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子瑜治学“八字真言”是“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它贯穿了郑子瑜整个学术生涯。他在《我的治学经过》中曾解释这“八字真言”：“我一开始写学术论文，就立志要做到每一篇论文都要有我自己的心得，自己的意见，确是别人不曾提过的，或是对某一事物某一问题有新的发现，而这发现是由我自己得来的。”这确是他一生苦学奋斗的目标。
他所涉猎的广泛学术领域中，包括中国近代文学——黄遵宪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周氏兄弟、郁达夫研究以及中国修辞史研究三大领域，成果卓越，新见迭出。尤其是他长期处于非学术性岗位上，而利用空余时间，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作生命的透支，日夜兼程，伏案笔耕，为研究华夏传统文化作出的努力，令人钦佩。
郑子瑜的学术贡献是多方面的。在黄遵宪研究上，他利用身处南洋的有利条件，广搜资料，弥补了黄遵宪研究中有关海外方面史料上的欠缺。尤其是与日本友人实藤惠秀合作、整理、校订了《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为学术界全面了解黄遵宪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史料。他的《人境庐丛考》更是旁征博引，利用文学研究者尚未曾注意到的史料，为黄氏辩诬，还其本来面目。又利用自己对黄氏资料的透彻理解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与南洋华文传统的广博知识，将马华文学起源上溯至14世纪初。
在周氏兄弟及郁达夫研究上，郑子瑜不但是搜集、出版郁达夫旧诗词的第一人，而且以传统的考据学来探索郁达夫旧诗，并取得世所公认的海外学者名誉。他的努力，使我们进一步了解了新文学大师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渊源关系。对周氏兄弟新诗及其杂事诗的研究，被誉为“筚路蓝缕，功不可没”；其《鲁迅诗话》以及《论周氏兄弟的新诗》等著作在鲁迅诗作研究上具有开创性质，而对周氏兄弟的文学观比较研究上，也具有视角新颖的开先河作用。
而郑子瑜以《中国修辞学史》为代表的修辞学研究，更是独具一格，填补了修辞学史上一项工程巨大的空白。这些论著以不拘辞格，重在讲史，博采古今成说又实事求是而饮誉世界汉学界，表现了洒脱、冲劲和勇于向权威挑战的学术品格。
郑子瑜在学术上的创见是举不胜举的，仅以《中国修辞学史稿》为例，他论证了宋代陈骙《文则》是第一部论文的修辞法的专著。明代谢榛《四溟诗话》是第一部论诗的修辞法专著，指出梁刘勰《文心雕龙·宗经篇》第一次将“修辞”二字连用，指出李白《丁都护》诗用典舛误，苏轼《咏梅》诗用词失当，指出鲁迅在《匾》所说乡间笑谈源自清代崔述《考信录》……，这种例子，在郑子瑜一生研究成果中举不胜举。“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成为他治学一大特征。如《论〈史记〉修辞之偶疏》一文中，列举了文章巨匠司马迁文章的多处失误。
郑子瑜这种求真求实的品格所形成的原因是什么呢？笔者认为来自两个方面。首先是与作者的身世有举足轻重的关系。郑子瑜一生饱受凌辱，而不自甘沉沦，在艰难环境中培养自己的自信心和自尊感以及不畏惧权威的胆量。他不幸的青少年生活以及贯穿其生涯大部分的困苦，是铸造他学术品格的原因之一。心理学者十分重视童年的经历对人一生的决定作用。郑子瑜出生于一个破落的知识分子家庭。当他问世的第一声婴啼开始，便注定了他在那个内忧外患时期中悲剧性的命运。他饱尝了人间的痛苦，现实生活榨干了他的泪泉，幼小的心灵承受了已经到了极点的心理负荷，似乎被人遗忘在人生的一隅之中。“慈仁里巷无仁者，只掷泥沙不掷钱！”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他与孤独、冷眼、辱骂、欺凌为伍。于是，他产生了一种反抗欲望来企望使命运有所改观。当这种反抗欲望与他所热衷的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之后，他产生了一种以学术谋生路的愿望。我们从他童年、青年的遭遇中可以说，这种经历蕴藏于他心理能量最深沉的部分，即潜意识中。童年的压抑生活并没有使他向往自由学术之心泯灭，当与渗入血液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结合在一起时，他产生了一种超常的胆量和人生企求。另外，这种学术性格与他所受的中国传统教育有密切关系。中国传统文化中那种参与意识和使命感始终是郑子瑜人生的支柱。当然，我们不否定郑子瑜学术品格的铸成还有中西文化撞击、融合的因素，他虽然没有受过西方的正规高等学院熏陶，但他处于一个特定的年代和环境，自然很明显地其学术品格融入欧美进步的思潮，并受其感化而在学术上显现出来。郑子瑜学术风格实际上是其人格风范的折射。他将其高尚的人格力量反映在治学上，不从流俗，独立自尊，铸造出当代华夏学人独到的品格。
