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他在一个生产队（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成立后， 改称“连队”） 共同生活了六年， 真个是“低头不见抬头见”， 几乎每天都要碰面， 点点头， 打个招呼，熟悉得不能再熟悉。而且， 我们还都算是兵团职工， 进不了“兵团战士” 的行列， 干的也是同样的工种———农工。要说差别的话， 只有一点： 他在后勤排， 我在农工排。平常， 我们每天都要下地干活儿， 他呢， 主要是在生产队驻地的房前屋后忙乎。
然而， 今天， 当我想要用手中的笔写写这位老兄的时候， 用尽心思去想， 却总也想不出他的名字！ 和他共事的时间， 当在三十几年前。虽说是经过了四分之一多世纪， 马上就要步入老年人的队伍， 而且， 身上开始有了一些老年痴呆症的症候， 但也不至于把以往的事情忘得如此彻底呀？！
冥思苦索了好长一段时间， 终于， 我弄明白了！
我根本不可能知道他的名字。因为， 三十多年前的时候， 我也不清楚他到底叫什么！ 不止我一个， 全连两百多干部职工， 恐怕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人都不曾知道。
形成这种局面， 只有一个原因： 他是个哑巴。全连上下， 包括连长、指导员， 干部职工， 男女老少， 一律称呼他“哑巴”。连领导也许知悉他的详细身世，负责发工资的会计应该知道他的名字， 但对我们普通职工来说， 除了知道他可能是山东人， 别的有关他的资料， 好像全是一片空白。至于他姓什么？ 叫什么？ 更是没有人理会。
所以， 在这里， 就称呼这位老兄为“Y君” 吧！
如此改变称谓， 当然有我的道理。自古以来， 我们中国人， 喜欢将不太顺耳的字眼儿顺着谐音改造过来。比如， 北京建国门附近的大雅宝、小雅宝胡同， 本来的名字是大哑巴、小哑巴。“哑巴” 两个字， 叫起来显然不大中听， 换成了“雅宝”， 住在那里的老百姓， 无论是听别人说还是自己说给别人听， 感觉肯定不一样， 心里都会有一种愉悦的感觉。
总之， 这么改一下， 大得人心！
既然前人敢将哑巴改称“雅宝”， 我这里喊哑巴一声“Y” 君， 也是顺理成章的吧？
虽然既失聪又失语， 但Y君绝对是一位“另类”， 如果不是和他深入交往，你很难一眼看出他是个残疾人。
中等身材的Y君， 腰板挺得溜直， 行动敏捷、干净、利索， 干活儿从不拖泥带水， 用东北话说， “刹利” 得很。和众人在一起的时候， Y君选择的位置十分巧妙， 不远不近， 若即若离。他绝不会抢在最显眼的地方， 突出自己的影响， 妨碍他人的正常交流， 更不会躲到阴暗的角落里， 让别人忘记他的存在。这一切，又都是从从容容地流露出来的， 看不到半点做作或是装腔作势， 如同连队四周平展展的黑土地， 真切而自然， 一览无余。现在回想起来， Y君真像是一位训练有素的配角演员， 在舞台上， 不抢主角儿的戏， 也不忘记自己的独特身份， 一招一式， 拿捏得恰到好处， 令人叫绝。
那时候， 在北大荒， 我们的穿着都十分随便， 一件破棉袄， 挡风、挡雨， 还挡寒。衣服挂个口子， 随意缝上几针， 即使还露着棉花， 也能将就。Y君可不一样， 他总是穿戴得整整齐齐， 衣服上虽然有不少补丁， 但无不缝补得平平整整，针脚均匀， 边是边， 角是角， 那手艺绝对超过自认为心灵手巧的女知识青年。Y君头上常戴一顶蓝色的“解放帽”， 干干净净， 端端正正， 须臾不离。说来也是奇怪， 我好像从来没见过他摘下帽子的形象。个中因由， 却始终没有弄明白。
不像一般聋哑人那样“咿咿呀呀” 地叫个不停， Y君从不轻易开口。他的脸上， 总是挂着笑容。那是一种轻松的、坦直的、自然的、童稚一般的微笑， 真个是不卑不亢， 不谄媚也不勉强， 素面朝天， 坦坦荡荡， 非常容易为人所接受。全连上上下下， 男女老幼， 和Y君见面， 看他笑， 也会回之一笑。彼此之间， 虽然没有言语的交流， 但一切尽在不言中， 更有味道。
