等物，按惯例该用金饰的，但他下令以铜代替。主管这事的官员说，这用不了多少金子。朱元璋说，“朕富有四海，岂吝惜这点儿黄金！但是，所谓俭约，非身先之，何以率天下？而且奢侈的开始，都是由小到大的。”他睡的御床与中产人家的睡床没有多大区别。在他的影响下，大臣们也纷纷以住“陋室”为荣。
四是“简行”。朱元璋平常出行都是尽量从简，而到下面去“调研”，也多半是以“微服”为主。他为让儿子们得到锻炼，命令太监织造麻鞋、竹签自用，规定诸王子出城稍远，要骑马十分之七，步行十分之三。他终生严格要求自己，不懈怠，不腐化。
朱元璋对自己要求严格，对手下的臣子们要求自然也不会低，他很快把自己勤俭节约、朴实无华的风格强加到了手下臣子们的身上，很快以以身作则的方式打造了一个历史之最——史上最低的公务员工资。
据史载，明朝开国初期“公务员”的工资，若按照级别来划分，省部级干部每年的工资是576石大米，折合成现在的人民币，月薪大约是12000元；司局级干部每年的工资是192石大米，月薪大约是4000元；县处级的七品官每年工资是90石大米，月薪大约1800元。
兴许有人觉得，这工资也不算低了。可是，细心的人曾经给算过一笔账，算完后您再瞧，这挣到口袋里的银两可就有点儿可怜了。
首先，当时朝廷发的都是实物工资。官员领回家的不是大米，就是布匹，甚至还有胡椒、苏木，当然也还有银子，可这一切都要按大米折算。于是折算率就成了朝廷斗心眼儿，玩儿猫腻的一招！《典故记闻》中载：明朝的户部曾将市价三四钱银子一匹的粗布，折算成30石大米，而30石大米在市场上至少卖20两银子。倘若以此来折算，完全把布匹当成工资来发，一位县太爷每年才能领3匹布，这样的粗布拿到市场上只能换2石大米（将近200公斤），月薪也就合400多块人民币。这么一算，明朝司局级和省部级的高干，月工资也就两三千块钱。
再者说，那时没有社会福利，也不时兴公费医疗，一旦官员退休，生老病死无依靠。成化十五年，户部尚书杨鼎退休，皇上加恩，每月才给了2石大米，不过400来元人民币。这还是财政部长的待遇，一般官员还享受不到。
最后，过去不讲究计划生育，也没有双职工这么一说，中国人讲究“多子多福”，喜欢儿孙满堂，官吏们要是有个七八口子，拖家带口，全指望这点儿薪水糊口度日，得！生活条件比如今的下岗职工也强不了哪儿去。
其实，朱元璋对官员工资菲薄心知肚明，不过，他有自己的一套理论。每逢官员上任，他总要召见赴任的官吏教诲一番：“我朱元璋效法古人，任命官员派往各地。这些官员刚刚提拔任用之时，他们既忠诚又坚持原则。可是，当官的时间一长，他们便又奸又贪。我对此早已有言在先，严格执法，决不姑息。结果是，能善始善终者少，而身败名裂，家破人亡者多。”为此，朱元璋给部下算了一笔账，晓以利害：“老老实实地守着自己的薪俸过日子，就像是守着井底之泉。井虽不满，却能每天汲水，长久不断。若是四处搜刮民财，闹得民怨沸腾，你就是手段再高明，也难免东窗事发。而一旦事发，你就要受牢狱之苦，判决之后，再送去服劳役。这时候，你得到的那些赃款在哪儿呢？也许在千里之外你妻子儿女手中，也许根本就没有了。不管怎么说，这些钱反正不在你手里，而在他人手中。这时候，你想用钱，能拿到手吗？你都家破人亡了，赃物都成别人的了，那些不干净的钱还有什么用呢？”
鲁迅先生说过：“自己明知道是奴隶，打熬着，并且不平着，挣扎着，一面意图挣脱以至实行挣脱的，即使暂时失败，他却不过是单单的奴隶。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那可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他使自己和别人永远安住于这生活。”
明朝的公务员们是可怜的，遇到像朱元璋这样苛刻的老板，只能过一辈子“清水衙门”的生活了。
文字狱
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在朱元璋手下当公务员，一来担心一个脑袋不够使（胡惟庸案、蓝玉案、郭桓案、空印案四大案，案案相接，环环相扣），二来担心那点薪水不够花（这年头养家糊口不容易）。因此，当时读书人都不愿意来朝廷效力，一时间人才凋零。对此，朱元璋出台了新的人才计划。
一是选择大量的儒生来治理国家，并且逐渐形成以儒家学者为核心的幕僚集团。
二是重视经书，同时加强经学教育，大力兴办各级学校，对经学的传播与发展有积极作用。