写到这里， 我真的为自己手中的笔感到惭愧。因为， 我实在不知道， 该用什么样的文字， 完整而准确地描绘出Y君独具特色笑容的丰富内涵！ 语言的表现力， 实在是太有限了。如果我有绘画的才能， 把Y君的笑容画下来， 或是用照相机把他的笑脸完整地记录下来， 让你们实实在在地感受一番， 该有多好！
看到这里， 朋友们可能会发出疑问： 你说的这位Y君， 不过是北大荒一个普普通通的农工， 又是一个残疾人， 他果真有你介绍的这么好吗？
当然， 我可以向毛主席保证， 在我们连里， Y君的的确确是大家公认的模范人物。
20世纪70年代的北大荒， 最受人尊敬的模范人物， 应该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 再就是贫下中农。我们连队就有一位口才极好的贫下中农， 虽然认不得几个汉字， 但出口成章， 语言极其生动， 讲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事儿来， 俏皮话一套一套的， 总能引起满场轰动。就这样， 他从连里讲到营里， 又从营里讲到团部和师部， 处处受到欢迎， 披红戴彩， 红极一时。
Y君不能像正常人那样开口说话， 当然无法宣讲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体会， 但用我们连领导的话来说， Y君是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扎扎实实地宣传和实践毛主席的伟大教导， 更为难能可贵。
这么评价Y君， 包括我们那些心高气盛的知识青年在内， 还都是挺服气的。
Y君干活儿， 那是没得说， 钉是钉， 铆是铆， 踏踏实实， 认真负责。更让人感动的是， 他不止本职工作做得好， 还能处处为别人着想， 想方设法帮助他人。看到老年人、妇女打水， 他肯定要跑过去帮助摇几把辘轳。乌云越过附近的尖山， 眼看暴雨就要来临， 晒场上会一片忙乱， 这时候， 只要你细心观察一下， 绝对能看到Y君匆匆赶到的身影。冬季里天寒地冻， 到井台的路上结满了冰， 老远看到的挥锹铲冰的人， 不用说， 十有八九准是Y君。他好像是个不知疲倦也不需要休息的人。中午， 大家都在睡午觉， 他呢， 不知道是从哪里弄来些树条， 三缠两绕，编织出一个个结实耐用的小筐子， 送到各个宿舍， 供大家使用。
Y君做的都是些小事， 但却是一般人难于做到并难于坚持的小事。而且， 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他又不可能抱有惹人嫉妒和议论的动机。就他的身体条件， 不可能得到职务上的升迁， 也不会被推荐上大学呀！
日久天长， 不能不让人对Y君刮目相看。好像是在1972年前后， 要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周年， 团里组织我们几个人， 集中创作文艺作品。我在团部招待所里冥思苦索了好几天， 最后， 还是靠以Y君的事迹为基本素材的一篇东西， 勉强完成了任务。后来， 团里自行印刷了一本小册子， 我的那篇文字也被收列其中。而今， 时光已然漂过了将近四十年， 当时那篇如果能被称为作品的文字， 在我的记忆中只留下了淡淡的一点影子。我相信， 假如哪位朋友手中还保存着那本油印的小册子， 也许还可以放进我们八五二农场的场史陈列室呢！
自从写了上面说的那篇文字之后， 我觉得自己和Y君之间的关系有了不小的变化。尽管我相信， 他并不知道我写了他的诸多先进事迹， 因为他不识字， 也不会听别人说起那本小册子， 但通过搜集有关他的材料和具体的写作过程， 我对他的感触（确切地说， 是好感） 确实深化了许多。和他再见面的时候， 我会主动冲他笑一笑， 有时候还会不经意地拍拍他的肩和背， 用他能理解的肢体动作， 表示自己的好感。