三是颁令八股取士，尤其重视程朱理学的作用，要求生徒恪守儒家正统，从而以程朱理学来统一士人的思想（朱元璋以程朱理学为学术正宗）。
就这样，知识分子又会被朱元璋的“引诱”吸引过来了。然而，他们的蜜月期并没有持续多久。因为朱元璋一方面多措并举选拔和重用人才，另一方面又极尽全力打压人才。考虑到文人自古手无缚鸡之力，因此，这一次朱元璋不再动用“血腥屠杀”，而是改为“文明引屠”，于是乎，很快上演了声势浩大的文字狱。
其实，自有文字以来，文字狱就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出现在历史长卷上。历朝历代，史不绝书。文网之密、处刑之重、规模之广，对于广大知识分子来说都是浩劫。史学家评论焚书坑儒的积极意义是为了统一文化。百家争鸣也许是文化界的幸事，但绝对是政治界的大患。所以秦统一中国后不可避免地也要统一文化领域，包括统一文字和统一度量衡。焚书坑儒作为统一文化的必需手段，于是这场惨无人道的文化毁灭被秦始皇“顺理成章”地实行，这其实也是一种变相的文字狱。
但文字狱的真正发明者却是明太祖朱元璋。他不但对文武重臣百般猜忌，而且对文字也百般猜忌。特别是每逢节日庆典，文官们总会呈上一篇篇辞藻华丽、文采飞扬的贺词贺表，让这个当年的小和尚读得津津有味。跟他一起马革裹尸的那帮武将们心里开始发酸了，便旁敲侧击。朱元璋说：“世乱则用武，世治宜用文，非偏也！”天下大乱的时候，当然需要武将，但治理天下，还是用文臣好一些。
勋臣们一听，哦，合着我们用枪杆子打出的天下，让只会动笔杆子的人这么轻易地就夺走了？这怎么行！于是，他们偷偷对朱元璋说，这帮动笔杆子的人坏着哩。“此辈善讥讪，初不自觉。”他们喜欢抠字眼，指桑骂槐，你小心中招！当年张士诚还叫张九四的时候，厚待文人，并请其为自己起个雅一点的名字，那些大儒就给送给他“士诚”俩字，张士诚还觉得很美。其实，《孟子》中有“士诚小人”之句，你看他们多坏，悄没声儿地就把张九四给骂了，张士诚这大傻瓜到死都没觉悟！
朱元璋跟张士诚一样，都是泥腿子出身。这个发生在当年死对头身上的“屈辱”事，也许唤醒了朱元璋的自卑情结。尽管在先秦，“小人”一词并不具有道德意味，但时过千余年，却早已被追加了诸多不洁的因子。在朱皇帝看来，读书人巧断句读，活用词意，以达到“讥讪”目的，委实是一件可憎的事。
第一次，朱元璋认识到了兵不血刃的厉害之处：语言文字，不光是表音、表意的工具，还是一座隐喻与象征的迷宫，一不留神，就会着了道儿。考察朱元璋屡次大兴文字狱，其规模，其严酷程度，其无中生有、疑神疑鬼的荒唐劲，都可推断出这件事对他的打击与伤害，是多么令他沮丧、物伤其类且怒不可遏。浙江府学训导林元亮为海门卫官作了一篇《增俸谢表》，内有“作则垂宪”一词。朱元璋想，这是说我呢，“则”与“贼”同音，暗讽我当过贼啊，诛！
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替都司作《万寿贺表》献给朱，内用“垂子孙而作则”一句。朱元璋想，还敢说我做过贼，诛！
祥符县学教谕贾翥替本县县官作《正旦贺表》，内有“取法象魏”一句，朱元璋想，“取法”者，“去发”也，这是讽刺我当过和尚啊，诛！
尉氏县学教谕许元为知府作《万寿贺表》，内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朱元璋想，“法坤”音同“发髡”，还是剃发的意思，诛！
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作《正旦贺表》中有“睿性生智”，“生”与“僧”同，被视为骂太祖当过和尚，诛！
怀庆府学训导吕睿作《谢赐马表》中有“遥瞻帝扉”，被视为“帝非”， 诛！
台州训导林云作《谢东宫赐宴笺》中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法坤”与“发髡”同，“藻饰”与“早失”同，诛！
德安府学训导吴宪作《贺立太孙表》中有“天下有道”，“道”与“盗”同，诛！
杭州教授徐一夔贺表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被视为大不敬，诛！
状元张信训导王子，引用杜甫诗“舍下荀穿壁”出题，被认为讥讽天朝，诛！
……
杀杀杀，干掉干掉！一时间人头落地，腥风血雨。表面看来，朱皇帝逐渐无法容忍任何谐音以及字词的联想义。仔细琢磨则不难发现，他所敏感的，正是有可能指向他出身的这些字词的同音或近义语：盗贼，和尚。从这点来说，贵有天下的朱元璋，终其一生，也自认为“盗贼”、“和尚”这两种经历是他最不愿示人的疮疤。跟阿Q一样，他的身份焦虑，从来都是一个问题。更可怕的是，他的检查对象终于突破了“天下所进表笺”的范围，而直驱文学领域。
陈养浩诗云：“城南有嫠妇，夜夜哭征夫。”朱元璋嫌其“伤时”，将作者“投之于水”溺死。
一寺院墙壁上题布袋佛诗云：“大千世界活茫茫，收拾都将一袋藏；毕竟有收还有放，放宽些子有何妨！”朱元璋疑其嫌法度太严，尽诛寺僧。
高僧来复有诗云：“金盘苏合来殊域，玉碗醍醐出上方；稠迭滥承上天赐，自惭无德颂陶唐。”朱元璋杀他的理由是：“殊”，同“歹朱”。
状元张信，书录杜甫诗：“舍下笋穿壁，庭中藤刺檐；地晴丝冉冉，江白草芊芊。”朱元璋腰斩他以警示读书人：“堂堂天朝，何讥诮(苦难)如此！”
明初“四杰”之一的高启有诗《题宫女图》：“女奴扶醉踏苍苔，明月西园侍宴回；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朱元璋认为“有所讽刺”而假手另一桩案子将高腰斩八段弃市。
张尚礼有宫怨诗云：“庭院深深昼漏清，闭门春草共愁生；梦中正得君王宠，却被黄鹂叫一声。”朱元璋认为作者“能摹图宫阃心事”，将其阉割了事……
不仅有许多大臣因文字屡遭不测，就连藩国朝鲜也不能逃脱。朝鲜国王李成旦进表笺，有犯上字样。朱元璋当即下令将进贡物品全部打回，还要朝鲜交出撰写此文的郑总。朝鲜十分恐惧，将郑总押送至南京。太祖下令，发配云南，仍令辽东都司不许高丽人通界，也不许商客贸易。
更有甚者，朱元璋连亚圣孟子也不放过。朱元璋曾说“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耶”！先是将孟子牌位撤出孔庙，后来因为文星暗了，朱元璋做贼心虚，才恢复孟子牌位。但是朱元璋实行八股取士，孟子的“对君不逊”让他难以容忍。接着，朱元璋下令删节《孟子》，一律删去书中被认为言论荒谬的共八十五章，占了全书的三分之一。删定后定名为《孟子节文》。被删的主要有七类：
一、不许说统治者及其官僚走狗的坏话：“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孟子·梁惠王上》）
二、不许说统治者要负转移风气之责：“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一正君而国定矣。”（《孟子·离娄下》）
三、不许说统治者应该实行仁政：“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诸侯有天下。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孟子·公孙丑上》）
四、不许说反对征兵征税和发动战争的话：“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缓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离。”“古之为关也，将以御暴。今之为关也，将以为暴。”（《孟子·尽心下》）“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孟子·离娄上》）
五、不许说人民可以反抗暴君、可以对暴君进行报复的话：“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弒君也。”(梁惠王下)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
六、不许说人民应该丰衣足食的话：“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孟子·齐桓晋文之事》）
七、不许说人民应该有地位、有权利的话，什么“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样的话要禁止。如果孟子地下有知，定然会气得从沉睡了千年的地底下站起来。
朱元璋的“文化大革命”影响深远，意义深远，教训深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