所以， 那一天中午， 顶着火辣辣的太阳， 跌跌撞撞地走到Y君身边的时候，我也是不由自主地向他所在的方位靠了靠， 想和他打个无声的招呼。
在三伏天， 炎热的农忙季节， 由于劳动强度明显地增大， 午饭后几十分钟的午睡， 就成了所有的农工都非常珍惜的特别享受。为了尽可能地争取多睡几分钟， 我们简直想尽了所有的办法。举个例子： 为了缩短剥掉蒜皮再吃蒜的时间，有个老职工教我们， 先将蒜头咬一下， 把蒜头咬开， 然后捏住两头， 把蒜瓣儿硬生生挤出来， 直接放到嘴里吃。对类似的生活经验， 我们都是来之不拒， 一句话， 只要能帮助大家养足精神以应付下午的繁重劳动， 任何招数都能得到广泛的欢迎。
而我在午睡最甜蜜的时候走出宿舍， 实在是出于难以启齿的原因： 那几天，也不知道吃错了什么东西， 弄得本人腹泻不止， 痛苦万分， 不得不接二连三地往厕所跑。前面， 我用了“跌跌撞撞” 四个字， 也是实情。一者， 接连腹泻， 有些体力不支； 二者， 当时正睡得糊里糊涂， 很不情愿地起身， 走起路来自然摇摇晃晃， 难以自持。
就这样， 我渐渐地靠近了Y君。然而， 当我走到离他只有七八步远的时候，却猛然间停下了脚步， 头脑也在瞬间恢复了清醒。
我好像听到了十分特别的声音， 看到了十分特别的情景！
仔细望过去， 简陋的凉棚下， Y君闷头坐在他的小马扎上， 却不像往日从从容容编筐的样子。他的双手在两腿间快速地动作着， 嘴里哼哼唧唧地发出毫无规律的声响， 额头上挂着一排排细密的汗珠！
我一下子明白了， 他这是……
仿佛是被雷电击中一样， 我忽然间呆住了。而且， 说不清为什么， 我的脸立时发起烧来， 好像自己做了多么荒唐的错事一样， 趁Y君还没有发现， 我赶紧返过身来， 快步跑回了宿舍， 连刚才紧迫的内急都给忘掉了。
回到房间， 躺到火炕上， 我的心还在激烈地跳着， 额头上也仿佛渗出了汗珠儿。好险哪！ 幸亏我动作快， 没有为Y君所察觉。如若不然， 那场面会有多尴尬！ Y君也是位自尊心极强的男人， 毫无准备地将自己最不愿为人所知的一面暴露在他人面前， 情急之下， 说不定会做出何等激烈的反应。擦着额头的冷汗， 我的心总也平静不下来， 反反复复地过滤着刚刚的情景， 真个是心乱如麻， 不知该怎样清理自己的思路。那一刻的心境， 用语言实在无法细致地描述。
那天的事情如果发生在今天， 也许根本不算什么。Y君的那些动作， 世界上大多数男人和女人， 在特殊的年龄阶段， 可能都经历过。用现在的语言表述， 算是“自慰”， 自己安慰自己而已， 没有什么了不起。人们可以从容地利用各种语言或者文字， 在不同的场合， 对此进行平静的讨论， 根本不会产生羞耻感， 更不会产生罪恶感。但在我们生活的那个年月， 可不是这么简单。那会儿， 好像还没有出现“自慰” 这个名词儿， 人们， 包括有知识的学者和知识不多的普通民众，都管那叫“手淫”。朋友们应该知道， 在中国的传统认知中， 淫为万恶之首， 任何的人和事， 如果沾上这个“淫” 字， 很容易成为千夫所指的对象， 立时堕入深渊。
不经意间， 看到自己不应该看到的生活场景， 知悉了Y君不愿意为人所知的隐私（当然， 那时候， 我们还不会使用这个名词）， 真的给我带来了极大的压力。
我根本没有想到， Y君会有这种表现， 如果将这个事情披露出去， 肯定会在相当大的范围造成轰动效应。Y君的先进形象立刻会成为泡影，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 说不定他会因此而成为“革命大批判” 的对象。
我知道， 大多数失语失聪的人， 性情极为冲动， 如果真的把他拉到批判会上， 弄不好， 他会将自己逼入绝路！ 那种情景， 实在是太惨烈了。
想到这些， 真觉得心里一阵阵发冷。思来想去， 不管怎么样， 总不能把Y君逼向绝路吧？ 而且， 横看竖看Y君， 确实是一个好人。在写过那篇文字之后， 我更坚定了自己的看法， 对Y君的敬意也是一日甚似一日。尽管当时的形势要求我们必须勇于冲锋陷阵， 积极展开革命大批判， 和一切违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象作坚决的斗争， 但我实在无法下这样的“狠手”。我觉得， 靠揭发他人谋取名誉和地位太可耻， 而且， 依我当时的思想状态， 也不需要类似的名誉和地位。于是， 我暗暗下定了决心， 无论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绝对不能将今天看到的一切透露给任何人， 就让它们烂在自己的心底吧！
虽然， 靠自己的思想斗争， 解决了这个上面说的难题。但从那一天之后， 当我再次看到Y君的时候， 心里总会萌生出某种异样的感触。我在他的脸上看到了一些些忧郁和不安， 感觉到了一些些烦躁和冲动。我还发现， 在和连里的女同事目光对视的时候， Y君的眼睛里常常会闪烁出一丝丝羞涩和喜悦。而且， 他的目光时常会停留在女青年饱满的前胸和丰润的臀部， 尽管停留的时间不是很长。而这一切， 以前我从来没有发现过。
慢慢地， 在对Y君的观察和思考中， 我逐渐意识到， 虽然Y君是个失语失聪的残疾人， 但在很多方面， 他也和平常人一样， 有着平常人的平常要求， 同样会被异性所吸引。他应该比我们这些知识青年大上七八岁， 早该到了结婚的年龄。可是， 他周围的人， 也就是我们这些肢体和器官均属正常的人， 似乎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更没有任何人帮助他操持这一切。我虽然想过这个问题， 但并没有采取过任何行动， 甚至可以说， 连采取行动的意识都没有产生过。
数年之后， 我离开了工作七年的农业连队。后来， 我又离开了北大荒。转瞬之间， 几十年过去了， 但在那个炎热的中午发生的事情， 以及和Y君相关的点点滴滴的生活场景， 始终在我的脑海里留有深刻的痕迹。
记不清是在哪一年了， 突然听到Y君去世的消息， 而且， 听说他是自己将自己送到另外那个世界去的！
得知噩耗的时候， 痛心之余， 我还感受到了一种强烈的震撼。
一个活生生的人， 就这样令人遗憾地离去了。如果不是受到极为强烈的刺激， 对全部生活失望乃至绝望， 怎么能下决心走到这一步？
Y君两耳失聪， 听不到他人对自己的任何议论， 不会像阮玲玉那样， 因经受不住莫名其妙的谣传而自绝于世。Y君不识字， 也不会因看到辱骂攻击自己的大字报而轻生（他是个人缘极好的人， 在我们的生产队里， 绝不可能出现对他的人身攻击）。
虽然， 不知道Y君离开这个世界时的所有细节， 更不清楚他之所以如此行事的全部动机， 然而， 我强烈地意识到， 作为Y君往日的同事， 我们， 当然也包括我， 也许还应该包括我们生存的社会环境， 都对Y君怀有某种说不清的歉疚！
我们需要他。因为， 他为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做出了相当多的贡献， 为我们提供了细致入微的体贴和帮助。
我们的集体也需要他。他用自己的模范行为， 为大家做出了榜样， 为领导调动其他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提供了诸多方便。
可是， 他需要什么， 我们清楚吗？ 我们为他提供过帮助和方便吗？
恐怕我们之中的任何人， 都无法做出肯定的回答。
由此想到曾经和我们并肩工作， 并坚持走在我们前面的那些英雄模范人物。
相对于他们为我们做出的努力和贡献， 我们和我们的社会， 给了他们多少努力和贡献呢？
写到这里， 心底不由地涌出一些沉重的感觉。
不多说了， 大家都认真想想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